台灣疫情終於爆煲，之前台灣一直吹噓自己是抗疫模範生，確診數字極少，排在世界的前列。
台灣最近終於爆疫，主要是一個華航機師的群組開始。雖然疫情已在社區擴散，上周台灣的衛生專家已表示有社區感染，但台灣的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卻一直不肯確認有社區感染。該中心的指揮官陳時中當時只是說：「目前台灣的疫情已在社區感染的邊緣，距離社區感染非常近了。」而這已經是一星期之前的事情。台灣周二(5月11日)有7宗本土確診，6宗來源不明。有這麼多來源不明個案，已經明確顯示當地有較廣泛的社區感染。到周三(5月12日)更有16完本土確診，疫情在擴散中。
台灣這一波疫情，主要源於華航貨機機師群組爆疫。4月20日，台灣有兩宗新增確診個案，兩人都是華航貨機機師，接著又出現印尼籍的華航貨機機師飛澳洲的時候，檢疫時確診。隨後出現很多與染疫機師相關的個案，包括機師的家屬，以及用作華航機師隔離的諾富特酒店人員。至5月10日華航/諾富特酒店群組已出現36個確診個案，而這些確診者的足跡已走遍了台灣，此後當地很多地方都出現確診個案，當局懷疑是諾富特酒店群組傳出來的，而疫情已經在社區中不斷傳播，很大部份已追蹤不到傳播源頭。
華航/諾富特酒店群組有36個確診個案。
台灣此次疫情爆發，曝露幾個問題：
一、檢疫要求寬鬆。香港的檢疫要求一直以來都比台灣嚴厲。就以機組人員檢疫為例，香港所有由海外抵港的機組人員最少要隔離14天，來自疫情嚴重的地區更要隔離21天，香港至少有3宗隔離21日後才確診的個案。而台灣此前的機師檢疫時間只有3天，如果機組人員在外地感染了新冠病毒，這麼短的隔離時間，如何可以阻止病毒流入社區呢？
二、檢疫政策執行粗疏。台灣不但可以全幢酒店做檢疫酒店，甚至可以申請分層做隔離酒店。諾富特酒店是華航屬下酒店，共有兩個館。事後發現，確診的華航機師在諾富特酒店一館，但該酒店卻住在沒有申請一館作檢疫隔離。災難就此出現，一館並非檢疫酒店，普通旅客亦可以入住，期間有一個70人的旅遊團住在諾富特酒店一館，結果所有人都要隔離檢疫。疫情就可以透過諾富特酒店擴散出去。台灣隔離政策執行做得如此粗疏，難免出事。
三、疫苗不足。華航機組人員爆疫之後，很多人質問疑，為什麼不讓機組人員優先打疫苗呢？台北市市長柯文哲醫生出身，他就質疑話：應該讓機組人員優先打疫苗。結果與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隔空對罵，陳時中說既然某些人這樣聰明，為什麼在安排疫苗接種次序時，卻沒提出這個意見？
其實罵戰背後，不單純是決定誰先打疫苗，而是台灣疫苗有限，只有有限的阿斯利康疫苗。疫苗少，又不想向大陸求助，只能睇餸食飯，只能讓最高危的醫護人員接種。
台灣之所以成為所謂的「抗疫優等生」，其實一靠的是少檢測，少檢測，自然少發現。二是靠運氣好，寛鬆防疫也未爆發。現在希望台灣能夠大力提高警戒級別，盡快控制疫情。
台灣爆疫，香港也需注意。首先是香港有很清晰的酒店隔離政策，但政府也需要加緊巡查，確保酒店不會違犯營運；其次香港疫情近日相對受控，早前的印度變種病毒未在社區擴散。不過仍要注意台灣疫情，假若台灣疫情大爆發，就要收緊台灣入境者的檢疫要求。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