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系列活動第六期於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著名學者、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金沖及在這次講座中，回顧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歷史發展畫卷。講座的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曾有西方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於權力鬥爭。金沖及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說，這個話是很說不通的，我們要問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的權力當時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誰能夠跟他的聲望與權力相比？不存在這個問題。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個人的權力，那用不著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那樣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站不住了。
那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麼？他到底錯在哪裏？我們要吸取哪些教訓？下面我們摘編講座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小標題為編者加。
本期文史大講堂的現場視頻及文字實錄將在近期發佈，敬請關注。（人民網文史頻道 吳皓）
毛澤東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鄧小平跟法拉奇的談話里說了那麼幾句話，他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做了錯誤的估計。”
為什麼毛澤東那時候提出要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在他看來，頭腦里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中央領導層中，對有的問題的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產到戶，批判很突出的一條是「單幹風」。當時有的同志提出的還不僅僅是包產到戶，提了分田到戶。大家知道包產到戶所有制不改變，是管理制度的變化。分田到戶，那就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當然提出來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為權宜的臨時措施，但這對毛澤東來講，這可了不得了。當時國民經濟比較快地恢復，毛澤東就感到原來有些人對困難估計得太嚴重了。
另外，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裏還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這些黑暗面要被作為一個階級來打到。他批在什麼地方呢？是當時農業機械部的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一封信，他說，我這一次到洛陽拖拉機廠去蹲點，我知道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他說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幹部在我們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就處在當權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權為所欲為，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的企業就可能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薄一波在信上批,這是個問題，它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在這個上面批，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種狀況不改變，“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打倒。”當時「四清」裏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報告。當時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還有一個就是彭德懷再次上書，他認為是「翻案風」。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講，毛澤東曾經跟她說了那樣一段話，「我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
「文革」開始那一年，他73歲，他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國家改變顏色，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跟阿爾巴尼亞一個代表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和幾個人講，剛才講的幹部問題，現在幹部那麼多人，我們也不可能都認得，誰了解他，只有群眾了解他，只有發動群眾，充分來揭露，揭露來以後，在他看來，你是正確的，說一說也沒有壞處，將來再重新出來。不好的，這樣就可以發現，把它去掉。他還說，杜勒斯要把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寄託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們發動紅衛兵，讓他們年輕時候經過那麼一場鬥爭，當時稱為反修的鬥爭，他們長大了就能夠知道中國如何避免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他是這樣的一套想法，所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犯了兩個非常極其的錯誤
那個時候已經進行了「四清」了，搞過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為什麼還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辦法只是枝枝節節，他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極其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是他把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問題的性質判斷錯誤。
他把這些問題認為都是要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尤其是他認為他不在了，今後國家會不會變顏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裏面提到，“混進了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有朝一日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改變顏色。”實際上，這種看法完全是混淆敵我、混淆是非，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四清」時就講，看來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當時少奇同志還補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擋不住。當時就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嚴重。
第二個是採取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
應該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它的黑暗面，但這個黑暗面怎麼來消除，這要靠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採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東西。毛澤東當時發動群眾，一開始可以讓「群眾來一個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沒有正確的引導，中國6億人口的國家，情況複雜，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我們的經歷可以看到，往往因為在社會上，那時候是社會主義真正特權者人數很少，無非是待遇高一點兒，有的還有一點特權，一個是領導幹部，另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你現在號召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下，以前凡是自己覺得不得志的，幾乎都起來了。從我所接觸到的事情來看，平時所謂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來一下惡性的大爆發。在中國，如果不加引導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這個裏面渾水摸魚，製造很多事件。毛澤東的那個階級鬥爭，想通過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等等，完全是錯的，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些錯誤認識，集中地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另外那個時候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也有許多年輕人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起來「造反」的。由於集體領導的破壞，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也使得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糾正錯誤，所以導致讓悲劇的發展到達到一切、全面內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非常嚴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澤東關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檔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過的文件，畫過一道線的都保存著，而且附件都還在，人家的來信、報告，附件也在。那麼多的檔案看下來，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麼多的錯誤，但有很多事情情況的發展，往往並不是他所預期的，甚至於有相反的。比如說時間搞多久。
我在檔案中看到的，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想到會延長到十年之久，但頭兒一開，只能是按局勢的發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在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說，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再多一些時間。1967年1月全面奪權開始，他說現在兩方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2、3、4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還要長。全面奪權以後，各地的武鬥愈演愈烈。
對於武鬥，毛澤東很吃驚，他跟很多外賓講，「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後，時間越拉越長，到1969年要開九大了，他覺得這是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轉折了，所以討論文件時說，“文革小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屆二中全會又發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澤東又開始病得很厲害。
大家知道，高文謙寫了一本《晚年周恩來》，他在序言裏面講，周恩來死了以後，毛澤東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澤東喪盡天良，怎麼能幹這件事兒。問張玉鳳，因為放鞭炮的是張玉鳳。她說：大家看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我們天天伺候著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總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去世後，毛報過一次病危。在那時候的1月底，當時北京沒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處響起鞭炮聲，毛看著人家都回去過年了，說就你們幾個陪我這個病人，你們也拿兩個鞭炮去放放。高文謙說的彷彿也有根據，周恩來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澤東是1月份說的讓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質都不一樣。現在很多人搞這些花樣，什麼手段都有， 「謊言說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國人可能習慣了，只要是排成鉛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講，覺得至少是無風不起浪，不會是憑空來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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