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影節上，特別為一位電影導演舉辦了百年誕辰紀念影展活動，重金修復了他以往的幾部作品，在「向大師致敬」的單元里作特別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殺的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終於得見天日。不過因年代久遠，影片放映時屢遭中斷，屏幕泛黃起泡——膠片被熔，磕磕絆絆放完全程。而這曲折，恰是這位導演後半生命運坎坷沉浮的縮影。
影事業；只愛一個女人——我的母親黃晨。”但這個耀眼的藝術生命，終為時代所累，新中國後不僅拍片動輒得咎，難施抱負，而年輕時與江青結下的友誼，更成為意想不到的沉重負累。這個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時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難再續。
20歲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影成為他最大的課餘愛好。因熱愛文藝，1928年，17歲的他不顧父親阻撓，大膽選擇輟學，考進了田漢和歐陽予倩等人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
鄭君里的藝術生涯始於表演，在這片天地里，他如魚得水，首先便在戲劇舞台上嶄露頭角。1929年冬天，鄭君里和同學陳白塵等人組建了「摩登劇社」，1931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參與了《娜拉》、《欽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劇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與他演對手戲的正是江青。
從30年代起，共產黨開始著手在上海發展左翼電影，鄭君里也由話劇舞台轉戰大銀幕，他於1932年簽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年輕時的他眉目清秀，氣質出眾，馬上片約不斷，相繼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電影，迅速躥紅。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為聯華影業並肩的男、女一號，聯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鄭君里在戲劇舞台和電影銀幕來回穿梭，遊刃有餘，在業內以形體動作洒脫自如、並善於把握角色的內在情緒著稱，20歲就已成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執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創下解放前最高的觀影紀錄
「演而優則導」是演藝圈流行的規律，但鄭君里改行做導演卻是急流勇退，因為他對自己的表演總不太滿意，覺得自己國語說得也不標準。1939年，鄭君里小試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戰紀錄片《民族萬歲》。當時還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賓，被選為片子的群眾演員，跟隨攝製組到了青海湖邊海北草原，在那裏遭遇一個藏族姑娘卓瑪，為她寫了一首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這首歌使王洛賓一炮而紅，也成為他傳唱最廣的一首歌。
拍攝劇組輾轉於陝西、寧夏、青海諸省，異常艱苦，期間鄭君里還翻譯了著名的《演員的自我修養》一書。他白天拍攝，晚上就伏在油燈下翻譯，因為英語基本靠自學，於是找來一本英俄互譯字典，通過英文來譯俄語。他是第一個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紹到中國的人。斯氏是俄國現實主義戲劇流派的創始者，在《演員的自我修養》中提倡演員不應模仿形象，而是「成為形象」的體驗派表演，最終奠定了世界三大戲劇表演體系之一的斯氏體系。這一表演體系長期佔據著中國的話劇舞台和銀幕。
1945年抗戰勝利後，鄭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產黨背景的崑崙電影公司工作。他以執行導演的身份，與當時因《漁光曲》已聲名遠播的大導演蔡楚生合作，拍攝出一部影史傑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長達210分鐘，「縱貫八年，橫跨千里，淋漓盡致地描畫了戰爭中的前方和後方，生離與死別，斷壁殘垣與綠酒紅燈，幾乎可以當做一部抗日戰爭的編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創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觀影人次紀錄——短短三個月時間，共有71萬多人次觀看了本片，平均每7個上海市民中就有1個人看過此片。
誰能想到這部恢宏巨片，卻經歷著中國影史上少有的艱難拍攝環境。彼時內戰依然持續，國民黨肆意的經濟剝削，使得物質短缺，物價飛漲。有資料顯示，影片拍攝時僅有一部單孔攝像機，膠片常常用過期的，道具一切將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擺出的龍蝦和螃蟹實際上都死了好久，臭氣熏天……攝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頭還在打仗，只能白天佈景，晚上拍攝……
影片拍攝時，蔡楚生正患肺結核，不離床榻，幾乎所有實際的拍攝工作都交給了鄭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裏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攝，將其旨意盡最大可能體現到銀幕上。最後片子的剪輯也出自鄭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說：「沒有君里，就沒有我的電影。」鄭君里改行做導演，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顯露出非凡稟賦。
毛澤東將《烏鴉與麻雀》定為一等獎
1948年，上海崑崙電影公司的片場裏，兩桌人在玩遊戲，一桌打麻將，聲調特意拔高；另一桌則偏安一隅打橋牌，相比安靜許多，而仔細聽幾位的談話，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討一齣劇本的情節修改。這特意安排的片場「雙簧」，竟是電影《烏鴉與麻雀》的一種工作常態。
鄭君里於1948年拍攝的影片《烏鴉與麻雀》是一部諷刺現實的傑作。當時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影片將動蕩的時局濃縮於上海一棟弄堂的樓房裏，導演在異常狹窄的空間裏，通過靈活的鏡頭調度，使房東和房客們的眾生相顯露無遺，形象地記載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末日景象」。
當時的電影拍攝和上映，受到當局的嚴格監控和審查，為了避免被禁，《烏鴉與麻雀》的劇組也準備了兩份劇本，一份刪掉敏感的場景與對話送審；而最後的成片劇本，往往被藏在攝影棚頂的吊燈台上或稻草堆里。編劇執筆陳白塵更是不能出現在片場，因為他早早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到了1949年4月，影片還是被上海「警備司令部」要求停拍，當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膠片去審查。於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裝作打牌，防止特務突襲——“這等於在冒生命危險成就一份理想了”。
創作人員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復拍攝，並於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兩個時代。時光流轉6年後，文化部決定給建國以來的電影評獎。《烏鴉與麻雀》最初評為二等獎，周恩來聽聞這一結果，不大滿意：「這些人冒生命危險的戲，何以只有二等獎？」話傳到毛澤東那兒，他也贊同總理的意見，覺得該給這部片一個應得的地位，於是改評為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一等獎。
周恩來改定《林則徐》結尾
新中國成立， 38歲的鄭君里正值壯年，一心想為新政權拍些好電影。他馬上相中作家蕭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們夫婦之間》，講述小資出身的「我」和工農出身的妻子進城後產生的種種矛盾，反映出當時的一種普遍現實。在他看來，《烏鴉與麻雀》是為國民黨送終，而《我們夫婦之間》則是為新中國獻禮的警世之作。然而隨著輿論形勢的驟轉，影片受到了嚴厲批判，批評影片執意“歪曲工農幹部”，拷貝封存，不得公映。這一年對《武訓傳》聲勢浩大的批判，更將這股批判風推向了高潮。鄭君里與其他電影大師，從此不約而同地對現實題材敬而遠之。
影《宋景詩》，「戴罪立功」。真實的歷史中，宋景詩最終投降清廷，但為了政治需要，必須把他塑造成一位堅定的革命者，鄭君里與孫瑜絞盡腦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處理為韜晦之策。但這部“贖罪”片也於1955年短暫上映後入庫封存，屢遭碰壁的鄭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後，1958年鄭君里領到了新任務：拍攝《聶耳》和《林則徐》，作為國慶10周年的獻禮片放映。當時正值「大躍進」，有的導演為了放“大衛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個鏡頭，上影廠也做出每個劇組每天至少拍攝60個鏡頭的荒唐規定。這對於嚴肅認真、每天只能拍三四個鏡頭的鄭君里而言，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後來還是周恩來為鄭君里解了圍，廠長徐桑楚才為他開了綠燈。
《林則徐》的結尾也是周恩來所改。鄭君里最初設定的是，趙丹扮演的林則徐被清廷發配到新疆伊犁，他牽著馬越走越遠，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時，影片定格。不過周恩來看後認為這個結尾不夠昂揚，將自己讀到的一首寫三元里人民抗擊英軍的七言詩，轉贈鄭君里，指示最好照此來設計結尾，於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漁家女上戰場的一幕。更加「正確」的《林則徐》和《聶耳》在當時都贏得很高的評價，1953年就遞交過入黨申請書的鄭君里，也在這一年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周恩來說：「你要回回爐了」
1963年，鄭君里又應周恩來的要求接下一個新任務：將朝鮮轟動一時的電影《李善子》改編成一個中國版，名字定為《紅色宣傳員》，由張瑞芳主演。鄭君里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要完成得漂亮。
當年，鄭君里專門率劇組赴朝鮮拍攝，到了朝鮮，金日成親自安排他們體驗生活，每天劇組後面都跟著輛大餐車，隨時保證他們的飲食。可以說當時中朝雙方都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攝條件，但鄭君里曾對兒子鄭大里訴苦：任務太難！他分析道，彼時的形勢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朝鮮的「李善子」是一個以人情來感化落後群眾的典型，拿到中國來，情感化就是人性論啊！但他除了真實地表現人物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不久片子全部製作完成，周恩來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後意味深長地對鄭君里說：“算了，看來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庫。君里啊，你要回回爐了！”直至「文革」開始，鄭君里才恍然大悟，這個信號意味著他政治厄運的開始，而隨後發生的一切又與江青這個名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革」中江青將「最好的朋友」整死
影戲劇界著名人士：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江青、顧而已與杜小鵑相約一同舉行婚禮，大律師沈鈞儒證婚，主持儀式的正是鄭君里。這場文藝范兒十足的婚禮，一時轟動上海灘。而當年10月，鄭君里與南京金陵大學學生黃晨喜結良緣，席上惟一的女賓就是伴娘江青。可見兩人交情之深。
解放後，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江青去外地活動，住處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鄭君里夫婦到她住處用餐。趙丹的妻子黃宗英「文革」後回憶，1959年江青一次來上海，派車接來鄭君里夫婦、趙丹和她，吃了頓當時豪華得讓人咋舌的宴席。席間江青指著趙丹和鄭君里對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
式地抄家，闖入者們手法專業地只帶走日記、書信、手稿、相冊等資料。直到「文革」後解密，才知道幕後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達北京，即由江青親自一一燒毀。隨後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張春橋親筆批示，把在上海曾與江青共過事的人全部抓起來隔離審查，鄭君里再次在劫難逃。他們都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盡各種殘酷的迫害。
影的藝術家，可荒謬的時代已容不下他這點小小的理想。
參考資料：《黎明前的黑暗——》《看電影·午夜場》2009年9月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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