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鄧穎超與孫維世合影
當代詩人李瑛曾在紀念周恩來的長詩《一月的哀思》中寫道：「你不許我們為你譜一首頌歌，對你的傳頌卻響徹寰宇，你沒有一個親生兒女，全國人民卻都是你的兒女……」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一生無子女，但他們養育了幾十個烈士孤兒，李鵬、李湄和孫維世等烈士子女的成長都傾注了他們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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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
”李鵬是李碩勛烈士和趙君陶（趙世炎胞妹）的兒子。李碩勛曾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1931年9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在海南島海口市英勇就義，年僅28歲。趙君陶帶著年幼的李鵬東躲西藏，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1939年，周恩來和鄧穎超了解到趙君陶母子的下落後，便把李鵬從四川成都接到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後送他到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北碚區創辦的育才學校學習。1940年秋，李鵬接到通知，要他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前往延安。李鵬來到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這是李鵬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當時其他烈士子女一樣，他親切地稱呼他們為「周伯伯」「鄧媽媽」。周恩來也非常高興，對鄧穎超說：「這孩子都長這麼大了，越長越像碩勛了。」鄧穎超說：“我看更像君陶。”大家聽完都哈哈大笑。這時候周恩來看到李鵬有一點駝背，就用巴掌拍了拍他的背，然後又用拳頭輕輕敲了敲，對他說：“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這樣身體才健康。”這件事讓李鵬一直記憶猶新，因為到了延安之後以及在北京和周恩來再次見面的時候，周恩來都要特別看下他是否駝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既嚴厲又疼愛，時刻關心著李鵬的學習、思想與生活。
鄧穎超和李碩勛烈士的兒子李鵬在重慶紅岩村合影
1943年7月的一天，李鵬在延安學習的時候聽說周恩來和鄧穎超回到了延安，他激動不已。8月2日下午，李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跑到楊家嶺去看望周伯伯和鄧媽媽。他向周恩來彙報了自己在延安的學習情況，周恩來勉勵他一定要繼承革命先烈遺志，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努力學習工作，做國家的棟樑之材。
1945年11月，17歲的李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到前方工作。當李鵬向周伯伯和鄧媽媽辭行時，周恩來告誡他說，光組織上入黨還不夠，還要在思想上入黨，才能像先烈們那樣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同時親切地勉勵他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要有幹部子弟的優越感。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將一條毛毯送給李鵬，作為臨別紀念，而他們自己床上放的仍是兩條洗得發白的、普通戰士用的舊棉被。李鵬堅決不肯要，但周伯伯和鄧媽媽執意要他收下，他們慈愛地對李鵬說：「毛毯輕一點，背著好行軍。」
系，他沒有辜負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殷切期望，認真學習、努力工作。1983年6月，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後，已近80高齡的鄧穎超還專門囑咐他：「不要驕傲，不要脫離群眾。」很多人都以為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而李鵬在回憶錄中寫道：“周總理、鄧媽媽與我的關係，就是老同志與烈士後代的關係。因為周總理、鄧媽媽關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個，他們同樣關心愛護其他戰友的子女。”
誰說沒有，我們有十個！
”周恩來和鄧穎超照顧的烈士子女很多，能一直和他們保持著較多聯繫的是兩個「女兒」：一個是李湄，一個是孫維世。
李湄是李少石烈士和廖夢醒（廖仲愷長女）的女兒，周恩來是在1942年8月認下李湄這個乾女兒的。那年，周恩來調廖夢醒協助宋慶齡恢復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由宋慶齡在香港成立的國際性救援組織）的工作，廖夢醒帶著李湄從澳門到了重慶，周恩來當即在曾家岩50號請她們吃飯。見到周恩來後，李湄親熱地叫了一聲周伯伯，周恩來高興地說：「叫乾爹吧！」就這樣，李湄成了周恩來的乾女兒。1945年10月8日，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李少石在重慶遇害，周恩來聞訊後立刻把他的妻子廖夢醒和女兒李湄接到八路軍辦事處。為了鼓勵失去父親的李湄在學習和生活上有更大的進步，11月18日，周恩來親自給她題了一幅字：“自力更生，前程遠大！”不久，他派人把李湄送往香港，同她的外祖母何香凝暫住。1949年4月，何香凝在女兒廖夢醒的陪同下，帶著外孫女李湄和孫女廖蒹、孫子廖暉（廖承志的兩個孩子）從香港來到解放後的北平。其後，李湄到華北大學的一個政治訓練班進行學習，培訓班夏季畢業時，正趕上南方一些城市陸續解放，學員們都積極要求南下。當時，李湄也想參軍到南方去工作，可母親廖夢醒正陪同鄧穎超在上海，準備接宋慶齡來北平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她擔心母親不同意自己的想法，著急的李湄想到了乾爹周恩來。於是，她便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1949年7月23日，周恩來寫給李湄的回信。
周恩來見信後，立即給李湄回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信中說：「七月二十三日來信收到。你是否應該立即工作還是繼續學習，應由學校負責機關及你所屬的團組織來決定，我們不應從旁干涉的。你要問我個人意見，我不反對你工作，但工作地區不宜離開你媽媽太遠。到群眾中去，北方有群眾啊！」信雖然很短，卻既考慮到李湄的願望，同時提醒她別忘了自己應盡的義務，盡顯他對李湄母女的關愛。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的戰友。1917年春，孫炳文經好友介紹，結識了當時的滇軍將領朱德，兩人一見如故、英雄相惜，頗有相識恨晚之感。1922年9月，他們懷著救國救民的革命理想同往馬克思的故鄉德國考察學習，而此時的孫維世才剛滿1歲。11月，孫炳文和朱德在德國柏林，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共同的理想，使他們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1924年，周恩來奉調回國，次年，孫炳文也在中共黨組織的安排下回到廣州，任黃埔軍校教官，同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校秘書。1926年，孫炳文在廣州和周恩來見面時，懷抱著5歲的女兒孫維世，從那時起，她便一直稱呼周恩來為「周爸爸」。1927年4月，孫炳文在上海龍華慘遭敵人殺害，之後，孫維世和哥哥過了10年顛沛流離的生活。1937年，16歲的孫維世和哥哥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參加抗日。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覺得孫維世年紀太小，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孫維世站在門口哭泣，剛好被周恩來遇見，立即上前詢問，才知道她是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於是馬上把她帶進辦事處。周恩來端詳著這個早在廣州就熟識的機靈孩子，連連叫著她的名字。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並寫信給她的母親任銳，表示他們願把這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女兒。此後，他們給予孫維世的關懷，遠比其親生父母給予的還多。僅從周恩來與鄧穎超通信中的一些片段，就能夠看出他們對孫維世所付出的心血。
1948年3月7日，周恩來寫給鄧穎超的信。 中央檔案館藏
1948年3月7日，周恩來致信鄧穎超：「維世經過一年工作，人生觀實際了許多，也懂得了不少，對她說來，的確是有長進。從性格上說，她仍是那樣天真熱烈，屢經挫折，仍能站住，這頗像你我的女兒。……一個可喜的後代，看著她在長成中，願她能從你我的修養中學到一些好處，而去掉我們那些從舊社會帶來甚或滋長過的壞處，這就需要你我有意識地教育她，而不要對於自己無批判地給她以盲目信仰的影響。」在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悉心培養下，經過自己的努力，孫維世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戲劇工作者。
新中國成立前，周恩來在白區工作時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尋找烈士遺孤，安排撫養。蔡和森的孩子蔡博、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及錢壯飛的孩子錢江、錢一平等，都是在周恩來和黨組織的努力下，在各地相繼找到的。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都得到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中共黨組織的親切關懷。周恩來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許多烈士子女送到蘇聯接受教育、培養，這是何等苦心啊！
1940年1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到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看望在那裏學習的中國革命烈士的子女。
周恩來和鄧穎超把父母般的愛，全部給予了烈士後代。當周恩來的親屬遺憾他們沒有一個孩子時，周恩來「反駁」說：“誰說沒有，我們有十個！他們的父母是為革命而犧牲的，我們就擔當起父母的責任。他們都在健康地成長。”這10個孩子是誰？我們或許不能一一盡數，數字只是一種泛指，但周恩來撫養革命後代的故事，卻早已在革命隊伍中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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