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首要統計野豬數量，了解其增長速度，方能設計合適方案。
本港野豬滋擾愈見頻密，近日社會人士各出奇謀，討論野豬管理問題。事實上，外國亦面對不同野生動物過盛的困擾，澳洲便曾為數以百計樹熊進行安樂死，又引入疾病處理外來兔患；新加坡則研究「動物隧道」防止野生動物進入車道；美國亦設計各式各樣捕獵裝置活捉野豬。但有動物專家認為，本港要處理野豬問題，首要統計野豬數量，了解其增長速度；並改良郊區附近的垃圾桶設計，防止野豬下山摷垃圾覓食，方能從根源堵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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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野豬滋擾愈見頻密。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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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會再就野豬管理問題掀起熱議。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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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漁護署日前提交立法會的文件，署方於2011年收到200多宗野豬相關的投訴或報告，至前年已急升3倍至700多宗，雖然署方自前年起嘗試以捕捉及避孕/搬遷先導計劃，處理野豬在市區的持續滋擾，惟成效未見理想。針對野豬擾民的情況，近日有議員提議引入野豬「天敵」、將野豬流放荒島等妙想，事實上外國面對野生動物過多的情況時，亦曾採用不同妙計。
漁護署早前回應議員提問時，曾表示猛獸以外，疾病亦是野豬的天敵，而外國的確曾利用疾病控制野生動物數量的例子。港大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助理教授冼雍華指出，早年有人將兔子由歐洲引入澳洲，結果兔子繁殖力驚人，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當地政府為處理兔患，便曾引入疾病令其數量大幅減少。惟冼指出，兔子在澳洲屬入侵物種，有較大理據引入疾病控制其數量，但做法未必適合在香港原生的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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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朱利民亦補充，引入病毒或病菌控制野生動物數量時，必須留意其專一性，否則有機會傳染人類。他認為，野豬與人類同屬哺乳類動物，而且接觸頻繁，「即使經過實驗證實安全，但病毒可能變種，慢慢失控，所以大家也不敢貿然嘗試。」
翻查報道，澳洲政府在2013至14年間，亦曾以樹熊數量過多，憂其餓死為由，撲殺維多利亞省內近700隻樹熊，但做法惹來當地保育團體爭議。美國亦有文獻提出多款可用作捕獵野豬的籠子設計，如設有單向活門或自動落閘的誘捕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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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豪賢則指，新加坡、美國等地設有橫跨高速公路的綠色生態橋梁或動物地下通道，確保動物有位置避開車輛，香港亦可仿效做法，以便野生動物安全橫越金山郊野公園及大埔道等有高速車流的地方。
外國控制野生動物數量各師各法，本港要處理野豬問題，動物專家則提出適合本地的辦法。嘉道理農場動物保育部高級保育主任高保然認為，本港難靠單一方法妥善處理野豬問題，惟現時缺乏有關野豬的數據，難設計合適方案。他建議漁護署針對野豬的數量、雌雄比例、年齡分布等進行統計，決定控制野豬數量的方法，「若發現年幼的野豬佔多數，可預視繁殖速度會加快，但現時我們並沒有確實的數據。」
冼雍華認同統計的重要性，指出野豬在市區出沒頻率增加，不一定代表其數目劇增，或許只是在市區覓食較山上容易，才導致其行為習性改變。如此，當局便應着手改良近郊垃圾桶的設計，如參考美加防止熊人摷垃圾覓食的做法，改用上鎖的垃圾桶。高保然亦指，加拿大設計垃圾桶時，會將成品放到動物園測試，確保熊人無法揭開垃圾桶，故港府亦不能忽視垃圾桶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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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然認為港府應盡快着手處理野豬問題，否則只會愈來愈棘手，但在決定撲殺野豬前，應考慮是否有足夠的統計數據，證明野豬數量已造成威脅。他更提醒港府應嚴選撲殺的方法，以減少對野豬造成的傷害，「捕捉的舉動已可能對野豬造成心理壓力，放置毒藥又有機會誤殺其他動物，為野豬注射安眠藥後安樂死或許是可考慮的做法。」
城大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總監王啟熙認為，外國野豬鮮有走入市區，故其政府採取放任態度，若有擾農情況則允許狩獵，惟此舉於香港並不合法，再者本港野豬滋擾問題源於人類餵食，即使毋須全數滅絕，政府亦須控制野豬至不擾人的數量，「若無人餵食，即可解決七成野豬滋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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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民間靠狩獵處理野豬問題，大埔野豬狩獵隊隊長楊佳權指，其狩獵隊一貫只捕獵25公斤以上的大公豬，同時亦會證實該豬隻的行為、姿態對人有危害始會出手，如不怕人、蹬蹄、豎毛，「有時見到牠對大眾不會有危險就不行動。」他不諱言，隊伍於2005年前不限於山邊狩獵，昔日素有習慣帶狗隻上山趕豬，行動較純粹狩獵有效，「給野豬來點教訓，牠們就不敢下山偷食物，走近村落聽到狗吠都會走，趕一次至少有3個月不敢前來騷擾。」
自2005年漁護署改變狩獵條件，狩獵隊只可於投訴地點方圓半公里內守候，楊佳權有感，野豬滋擾新界村民的情況愈見普及，「就算我們殺了一頭野豬，其他同類在山上亦不會知悉，起不了阻嚇作用。」近年新界村民就野豬的投訴個案似有回落，惟他直言，實情是村民覺得投訴無門，久候多時無人助其紓困，故自行設法解決，「用老鼠藥毒死野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