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們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文革中，破「四舊」變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義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後來文革《十六條》又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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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
但如何破 「四舊」，中央沒有說明。1966年8月18日，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並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這一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首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他們把基於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思想文化上的破舊立新，簡單化為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一系列物化形態的破壞行動。一時間，給街道、工廠、公社、老字號商店、學校改成“反修路”、“東風商店”、 “紅衛戰校”等革命名稱，剪小褲腿、飛機頭、火箭鞋，揪斗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暴力行為成風。行動的狂熱，使許多置原本身事外的學生參加到紅衛兵的行列。
紅衛兵的表演。
。例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型大小，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几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
這股潮流迅速湧向全國，各地紅衛兵競相效仿:衝擊寺院、古迹（包括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搗毀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燒藏書、名家字畫，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潔齒等服務項目，停止銷售具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妝品、仿古工藝品、花發卡等商品，砸毀文物（海瑞墓、龍門石窟佛頭、善本圖書），燒戲裝、道具，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從城市趕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強迫僧尼還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競賽，看誰的花樣翻新出彩。一時間，基本沒有受保護的文化遺產[1]，基本沒有受保護的私人財產和私生活領域，基本沒有受保護的人身自由（連老人的鬍子都當成四舊來革除），破四舊成了踐踏法律、恣意妄為的絕對律令、通行證件、神符魔咒。
這些活動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轉發公安部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
北京破「四舊」運動開始後，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乃至廣闊農村。
在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有11.4萬多戶被抄家。按周恩來總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全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破四舊不僅造成了社會生活的混亂，財產、文物的損失，更讓紅衛兵從學生循規蹈矩的行為規範、習慣里掙脫出來，打破了種種文明和傳統的禁忌，把階級鬥爭從理念轉化為實行踐履的狂熱。行動賦予了他們青春的自信、權威，使他們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為的權力，為紅衛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奪權」做了熱身演習。人們也被從日常生活秩序的規行矩步中拽了出來，一部分人開始加入到這場看似“瘋狂”的運動中，另一些人則像受了催眠似的聽之任之、逆來順受。
改名字比賽席捲全國
商店字型大小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 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制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
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在那裏裁製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余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彬彬把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宋彬彬回答後，毛澤東說:「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澤東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此後，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有“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麼“梅、蘭、竹、雲”、“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徵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 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斗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剷除之列。北京蘇州衚衕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 “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衚衕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
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鋪、公交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在北京，公共汽車站的站牌全被紅衛兵塗上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同仁醫院被改成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被改成了反帝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
在破「四舊」運動中，位於前門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鴨店，也受到紅衛兵的“革命”。
焚燒「四舊」物品。
8月19日晚，上千名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將掛在店門口已經70餘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爛，換上了由紅衛兵事先寫好的“北京烤鴨店”的牌子。紅衛兵把原來掛在店鋪里的山水畫全部撕毀，換上了毛主席畫像，又推舉出10名紅衛兵當烤鴨店的“治安員”、“服務員”、“毛澤東思想宣傳員”，長駐店鋪。8月20日，經過紅衛兵小將“革命”的新型烤鴨店誕生了。前門貼著一張醒目的標語:“歡迎工農兵進餐”。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國其他城市。造反的學生和工人稱之為:「橫掃千軍如卷席。」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餘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範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 」，於是這裏的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
”，「彙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對於這個“致敬電”，毛澤東末予置詞。
寺廟裏的僧人被強迫認罪。
尾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後，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破四舊的種種行為也逐之漸漸消失。
文革中後期仍有「破四舊」的提法，觀念上的意識形態批判還延續、伸展著，但已經沒有1966年那樣簡單、激烈的行動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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