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被公審時的法庭全景（資料圖）
審判席上的姚文元（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杆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
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
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
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
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裏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卧室。灶間裏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傢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上海的司法部門，現在已經按照繼承法，把姚蓬子遺產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華繼承。這，原本是身處囹圄的姚文元，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監獄裏，他每天都仔仔細細看報紙，從頭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著拿起鉛筆寫「批示」了。他也愛看電視，尤其是每晚的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他是必看的。據告知，他在獄中完成了論文《論自然科學與哲學》。
姚文元曾「評」過這，「評」過那。如今，如果要評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過於他自己在評論中寫過的一句話：
「野心會隨得志的程度而膨脹，正同資產階級的貪慾會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而發展一樣，永不會有止境……」 （註：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頁。）
姚文元的結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寫的「精闢之言」：
我手無寸鐵，就一支筆，且是鉛筆，「打倒」除殺頭坐牢之外，就是把我這支筆剝奪掉。
時光如逝水。轉眼之間，到了1996年10月6日。這是逮捕「四人幫」二十周年的紀念日。
已經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傳媒所關注的新聞人物——因為姚文元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這天刑滿。
由於我寫過《姚文元傳》，於是，許多記者便打電話向我詢問有關情況。
話，採訪了一個多小時。他詳細詢問了姚文元的經歷。我逐一作了答覆。
了我的談話。
話，也是採訪關於姚文元問題，問了一些類似的問題。
話，很急，要求馬上趕到我家採訪姚文元情況。
她留著長長的披髮，小個子，講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話。我的談話，她用英文作記錄。我拿出《姚文元傳》給她看，她說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來，作一次補充採訪。
記者們的採訪，主要是詢問姚文元的生平、經歷，也問及他的近況。我只能盡我所知，作了答覆。
問：「姚文元在10月6日會獲釋嗎？」
答：「理所當然。」
又問：「會回上海嗎？」
答：「有可能。」
還問：「他會完全自由嗎？」
但是有人攝影，有人攝像、錄音。陳伯達獲釋後，在家安度晚年。不過，他畢竟是曾任要職，曾是中共第四號人物，所以他家的‘鄰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員，以保證他的安全。沒有得到允許，不許外人接觸他。我得到允許，在陳伯達晚年，多次採訪了他。我想，姚文元這次獲釋，大體上會跟陳伯達差不多。”
再問：「你如何評價姚文元獲釋？」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中，唯一一個活著走出監獄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經先後死於獄中。張春橋雖然仍活著，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樣獲釋。張春橋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緩期二年執行。兩年後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既然是無期徒刑，那也就沒有刑滿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獄中仍堅持寫日記。他出獄後，會寫作回憶錄。儘管他仍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狀態，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不能出版，但是他會堅持寫下去的。」
……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佈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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