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演化論」、“生物的演化”已經是人盡皆知的理念，被寫進課本後，被大家理所當然的接受了下來。但實際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到被人們普遍接受，中間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不僅有歐文和赫胥黎圍繞生物演化展開的論戰，更有許多如格蘭特夫婦（《鳥喙》一書的主角）這樣的科學工作者的實踐性工作。
隨著科學認識的深入，對「演化論」的理解也已經遠遠超越了達爾文的時代。在現代如果提起「演化論」，除了達爾文，還有一個名字無法迴避，很多人因為他的專欄才真正理解了「演化論」，他就是——古德爾。
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由神秘祭司掌控的異想之事，而是人類思想傳統的一大輝煌成就。
——斯蒂芬·傑·古爾德
自1974年1月開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辦的科普月刊《自然歷史》雜誌，邀請哈佛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開闢了名為「這種生命觀」（This view of life）的專欄，每期一稿。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此後的25年間，古爾德筆耕不輟，到2000年12月連續刊出300期，從未間斷。
古爾德的專欄備受讀者歡迎，是《自然歷史》雜誌的王牌欄目。從第一篇文章「大小和形狀」（Size and Shape）到最後一篇“我已著陸”（I Have Landed），古爾德自始至終討論的都是生命演化的秘密、人類對生命現象的認識、科學傳統的演變等偏學術性和思想性的問題。對於這樣一些與現實生活距離有點遠的話題能受讀者的如此喜愛，不僅體現了作者的深厚的寫作功力和優美的文筆，也體現了英美等英語國家國民眾的科學素養。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並不太了解「這種生命觀」到底是怎樣一種生命觀。古爾德該專欄的名稱其實源自達爾文出版於1859年的《物種起源》的最後段中的句子：
這種生命觀是何其壯麗恢弘：他將為數不多的幾種能力注入到寥寥幾個或單個類型之中；在地球按照固定的法則繼續運行之時，生命從如此簡單的源頭，演化出了無盡的、最美麗和最奇妙的類型，且演化一直在持續。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自然是人類發展史中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在書中系統闡述了「基於自然選擇的」演化理論，即，我們當前所見的繽紛生命完全可以用自然演化的原理進行解釋，不需假上帝或其他非自然因素之手。這是一種劃時代的、顛覆性的生命觀。
儘管據說《物種起源》一書的第一版共印行了1250冊，當日便銷售一空，且到1872年又進行了五次修訂，但由於達爾文時代沒有解決有關地球的年齡以及缺乏遺傳機制的問題，達爾文演化論的核心思想「自然選擇」的接受度並不高。
進入20世紀之後，伴隨著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重新發現，以及遺傳學、分類學、古生物學、比較解剖學、胚胎學以及其他領域取得了巨大進展，現代綜合演化論隨之誕生。現代綜合演化論繼承和發展了達爾文演化學說，徹底否定獲得性狀的遺傳，強調演化的漸進性，認為演化是群體而不是個體的現象，並重新確認了自然選擇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在這個過程中英國學者費希爾（R.A.Fisher）、霍爾登（J.B.S.Haldane）、赫胥黎（J.S.Huxley），德國學者倫許（R.Rensch）和美國學者賴特（S.Wright）、杜布贊斯基（T.Dobzhansky）、邁爾（E.Mayr）、斯特賓斯（G.L.Stebbins）、辛普森（G.G.Simpson）等人在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其中辛普森是著名古生物學家，以對古哺乳動物的研究著稱於世。除了眾多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之外，辛普森還寫了大量有關達爾文、歷史生物學的本質、生命世界中的明顯目的問題，以及關於宇宙進化和人類演化未來的思考的文章。1964年，辛普森將這些文章集結成書，名為《這種生命觀：一個演化學者的世界》（This viewof life: The world of an evolutionist），與達爾文的思想一脈相承。
十一年之後，古爾德秉承導師辛普森的衣缽，將這一短語用作自己專欄之名，也算是對歷史的傳承。古爾德以其廣博的學識和精鍊的文字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反響和很好的聲譽。古爾德專欄文章的成功，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總部位於紐約的諾頓書局與他簽約，將其在1974~1977年間的專欄文章以《自達爾文以來》（Ever Since Darwin）為名於1977年結集出版，隨即贏得一片喝彩聲。自此一發而不可收，這一系列專欄文章結集的第二冊《熊貓的拇指》（The Panda’s Thumb）獲1981年美國自然科學圖書獎。此後又結集出版了《母雞的牙齒和馬的腳趾》（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火烈鳥的微笑》（Flamingo’s Smile）、《雷龍記》（Bully for Brontosaurus）、《八隻小豬》（Eight Little Piggies）、《乾草堆中的恐龍》（Dinosaur in aHaystack）、《生命的壯闊》（Full House）、《馬拉喀什的謊石》（The Lying Stones of Marrakech），最終以《我已登陸》（I HaveLanded）圓滿結束了他歷時25年的專欄文集。
此外，古爾德還出版了題為《時間之箭，時間之環》（Time’s Arrow，Time’s Cycle）的演講集及名為《暴風雨中的海膽》（An Urchin in theStorm）的書評集。他介紹寒武紀生物大爆發的《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一書，曾名列《紐約時報》最暢銷書榜，1991年獲得英國皇家學會羅納-普蘭克獎（Rhone-Poulenc Prize），美國歷史協會的福柯奇獎（Forkosch Award），並獲得1991年的普利策獎非小說類入圍獎。在《追問千禧年》（Questioning the Millennium）一書中，古爾德用博學、熱情和奇思妙想將千禧年的概念，以及其含義隨時間的變化，末世論思想的發展等進行了探討。在去世前的幾個月，他最後的巨著《演化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面世，該書長達1400多頁，全面總結了他在演化理論方面的思想。
在演化理論上，古爾德與埃爾德雷奇發揚光大的點（間）斷平衡論（Punctuated equilibrium）在學術界影響廣泛，對傳統的漸變演化論進行了有效的補充。該理論認為，從宏觀的化石記錄看，生物的演化表現為：迅速變化的短暫成種期與成種後漫長的停滯期兩種狀態的交替，即物種一般都處於長期穩定平衡的狀態，直到新的成種事件打斷這一平衡狀態為止。在《個體發生和系統發育》（Ontogeny and Phylogeny，1977）一書中，古爾德對生物個體的發育、物種的演化和生物譜系發生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梳理，探討了生物重演律從蘇格拉底時代到20世紀初的發展歷史，是演化生物學的經典著作。
【節選自《達·芬奇的貝殼山與沃爾姆斯會議》譯後記】
《達·芬奇的貝殼山與沃爾姆斯會議》
以人文主義博物學的視角
思考人類如何學會研究和理解自然
以哲學思辨的眼光
解讀教皇通諭中對演化與宗教關係的說明
以科學家的歷史故事為線索
對人們公認的世界觀提出挑戰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著名科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以21篇隨筆，從藝術和科學、科學家傳記，史前史、人類歷史事件、演化論等六個主題出發，對博物學中人的一面進行了審視。那些如教皇的教諭、種族滅絕、達﹒芬奇的創作思路、理查德·歐文和赫胥黎的論戰等我們看似熟悉的話題，在古爾德的筆下有了全新的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