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個月又一個月，從最初的失望，到現在已經『免疫』了。」在社會組織從事地區工作的李先生，過去是一名每天穿梭深港兩地的跨境工作者，疫下他一度獲公司安排暫調深圳。去年「回港易」計畫恢復後，他隻身返回香港上班，與妻女分隔兩地，每晚與家人視像通話，成為他唯一的牽掛。每當聽聞三歲女兒的思念，他總想拋下一切回到內地，惟為了讓家庭有更好的生活質素，只能繼續留港工作，期盼疫情早日過去。近日因內地放寬防疫措施，再次傳出恢復通關的消息，惟他不敢抱太大期望，「待政府有實際行動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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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後」的李先生在內地出生，成年後隨父母來港，其後獲聘於一家社會組織，主要負責地區工作。成家立業後，他與居於深圳的妻子，一同定居深圳，自此開始跨境工作。每日由深圳出發到上水的地區中心上班，放工後過關返家，享受寧靜溫馨的生活。二○年初疫情爆發封關，他無法到港上班，需要放無薪假，適逢其公司的深圳中心，亦有跨境職員滯留在港，無法返回深圳上班，加上他得悉不少中港家庭因封關，致電中心求助，本着助人精神的他決定以義工形式幫忙，公司看見他盡心幫助求助者，也體諒他的女兒剛出生不久，需要父母陪伴，於是將他暫調任深圳中心受薪工作。不過，暫調總有完結的一天，去年「回港易」恢復後，他離開溫暖的家園，重新回到香港上班，過上與妻女分隔兩地的生活。
日花三小時搭車上班
幸好其父母在港有居所可供借住，李先生不用負擔額外的租住開支，惟他說，寄人籬下的滋味並不好受，因居所面積有限，需要長期在客廳生活，缺乏私人空間，最為不便的是，每日上班需要花費三小時的交通時間來往東涌至上水，「以往從深圳寓所出發，連過關和等車，大概四十分鐘就到中心了，來回不用兩小時。」
李先生有不少同事以往也是跨境上班，部分人像他一樣選擇留港工作，需要自行租單位居住。他坦言，曾想過搬出去，惟經濟是最大考量，「租劏房要四千元以上，想有更多私人空間要六千元起跳。」他曾考慮向公司申請調至東涌附近的中心工作，不過顧及未來一旦通關，恢復跨境工作，上班的路途會變得遙遠，「不知道何時才通關，擔心調職會變得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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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陪伴女兒感心酸
若在深圳重新找一份工作，既能一家團聚，薪金亦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李先生說，女兒剛上幼稚園不久，希望帶給她和妻子更好的生活質素，香港的薪金較高，更為適合。獨自一人在港工作，他直言，每當身心疲憊，總會告訴自己，要為妻子和女兒奮鬥。無論再苦再累，他們一家總會每晚約十時，趁女兒睡覺前進行視訊，看看女兒純真稚嫩的小臉，聽聽妻子的關懷和嘮叨，為勞碌的一天畫上句點。
「有時真的很希望自己在她們身旁！」李先生說，聽着妻子分享女兒的成長過程，那些他未能參與的寶貴時光，常感到心酸，特別是妻子提到，帶同女兒出外散步，與其他小朋友玩得盡興之際，看到朋友們有爸爸陪伴在旁，女兒會忽然變得安靜，事後就向她訴說對「爸爸」的思念，「我聽到也很難受，感覺錯過了很多！」
中港家庭分隔 夫出軌妻求助
與妻女分離的經歷，讓李先生對工作上遇到的求助者更為感同身受。他舉例，暫調深圳中心期間，不時有婦女致電該中心的熱綫，與其說是求助，更多是需要找地方抒發情感，「很多都來自中港家庭，因長時間與丈夫分隔兩地，多了爭吵、少了溝通，感到焦慮和憂心，也有人哭訴丈夫出軌，家庭支離破碎。我們沒甚麼能幫忙，只能多鼓勵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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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關不抱期望 盼政府有行動
在香港，李先生也親身接觸到類似個案，有雙非學童的父親在疫下出軌，離婚後返回深圳，獨留妻子和兒女在港。他說，該名婦女需要照顧兩名小朋友，沒法出外工作，即使帶子女返回內地，也因無長期居住地址，無法申請就學，他無奈說道：「可以想像到他們的生活多困難，但我們能做的最多是幫忙申請物資，或找議員寫信給政府，希望政府不要停止相關津貼。」
「除了我以外，還有很多人逼切地希望通關。」李先生說，不論是他身邊的跨境工作同事，還是在工作認識的中港家庭，皆因為疫下封關，錯失了陪伴家人的時間。近期內地放寬防疫政策，再有消息傳出，兩地有望在半年後通關，但他沒有抱太大期望，並苦笑說：「『免疫』了！聽了太多次，每次都說很快可以通關，但次次都失望，待香港政府真的有實際行動時再說吧！」
求人不如求己，他已經向公司申請，將於來年的農曆新年請一個月無薪假，返深圳寓所過年，他深切期待，「我太想念太太和女兒了！希望快點與她們見面！」
李先生在疫下與妻子和女兒分隔兩地，視像通話成為他唯一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