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周末首次在佐敦四街實行封區強制檢測，惹起一定爭議。
事件提早曝光，傳出政府計劃在油麻地及佐敦一帶封區，當時外界以為封區長達14日，把區內人士完全隔離，但結果政府只封區兩天。
要檢視一個行動的成效，先要看行動想達成甚麼目標，若政府封區的目標，並不是為了隔離，而是為了強制檢測，就應該看強檢的成效。在佐敦這個目標小地區，此前20天內有150多宗確診，明顯在區內已出現爆發，政府也公布了大量疫廈，所有居民均須強制檢測，好明顯政府知道要求強制檢測反應一般，結果就採取封區方式，實行封區強檢。當局估計區內約有1萬居民，結果封區後做了超過7000個檢測，確認找到13名確診者，檢測確診比率是0.17%。這個確診比率，比普及檢測的0.004%為高。
封區強檢最直接成效，就是找出這13名隱藏患者，切斷傳播鏈，以封區檢測來說，取得一定成效。
區內還有473戶無人應門，相關住戶很大機會仍未進行檢測，部份人可能是拒不開門，甚至可能已逃出區外，當局正跟進這些未能檢測戶的情況。
對當局封區檢測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是擾民。一名區內居民在封區時堅持要返工，與警員大打出手，最後被拘捕。但從控制疫情角度而言，在爆疫地區封區強檢，有合理性，擾民之說，難以成立。政府已發出強制檢測令，但大多數居民並未遵從，所以才需要封區強檢，從保障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實在無可厚非。
第二，配套不足。在傳媒放大鏡之下，看到許多配套不足的投訴，例如酒店住客埋怨即食食品不夠，又有少數族裔說沒有素食供應等等。經過這次封區經驗，港府確有些地方可以改善，日後封區時相信配套會更完善。但由於這次封區時間很短，只兩天左右，當局調動了多達3000人協助，配套不足問題都不算太嚴重。
第三、批評封區沒有用。我認為全民強制檢測是上策，若當局在一個月前，疫情爆發初期，就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只要推動到400萬至500萬人參與，盡快把社會上帶病毒者找出，現在疫情應該已經受控。全民強制檢測是上策，但上策做不到，中策也要做，對疫區封閉強檢可算是中策，也應該做，能夠找出13個確診者不能說無用。
我很反對做不到完美境界就不做的思維。抗疫是一場戰爭，做得到多少就做多少。未做到全民強制檢測前，先做封區檢測，也是好事。
經此一役，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注意，第一，其他疫區強檢應盡快執行。事後孔明地去看，佐敦四街若能提早實行封區強制檢測，切斷傳播的效果更大。
油麻地果欄一帶可能是另一個疫區，其過去14日，在那區有超過80宗確診個案，多集中在碧街。當局宜盡快在爆疫地區進行封區強檢，這是政府要馬上考慮去做的事情。
第二、若封區只為強制檢測，是否可盡量加快檢測進度，把封區時間縮短，例如在一天半甚至一天內完成。若全屋的人檢測都屬陰性，沒有同屋人感染要檢疫的風險，就可以盡早放行。封區時間盡量縮短，可降低措施的擾民程度。
第三、大力加強對非法入境者的管控。這次油麻地佐敦區爆疫，曝露了非法入境者的問題，盛傳區內本來有大量少數族裔非法入境者住在該區，他們封區前已逃離，很多走去元朗錦田一帶。大家都明白，非法入境者沒有身份證，一定不會做強制檢測，所以非法入境者絕對是危險播疫的源頭。當局應進行全港規模的打擊非法入境者行動，特別是傳聞中非法入境者在新界西北聚居黑點，更要大力執法，這是控制播疫另一關鍵因素。
香港疫情仍然高踞不下，天天都是60宗至80宗的確診，政府若不採取新的干預行動，高位拉鋸的局面將永遠持續，很可能我們不會有第5波疫情，因第4波疫情一直沒有結束。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