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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之後,還要行多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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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之後,還要行多兩步

2021年05月24日 14:49 最後更新:14:52

隨著5月20日公職人員宣誓條例刊憲生效,涵蓋行政長官、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區議員在內,較為系統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已經全面覆蓋。

這是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全面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一次良好實踐,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比較矚目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已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相關法例規定,自2020年10月起先後分兩次推動全港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確認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前透露,自上述要求實施以來,已收到約17萬名公務員簽署的聲明,少數拒絕簽署者自行離職。

為此,港澳工作主管部發言人表示,17萬名政府公務員完成宣誓,充分說明絕大多數公務員是擁護“一國兩制”方針、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是願意為香港市民服務的,是願意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而努力工作的,我們在此為他們點贊!

回歸之初,為了確保香港政權平穩交接,所有公務員都全部過渡,沒有做出宣誓效忠的安排,這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特殊安排。在回歸24年後作出重新要求,雖然來得有點遲,但還是邁出了重要一步。

特別是香港由亂轉治、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社會上對公務員的政治要求提高了,而大部分公務員如期宣誓,給社會也交出了莊重而信任的答卷,我們應該給予點贊。

但是,僅僅完成宣誓是不足夠的,作為政府人員,還要往前再走多二步。

一是應該把“愛國”當作基本的政治要求。

前不久政府主管官員在社交網站上表示,公務員屬政治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及負責的透徹理解中央重要舉措的背景及箇中深義。同時,要令“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有更大發展空間,必須要有“一國”的意識,要在“一國”原則上守得更緊。

該官員的談話咋一聽很“全面”,沒有漏洞。但既然承認公務員是政治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僅僅要求公務員接受“一國”、有“一國”的意識是遠遠不足夠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以“愛國者治港”為前提的。

“一國”意識與“愛國”意識雖僅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被動的,後者是主動的;前者是一般認識,後者是核心價值。

因此,對公務員的要求僅守在有“一國”意識,而不是把意念放在“愛國”之上,就很難做到胸懷“國之大者”。 

當然,“愛國”不是常掛嘴邊才是愛國,是需要潛移默化融會於心的。

從2014年到2019先後發生的“占中”、黑暴運動,不少政府中人對鼓吹“港獨”隻眼開隻眼閉,特別是當這種思潮在校園氾濫時,既不堅決遏制,也不敢對煽風者採取行動,使這股歪風蔓延到社會,在一個時期內越吹越盛。這些都是慘痛的教訓。

二是要如誓詞所講“盡忠職守”。

如果說2019年反修例風波,公務員缺乏政治鬥爭經驗,那麼2020年處理新冠疫情屬於民生問題,也同樣暴露了不少問題,而社會反應最大的是政策“離地”。

遠的不用說,以本月22日香港政府針對廣州出現一例新冠病例列為中風險地區,即刻取消在廣東的香港人透過“回港易”的計畫。

同樣與廣東為鄰的澳門,卻只是限於到過廣州荔灣區的人,進入澳門需要隔離14天,其他不受影響。可能香港政府在情急之下,缺少了“常識”,造成港澳政府的不同處理,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反彈。政府被強烈批評後,6個小時又恢復了“回港易”計畫,可見制定政策過程粗疏且“離地”。

大家可以理解,不可能每次決策都是正確的,公務繁忙難免會有疏漏。

但在疫情中顯露出來的失策,從強制性檢測、把守關口、人員隔離等都出現進退失據,使香港的疫情經歷了一年多無法清零,經濟受到嚴重衝擊,不少行業未見復蘇,失業率持續在高位。這些失策不是偶爾為之,而是因一些官員“離地”造成,已被市民形容為“坐在冷氣房裡想出來的政策”。

過去公務員被稱為“精通政務”,但現實是“不通政事”,政府的威信就是這樣一次次地被消耗,市民的信任感也越來越弱。

其實大多數公務員出身于普通家庭,他們靠自己的努力和打拼進入政府,並逐漸成為管治體系中的一員,本應能與社會息息相通,及時感受到社會脈動。

但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政治大氣候對政府不利,許多人怕做多錯多,被反對派揪著“批鬥”無論在心理上,還是面向公眾,是一件很難過的事,這樣的日子長了也就忘卻了“盡忠職守”的使命。

做正確的事往往很難,辦好眼前急迫的民困,更是難上加難。

因此,但凡宣誓效忠了的公務員,請不要忘記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向社會和市民盡忠職守。“愛國”和“盡職”是終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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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與定力比黃金更重要

2023年08月14日 13:42 最後更新:16:09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3個敏感科技領域對華(包括港澳)投資。

而據路透社等外媒報導,英國正在考慮是否跟進這一制裁。

後期是否會有更多西方陣營國家加入,尚未可知。

無獨有偶,美國基於2020年的制裁名單,正式決定禁止香港特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雖然港府與國家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一系列舉動造成的「寒蝉效应」正在香港業界蔓延。

制裁一道一道頒布,給本就亟待復甦的香港商界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香港不少從事對外貿易的業界人士都不由得擔憂國際外部營商環境日趨嚴峻。

然而,事態是否真的有各位持份者所擔憂得那般嚴重?

僅就本次制裁令來看,首先應該承認美國禁令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與美國經貿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現在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輸出目的地(超過中國內地),和第二大的服務貿易輸入來源地。

過去美制裁中國內地,還留有香港這個通道,但近期禁令的要害是謀求香港「去兩制化」,特別註明將香港、澳門一並列入制裁範圍,體現出美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新路線。

不過,翻查美國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制訂的擬議法規文本,美方新措施主要針對投資,受限制投資行為的定義也並不涵蓋大學之間的研究合作、銀行借貸或匯款等。香港業界在禁令所涉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並不突出,禁令對香港科技界的實際影響有限。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是:英國不等於歐洲,美國不等於西方,西方不等於世界。

美國對華一系列禁令,英國估計會很快跟隨,但整個歐洲就不一定。西方陣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不同聲音。許多國家都在謀求將自身打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平衡塑造者」。

例如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源於「戴高樂主義」,即法國的經濟、軍事、外交不可以過度依附於某個國家,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法國的利益。

在戰略自主意識的驅動下,法國反對單極秩序和兩極秩序,但會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與大國結盟。而在與大國合作時,也會有意識地與大國保持距離,以避免過度依賴。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年初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或附屬公司有365家,另有400至500家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機會。」

整體商品貿易數據方面,香港主要貿易夥伴排名順序是:中國內地、東盟、中國台灣、歐盟、美國。也就是說,美國制裁從來不等於全球制裁,美國之外還有廣闊天地。歐盟、東盟都是香港可以通過深化貿易伙伴關係把握住的理想合作夥伴。

當前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但並沒有封死香港對外開放與合作的出路,香港要做的,就是在「一國」的基礎上,把「兩制」優勢發揮到最大。

基於此戰略判斷,香港不能輕言放棄自身優勢,而應繼續發揮好自身對外開放窗口和渠道的角色,堅定強化與發達經濟體國家和世界主要市場接軌。

香港一直以來之所以為世界所矚目,不僅是基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人文環境,更是因為它是中國插在西方市場裡的唯一一顆棋子。

圍棋中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分,香港這顆棋子要在中西對弈中發揮最大影響力,就要在外部環境平靜、乃至趨於惡劣時做到「本手」,以中庸之道守住香港業界的基本盤,為未來打好基礎;在環境向好時以「妙手」畫出點睛之筆,譜出香江的高歌;同時,無需為當前的短淺之勢所惑,沉溺於香港已孤立無援的假象中,否則將難免出現「俗手」。

世界局勢越是複雜和艱鉅,信心與定力就越是比黃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