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與定力比黃金更重要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执行主席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美國企業在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及人工智能3個敏感科技領域對華（包括港澳）投資。

而據路透社等外媒報導，英國正在考慮是否跟進這一制裁。

後期是否會有更多西方陣營國家加入，尚未可知。

無獨有偶，美國基於2020年的制裁名單，正式決定禁止香港特首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雖然港府與國家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但這一系列舉動造成的「寒蝉效应」正在香港業界蔓延。

制裁一道一道頒布，給本就亟待復甦的香港商界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香港不少從事對外貿易的業界人士都不由得擔憂國際外部營商環境日趨嚴峻。

然而，事態是否真的有各位持份者所擔憂得那般嚴重？

僅就本次制裁令來看，首先應該承認美國禁令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香港與美國經貿關係密切，特別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現在是香港最大的服務貿易輸出目的地（超過中國內地），和第二大的服務貿易輸入來源地。

過去美制裁中國內地，還留有香港這個通道，但近期禁令的要害是謀求香港「去兩制化」，特別註明將香港、澳門一並列入制裁範圍，體現出美國政府對港澳政策的新路線。

不過，翻查美國財政部根據行政命令制訂的擬議法規文本，美方新措施主要針對投資，受限制投資行為的定義也並不涵蓋大學之間的研究合作、銀行借貸或匯款等。香港業界在禁令所涉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並不突出，禁令對香港科技界的實際影響有限。

如果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一個重要的基本判斷是：英國不等於歐洲，美國不等於西方，西方不等於世界。

美國對華一系列禁令，英國估計會很快跟隨，但整個歐洲就不一定。西方陣營看似鐵板一塊，其實也有不同聲音。許多國家都在謀求將自身打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平衡塑造者」。

例如法國強調戰略自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源於「戴高樂主義」，即法國的經濟、軍事、外交不可以過度依附於某個國家，只有做到獨立自主，才能夠更好地維護法國的利益。

在戰略自主意識的驅動下，法國反對單極秩序和兩極秩序，但會在適當的時機，有選擇地與大國結盟。而在與大國合作時，也會有意識地與大國保持距離，以避免過度依賴。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Christile Drulhe）年初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目前在港法國企業子公司或附屬公司有365家，另有400至500家由法國國民或法國投資者管理的公司。許多法國國民選擇在港創辦創新型公司，尤其在金融科技領域，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法企搶抓從香港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機會。」

整體商品貿易數據方面，香港主要貿易夥伴排名順序是：中國內地、東盟、中國台灣、歐盟、美國。也就是說，美國制裁從來不等於全球制裁，美國之外還有廣闊天地。歐盟、東盟都是香港可以通過深化貿易伙伴關係把握住的理想合作夥伴。

當前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但並沒有封死香港對外開放與合作的出路，香港要做的，就是在「一國」的基礎上，把「兩制」優勢發揮到最大。

基於此戰略判斷，香港不能輕言放棄自身優勢，而應繼續發揮好自身對外開放窗口和渠道的角色，堅定強化與發達經濟體國家和世界主要市場接軌。

香港一直以來之所以為世界所矚目，不僅是基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人文環境，更是因為它是中國插在西方市場裡的唯一一顆棋子。

圍棋中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分，香港這顆棋子要在中西對弈中發揮最大影響力，就要在外部環境平靜、乃至趨於惡劣時做到「本手」，以中庸之道守住香港業界的基本盤，為未來打好基礎；在環境向好時以「妙手」畫出點睛之筆，譜出香江的高歌；同時，無需為當前的短淺之勢所惑，沉溺於香港已孤立無援的假象中，否則將難免出現「俗手」。

世界局勢越是複雜和艱鉅，信心與定力就越是比黃金更重要。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上周，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篇幅較長，既有推動這個城市面向國際的宏偉構想，也有對劏房設定8平方米的最低標準。

其中有不少新亮點，包括：打造香港成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設海運港口發展局推動高增值海運，設百億基金推動創科產業等。

大家最期望“改革”，都想從中尋找各自想像的“改革”藍圖。

我仔細閱讀了全文，的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想法，但不少仍屬於“改變”的措施。

無論如何，“變”總比不變要進步。

“改革”一詞，對於內地人耳熟能詳；對於凡事講法的香港，的確需要仔細斟詳。

日前，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變”的說法，有更具體的表述，即“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換言之，要改革，先厘清有哪些需要改，要精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評估，改革會帶來哪些影響，以科學、穩步、有序地推進；要擔當，面對當前存在的阻力，主動地推動社會踏上改革之路。

改革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創科必定扮演著重要角色。

施政報告在創科方向著墨不少，已宣佈以100億元設立“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以公幣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新興及未來產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指，相關政策屬“重大思路變化”。

或許這也是政府決心“改革”的一個標誌，目的是吸引更多社會資本與政府一同投資“具戰略意義的策略發展產業”，期望透過母基金未來5至10年內“彙聚過千億元資金”，投入香港創科產業。

香港的幾所大學在世界排名較前，科研力量雄厚，但長期擱置於金字塔中，未有釋放這股科研能量轉化為先進產業，面對香港未來5至10年的經濟轉型關鍵期，政府將“資金”用於在未來的產業發展上，發揮“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關鍵作用十分重要。

當然，政府反復強調，這只是一隻母基金，創科過程不能單靠政府投入，未來會按不同產業板塊設若幹個子基金，並要吸引市場上的專業投資經紀人參與子基金運作，再透過他們運作及籌措資金，包括投資具體項目，將“杠杆效應”進一步放大。

設立“引導基金”，內地、新加坡、美國及瑞士等地已有先例。

據政府掌握，截至去年內地共有2086個政府引導基金，初期引導資金規模為12.19億元人民幣，政府樂觀預計可“撬動”數十倍市場資金。

若這一案例在香港複製成功，將可為創科注入新動力。

搞創科，資金固然重要，但人才是成功的關鍵。

施政報告稱，要讓頂尖人才來港，關鍵在香港要提供舞臺讓他們充分發揮。

相關局長表示，政府正建立生命健康研發院，各校正準備計畫書，其中重要指標為是否吸引到世界頂尖人才。

創科局亦將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設“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畫”，冀助大學在全球招收最好的人才。
這份決心，是令人鼓舞的。

資金、人才想通了，下一步就是創科平台。

特首李家超用了不少篇幅，就如何規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深圳河兩岸兩個科技園區的協同發展提出不少落實措施。

按照港深兩地政府的規劃，未來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占地87.7公頃，分兩期發展，將專注發展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新能源、新材料、微電子及機械人。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與深圳必然有差異，這種差異對於兩個園區內的公司及研究機構會構成何種約束及障礙，特區政府與內地正商討創新邊境管理方式。

據聞，或會採取“白名單制”，容許兩個科技園區的特定工作人員經登記後，即可透過人面識別或電子卡等方式，自由進出兩個科技園區。

除了人員流動，也將與內地加快採取措施拆牆鬆綁，促進物資、資金及資訊過河流通。如何儘快可以起動，仍需要兩地政府加把勁。

李家超和他的管治團隊對振興經濟、推動創科、改善民生的決心及努力，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金融科技和航空樞紐展現的規劃等，市民是肯定的。

在治理層面，政府又成立若干跨部門工作小組，雖有點架床疊屋的官僚做法，可能因為改革之路不易行，需要集中力量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效率如何？政府需要不斷檢討。

不可否認，施政報告除了立志要加快香港以創科帶動經濟轉型的決心，我們也看到政府著眼解決長期困擾市民的住房問題，兼顧了各方利益和需求，四平八穩。

下一步，需要的是政府精准佈局，確保提出的措施可行、可見成效、可惠及市民福祉。

這才是從“改變”到“改革”，再由“改革”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改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