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於1月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習主席在會上提出，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的警告，值得注意。
習主席說，如果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急剎車或者急轉彎，將會產生嚴重，負面外溢效應，給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將會首當其衝。他呼籲主要經濟體協調好財政貨幣政策，防止世界經濟再次探底。主要發達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應，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衝擊。習主席所指的是美國可能會在今年快速收緊貨幣政策。
自2020年疫情開始，過去兩年，美國的貨幣政策極其寬鬆。聯儲局將利率減到零，並且每月印錢1200億美元買國債等債券，大量放水到市場，以抵抗新冠疫情對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而美國大力放水的副作用就是大幅推高股市等資產市場。而洶湧而來的美元亦外溢到其他經濟體，造成環球投資市場上漲。但在美國大力印錢一年多之後，負面效應亦逐漸浮現，比較突出的就是帶來環球通脹，而美國的通脹亦都相當劇烈。去年12月，美國通脹率按年大升至7%，創了40年以來最大升幅。而同期中國的通脹率只有1.5%，遠低於美國。
美國經濟本來已經比較強勁，又遇上高通脹，聯儲局最近的會議紀錄就顯示，美國不單止想停止印錢，還打算沽出此前買入的債券，變相收水。另一方面，市場亦預期美國今年會加息3次，每次0.25厘，合共0.75厘，更有人估會加息4次。
若美國真的這樣快速收水和加息，這就是習主席所講的「急煞車」，造成的效應是美元匯價快速上升，加劇資本回流美國。這將對新興市場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特別是那些借美元外債較多的新興市場，因為美元匯價上升，那些國家的本幣貶值，等如要還的錢就會更多。過去有很多新興國家國爆發的金融風暴，就是和美元升值有關。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上場，採取「平衡預算」政策，削減赤字，就令到美元一路升值，最終觸發亞洲金融風暴。
其實，去年美國的貨幣政策尚未作出「急轉彎」，新興市場已有很大的「燶」味，主要原因是美國因對抗疫情而大量印錢，遇上供應鏈斷裂，令到食物和能源成本大幅上升，推高了很多新興國家的通脹率。而通脹率急升就令到當地的幣值下跌，進一步加劇了輸入性通脹。她們為了對抗通脹，唯有加息。
去年美元兌全球6隻主要貨幣升值6.7%，巴西央行全年累計加息0.575厘，而巴西雷亞爾兌美元仍然下跌超過8%。土耳其則反其道而行，在高通脹環境下不但不加息，還減息，希望減息可以刺激經濟，就令到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去年重挫超過20%。
美國還未正式收水，新興國家經濟去年已經手忙腳亂。今年美國開始收水，恐怕危機更大。國基會（IMF）上週預警，在聯儲局準備加息，Omicron變種病毒株令世界經濟增長放緩之際，新興經濟體要做好承受衝擊的準備，可能會出現艱難時期。
《路透社》形容一個最經典、最古老的難題，正在重演。這些新興經濟體需要額外支持的時候，反而要收緊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脹，但加息將令經濟進一步下滑。
習主席呼籲美國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緊縮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避免對發展中國家造成衝擊。但以美國的行事方式，對這些公益的呼籲，可能會愛理不理。所以，全世界都應該綁好安全帶，預備衝擊到來。
中國的狀況比較好，第一是通脹率低，通脹率只有1.5%，沒有太強烈的控制通脹需求；第二人民幣兌美元匯價近年反覆向上，人民幣近年低位在2020年5月，1美元兌7.14元人民幣，現時是6.34元人民幣，累計上升了11%，單是去年也升了2.5%。
所以，面對美國收水帶來的衝擊，中國還有點空間進行寬鬆貨幣政策去支撐經濟，其他的新興市場就有點危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