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局勢緊張。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獨立地位，普京並與兩地的親俄領袖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俄國將指示國防部確保武裝部隊維護兩地的和平。美國及歐盟等均譴責俄羅斯，會採取制裁手措施。
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布命令，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獨立地位。
俄羅斯一直與美國和北約進行談判，但是毫無進展。
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居民看著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布命令。
俄羅斯《獨立報》網站2月16日發表題為《為什麼北約不肯妥協》的文章，作者是莫斯科大學國際政治系國際安全教研室副教授、政治學博士阿列克謝·費年科。
烏克蘭加派軍隊進入和白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地方。
費年科分析，俄羅斯和北約的談判，毫無進展，雖然俄羅斯已經收窄議程，但北約不肯向俄妥協。
談判不成與俄羅斯-北約1997年達成的基本協議文件的瓦解有關。
費年科認為，北約根本不重視1997年協議延續，背後因為北約之首美國睇死俄國無反制力，今天的俄羅斯沒有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兌換基金」。美國人不相信俄羅斯的基地會在西半球出現，在加里寧格勒和白俄羅斯部署的核武器，主要對歐洲的北約國家構成威脅，而不是美國。
美國深信俄羅斯精英軟弱，怕再出現二次大戰那種戰爭，不敢和美國對抗。
費年科全文摘編如下：
2月15日，距俄羅斯外交官提議與北約就歐洲安全保證舉行談判已滿兩個月。遺憾的是，談判的初步結果令支持達成妥協的人頗感失望。俄羅斯起草的協議遭到北約成員國的拒絕，歐洲國家在這方面幾乎與美國人態度完全一致。事實上，莫斯科至少願意就東歐安全的某些方面進行談判，比如暫停部署中短程導彈。與年初相比，談判議程大幅縮減。
從法律角度來看，談判議程與俄羅斯-北約基本文件的瓦解有關。這份1997年5月27日簽署的條約確立了俄羅斯與北約的外交關係，明確北約沒有在新成員國境內部署大規模軍事特遣隊和核武器的意圖。事實上，俄羅斯和北約在1997年就東歐遊戲規則達成了某種協議：美國向北約新成員國提供軍事和政治安全保證，但不提供實際軍事內容。
從那以後，情況發生了質變。2014年威爾士峰會決定在東歐（即所謂的波羅的海-黑海地區）加強北約軍事設施。2017年，由於波蘭動用否決權，俄羅斯和北約未能宣佈俄羅斯-北約基本文件自動延期。從法律角度來看，目前尚不清楚該文件究竟是仍然有效，還是已經失去效力。俄羅斯呼籲北約回到1997年的方向，即確定基本文件的命運：是繼續生效，還是宣佈廢除。
然而，北約國家（首先是作為北約領導者的美國）並不急於跟俄羅斯達成協議。相反，它們生硬地拒絕了俄羅斯的提議，毫不擔心俄真的採取反制措施。看起來，北約國家並不認為有必要與俄羅斯簽署新版基本文件，即使是一項法律效力更弱的協議。換句話說，北約國家既不願改變1997年的遊戲規則，也不準備制定新規則。
這裡的原因既不在烏克蘭衝突本身，也不是俄羅斯外交不夠成功。美國人看不出莫斯科能做出怎樣的讓步來換取這種協議。從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需要協議的首先是莫斯科，而不是華盛頓：後者對「海間聯邦」（在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的幾個國家）當前的緊張局勢相當滿意。
今天的俄羅斯沒有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兌換基金」。美國人不相信俄羅斯的基地會在西半球出現：俄羅斯還沒有一支遠洋艦隊能向西半球的軍事集群提供補給和支援。在加里寧格勒和白俄羅斯部署的核武器，主要對歐洲的北約國家構成威脅，而不是美國。
美國人把俄精英和社會不願走向大規模軍事衝突視為軟弱。他們認為，俄羅斯仍然對二戰中的損失留有心理陰影，這催生了「只要沒有戰爭就行」的哲學。
美國的整套「遏制」構想和隨後的核威懾理念都基於喬治·凱南的假設：蘇聯領導層不想爆發新的大規模戰爭。美國的戰略由此而生：把大戰威脅與締結防止戰爭的協議結合起來，迫使蘇聯領導層退卻。
華盛頓也不相信會與俄羅斯爆發核戰爭。俄羅斯大眾意識的主流觀點是，任何大規模戰爭必將是核戰爭，其中沒有贏家。美國人相信，「海間聯邦」的假想軍事衝突將維持在無核層面。如果是這樣，它不僅不會波及美國，甚至未必會影響歐洲盟友。
國內專家常常懷念上世紀70年代，當時，據說美國人準備與蘇聯妥協。但關鍵在於，正是在那段關係緩和時期，美國人讓自己相信，蘇聯領導層始終傾向於妥協，哪怕妥協對自己不利。過去30年里，美國人已經確信，莫斯科隨時準備做出不利於自己的妥協和讓步。不管多麼令人擔心，在俄羅斯扭轉美國的這種觀念之前，美國外交官不會妥協。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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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體《星期日衛報》（The Sunday Guardian）近期披露的一份文件，將一項由美國在背後支持、旨在策劃孟加拉政權更迭的「倡議」暴露於世人眼前。
2019年初這一「倡議」啓動後，美國官僚與各相關組織相互配合，共同對孟加拉的政治格局施加影響，動搖時任孟總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領導地位。
孟加拉前總理哈西娜。AP資料圖片
該項「倡議」主要是由「國際共和研究所」（IRI）負責執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為其提供資金支持，清晰凸顯出外國勢力干預他國內政所帶來的不安影響。
該文作者賽琳娜·格林（Selena Green）、馬赫什·德巴塔（Mahesh Ranjan Debata），揭示了此前孟加拉政治風波背後的美國因素。以下為內地「南亞研究通訊」官方賬號編譯的全文：
一、PAIRS 計劃：政權更迭模板
這份名為「促進問責制、包容性、韌性支持」計劃（以下簡稱PAIRS）的戰略目的是削弱印度對孟加拉的政治影響。從相關內部文件可看出，該計劃是美國支持那些對其有著重大地緣政治利益國家內部民主體制、政治改革整體議程的組成部分。在USAID和NED的大量資金支持下，PAIRS計劃持續了將近兩年（確切而言是22個月），直至2021年1月才結束。期間，該計劃通過提供宣傳贈款、開展藝術項目、支持民間社會組織等一系列舉措，增強當地民眾政治參與，並為反專制勢力擴張提供支持。
PAIRS計劃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類似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支持的其他抗議活動。在孟加拉，美國與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等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及由美國資助的「公民社會」團體合作，直接導致街頭暴力抗議，進一步加劇孟國內部緊張局勢。同時，這些公民社會團體充當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代表，使受美國支持的政黨能夠在混亂中伺機壯大。
這其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達卡大學的學生，如納希德·伊斯拉姆（Nahid Islam）和努斯拉特·塔巴蘇姆（Nusrat Tabassum），他們與美國、歐洲的「民主」倡議存在關聯。這種對教育機構的滲透行為，展現了外國利益集團借助當地參與者推進自身議程的過程，具有廣泛影響力。
極端分子領導的街頭陣線與學生抗議活動相互配合，反映出西方媒體認可的一種全球模式。例如，《衛報》曾對美國在東歐支持的政權更迭行動進行報道，詳細介紹了非暴力反抗行為影響當地選舉的過程。
與PAIRS計劃相關的「地緣政治考量文件」，揭示出美國的關鍵目標之一是對印度在孟加拉長達十年的影響力進行制衡。美國將印度政府對孟時任執政黨人民聯盟（Awami League）的支持描述為「存在問題」，試圖重塑南亞的政治動態，進而影響孟加拉的內政及印孟關係。上述舉措反映出美國在更廣泛地緣政治戰略中的精心謀劃，凸顯地區政治的複雜相互作用。伴隨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這些計劃致使孟加拉等國的民主、主權受損，外部影響有可能重新界定其國內的政治權力動態。
二、國家民主基金會受到審查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活動在國內外均遭到廣泛批判。前美國國會議員羅恩·保羅（Ron Paul）指責該基金會濫用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去支持與美國利益相符的外國政客。他認為，NED 此舉看似是「促進民主」，實則是利用「軟資金」 操控外國選舉，嚴重違反了美國法律。
從歷史視角來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那些頗具爭議的做法曾遭受嚴格審視。回溯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就曾提議削減NED的資金，認為政府不應該將納稅人的錢，用於支持外國工會等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
此外，《紐約時報》曾對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破壞海地民選政府，致該國陷入局勢動蕩的行徑進行報道。該報前記者斯蒂芬·金澤在《紐約書評》中透露，NED與中央情報局（CIA）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合作，支持那些能夠助力推翻對美國不利政治力量的勢力。這凸顯了一種干預主義模式，即試圖以犧牲當地民主與穩定為代價，增強「敵人的敵人」的力量。
除在孟加拉境內的活動外，NED還對中國台灣地區的活動予以資助。2022年，NED與民進黨相互勾結，共同舉辦了一場號稱「團結民主力量，應對所感知到的威脅」的全球大會。2023年7月，NED主席戴蒙·威爾遜（Damon Wilson）在與「台獨」頑固分子關聯緊密的「台灣民主基金會」20週年慶典上，向蔡英文頒發「民主服務獎章」。這再度凸顯出NED支持符合美國利益政治運動的策略，存在使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甚至引發衝突的風險。
然而，受NED資助的組織往往面臨諸多內部挑戰。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以下簡稱世維會）為例，該組織正深陷領導層性騷擾醜聞。雖然《NOTUS新聞》已經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但是世維會一直未對這一嚴重指控給予回應，更沒有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問題。當前，該組織正在進行領導層換屆，但有幾名候選人卻無故缺席，由此可見，其內部矛盾已然逐漸展露。
儘管NED明確禁止對政治競選活動提供資助，但其卻成功操控尼加拉瓜、蒙古等多國選舉。此外，NED在推翻東歐國家民選政府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且對委內瑞拉反對派組織予以資助，這一系列行為凸顯出其扶持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上台的用心。
三、總結
NED參與孟加拉PAIRS計劃等行動，反映出外國干預破壞民主進程、國家主權的大趨勢。在地緣政治動態持續變遷的背景下，針對這些行為本身及其對美國戰略所指地區的民主穩定前景的影響展開批判性評估，具有重要意義。以「促進民主」之名行謀求政權更迭之實，這一現象引發了有關「強國在塑造他國政治未來過程中應承擔責任」的嚴肅倫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