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一戰」這個成語來源於《史記・淮陰侯列傳》，當中有言：「漢將韓信率兵攻趙，出井陘口，令萬人背水列陣，大敗趙軍⋯⋯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
楚漢相爭之初，劉邦的兵力不及項羽，所以每次兩軍相交劉軍總是望風而逃，屢戰屢敗。有見及此，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就向劉邦提議，先拿下關中，再東渡黃河。劉邦接受了韓信的建議，不過韓信的計劃卻不易實行。因為韓信的部隊首先要通過一道叫井陘口的山口。此山口極為極狹，只能夠幾個人通過。因此，如果敵軍把井陘口堵住，然後另派兵從側抄小路切斷了漢軍的糧草，那麼韓信的部隊就會因為失去後援而潰不成軍。
影視劇中的韓信（網上圖片）
不過敵將陳余仗首着兵力優勢，堅持要與漢軍正面作戰。韓信知道後，就命令部隊安營在離井陘不遠的河邊上。當時眾將領就疑惑地問：「為什麼要背水結陣呢？這樣不就死路一條嗎？」韓信聽過問題後卻笑而不答，只讓將士們吃飽飯。
到了半夜，韓信一方面派一萬軍隊誘敵出營，另一方面派出兩千輕騎從小路隱蔽前進，要他們在趙軍出陣後迅速衝入趙軍營地，並在趙軍營地換上漢軍的旗號。
天亮以後，所有都部署就緒。敵將趙王與陳余見劉軍背水結陣，心中竊喜，便率先領軍全面出擊。那兩千輕騎兵看到趙營已空，就迅速闖入趙營，並把趙軍的旗積換成了漢軍的旗幟。戰場上，韓信見漢旗飛揚，便佯裝敗退。趙軍自然不會放過此等機會，馬上就追殺到河邊去。本來他想把漢軍都趕到河裡，但他們沒想到，正因為背水紮營，後退無路，漢軍此時個個奮勇無比，幾乎以一敵十，甚至轉眼間就把趙軍打得落花流水。
趙軍見形勢不利，正想撤回，卻突然發現營中漢旗飄飄。頃刻間，趙軍軍心大亂。在混亂之間，趙軍數員大將被斬殺，甚至連首將趙王也被漢軍俘獲。
背水一戰（網上圖片）
後來在慶功宴上，韓信才回答當初眾將領的問題：「兵法上不是有說過『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嗎？如果當初紮營的地方有退路，士兵早就逃散了，這又怎能讓他們拼命呢？」
於是，後人把「背水一戰」這個成語從故事中提煉出來，原指背靠河水之地擺陣；後來指處於絕境之中，為了出路而決一死戰。這成語多用於軍事行動，不過也可用在有「決戰」性質的行動上。
盜印，是指未經作者或版權所有者允許的情況下，擅自覆制或印刷他人的著作。這種行為在中國早已有之，比如清朝袁枚的作品曾多次被盜印，但這不代表中國古代完全沒有版權保護的意識。相反，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知識私有觀念就悄然萌芽。
戰國以前，學在官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教合一。除了由國家職官，如師氏、保氏、大司樂、等掌握學術的人來擔任各級學校的教師，學校也從施教的場所變成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因為官府壟斷學校教育和學術文化，所以天下未有私人著述的文字，也談不上什麼盜印。
西周教育的顯著特點有三：禮不下庶人、官師不分、政教合一，而這也是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簡單來說，「學在官府」就是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規、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的禮器全部掌握在官府。（網上圖片）
到了戰國時期，官守師傳之道廢，時人也開始嘗試把舊聞寫在竹帛上，這也是私人著書立說風尚的開始。既然有了民間書籍的出現，自然少不了署名權，不然都不知這書是何人所著。在思想交鋒與激盪的時代，諸子百家學說紛呈，他們的書多以「某某子」為名，例如《墨子》便是墨家思想的總集。這種命名方式簡單直接，讓人一眼就知道書自何派，而這也是我國著作署名權的起源。
不過這種著作署名權其實不大公平。不論是《墨子》、《老子》、《莊子》，還是《孟子》、《荀子》、《韓非子》，都不是學派領袖能夠獨立完成創作的，不少書籍都是在門人弟子的協助下編寫而成。因此，署名權在成為門派代表人物的專利變相剝奪了弟子們的署名權。這也沒辦法，終歸是版權意識的萌芽階段。除了諸子著作之外，先秦其它著作也大多沒有署名，這為漢代劉向等編寫《七略》帶來不少麻煩，《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雜家言》等著作至今仍不知著者為誰。到了漢代，卷端署名之例開始大量出現。晉代以後，著作卷端無不署名，這說明版權、署名權等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從古籍記載來看，抄襲、剽竊、盜版等令人不齒的行為，但其實有不少都是文化人牽頭做的。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創作史上的「抄剽第一人」應是《漢書》的作者班固。雖然不能否認班固在史學上的貢獻，但他著史時的不端行為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一樣，一直飽受後世指責。據學者研究，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這段歷史，主要剽竊了司馬遷的《史記》。除《董仲舒傳》外，《漢書》的內容跟《史記》完全沒有實質的變化；從漢昭帝到漢平帝這段歷史，則大量引用同時代賈逵和劉歆等人的作品。（網上圖片）
到底版權什麼時候才真正被人重視呢？那就得等到唐代雕版印刷問世之時。中國古代社會的早期沒有版權的觀念，是因為不存在產生經濟權利的基礎。換句話說，在傳播技術還沒有發展起來前，刻印出版商及作者並不會因傳播或創作而得益；沒有傳播的途徑，作品的社會價值也難以實現，所以唯有圖書制作方式發生劃時代變革，著作的發表權、修改權、使用權、獲得報酬權才開始引起人們關注。
然而，雕版印刷的出現也會引起我們文章開首提到的問題——盜印。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東川節度使馮宿上奏朝廷，請求頒發赦令，禁斷民間私印歷法。根據馮宿上的說法，每年司天台都沒頒發新歷，盜版的日歷已經遍佈街頭，實在有違敬授之道。這份奏疏得到了唐文宗的批準，自此歷法版權收歸中央。這次盜版打擊行動除了強調了歷書的神聖性，但其根本目的不外乎是要打擊和杜絕盜印。詔令頒佈後，民間自印曆自是不敢這麼猖狂。就算想翻刻曆書，也必須征得欽天監同意。由於翻刻的曆書都是民間盜印，所以總是錯漏百出，一日半日的推算失誤都是小事，所以禁止私印其實也是保護了原編者的聲譽和作品的完整性。
當然，不是所有書都像曆書般可以受到皇室的保護，其它私人著作的盜作問題依然嚴峻。唯有到了宋代，人們私有財產觀念進一步地深化，才有了相關民事法律的發展。北宋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印刷術的出現與發展讓圖書印刷不再局限於佛經和日歷，使盜版圖書的門類也越來越多。加上，一些書商為利益所趨，竟胡亂刻印，這導致圖書質量嚴重下滑。因此，治平之前，皇室決定發布刻書禁令，禁止百姓隨便刻書。如有需要，則須向國子監申報登記。在國子監嚴格審查後，才準許付梓。治平之後，禁令雖稍有放松，但仍依然存在，違例者可要「徒二年」！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印刷形式。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莫高窟發現，印製於唐朝公元868年的《金剛經》（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網上圖片）
雖然有朝廷已經採用版權保護手段，但仍未能杜絕抄剽和盜版行為。把他人書稿改頭換面再出版或直接改個名字翻刻印刷的現象仍舊普遍，譬如司馬光的《歷年圖》就被趙姓小人改為《帝統》，然後用於刻印賣錢，甚至明代俞羨章為了保護自己作品，想出懸賞捉拿的主意。俞羨章編有一部唐代類書匯編《唐類函》，為了不被侵權，在該書即將竣工之時，俞羨章向官府投遞了一張訴狀。訴狀稱新印成的《唐類函》被強盜劫去，懇請官府捉拿盜書賊。官府遍出告示後，懸賞緝拿。這樣一來，就沒有人再敢盜印了，真的是用心良苦！
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明代刻書業發達，在如此大的書稿需求量下，盜印、抄襲問題越來越猖獗。《四庫全書總目》就這樣批評明朝的出版書：「是書雜采小說家言，湊集成編，而不著所出。」難怪到後來，新書都不像宋代般印上作者的「牌記」。
面對抄剽之風，時人反應迴異。有的人恨不得搭上盜版快車，恨恨撈一筆；也有人像蘇東坡一樣，認為讀盜版書「使人不平」。無論如何，盜版猖狂得連官方都無能為力，作者們又能怎麼辦？唯有調整自個心態，順其自然。袁枚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不佳者」，袁枚就一笑置之。遇上「詩序俱佳」，則會買來欣賞，氣度非凡！
宋代出書時，封面後或封底上已開始印上「牌記」，版記里印有作者、出版者名號、版權聲明等。如當時出版的《東都事略》一書內頁上，長方形牌記中便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露堂藏版」等字樣。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國版權保護例證，也是「版權所有，不許翻印」最原始的出處。（網上圖片）
其實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版權」一詞，法律語境下的版權（著作權）也是近代以後出現的新詞，甚至是日本人從英語copyright翻譯過來的外來詞。直至1903年，「版權」一詞才首次在中國出現前。因此，國內版權保護處於零星少變的狀態也是有跡可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