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之後，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將於7月6日至9日訪華。耶倫自今年2月就在積極尋求訪華，多次「放風」計劃行程，此次終於成行，這是她首次以財長身份訪華。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AP圖片
兩周內，兩位美國重量級官員主動訪華，美國急於恢復與中國對話的迫切心理可見一斑。
當前，美國破紀錄的通脹水平使人們對經濟前景產生了擔憂，與此同時，美國的激進加息政策未能有效控制通脹，反而觸發了銀行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削弱了經濟的穩定性。面對內外困境，與中國的合作變得尤為關鍵。
耶倫此行有什麼計劃？中美雙方可能會討論哪些問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員表示，耶倫訪華的目的是加深和增進美中之間的溝通頻率，穩定關係，避免溝通不暢，並盡可能擴大合作。7月3日耶倫在訪華前與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會面，耶倫在討論中提出關切的議題，同時傳達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合作，應對包括宏觀經濟和金融問題等全球挑戰的重要性。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會見美國財長耶倫。中國駐美大使館圖
外界預料，耶倫在這四天內有三件事要辦：
第一，與中國同行舉行高層經濟會談，就全球挑戰和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討論。話題可能包括中美共同利益領域，如關稅、匯率、債務等宏觀經濟問題。
復旦大學與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認為，這是兩國經濟團隊面對面討論進程的一部分，雙方現在還處於接觸的早期階段。上個月，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赴美，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進行了會面。這次耶倫訪華，雙方應該會關注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中國經濟、美國經濟、世界經濟等，或許會建立工作機制繼續進行對話。
吳心伯表示，中方關切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關稅問題。特朗普時期對中國商品施加的關稅超過3000億美元，到現在還沒有廢除，拜登上任之後也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減少關稅。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壓制，現在有1300個中國實體在美國的制裁名單上。不過，這些問題不是耶倫部長負責的，而是商務部長的職責範圍。因此他也希望雷蒙多也會很快訪華，到那個時候也許中美可以針對這些問題有更多實質性的討論。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創始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輯思認為，中美在財政和金融上有很多需要共同探討的問題，比如說，人民幣匯率、中國是否會增持或者減少美國國債等。「最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降了不少，這對兩國經濟有一定影響，至於影響程度，雙方財政部門會有一些評估。」
他還提到，當前美國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問題，通過多次加息，美國的通脹壓力逐步得到緩解。
「這對中國也有影響，都是雙方財政部門需要探討的問題。」王緝思教授說，這其中不可避免地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他認為，雙方財政部門會想辦法去克服一些政治上的障礙，務實地推動兩國金融和財政方面的合作。
同時中美會談也會涉及雙方的分歧領域，如耶倫或會對中國針對美光科技的禁令提出反對，重提所謂的「新疆人權問題」，讓中國替多邊金融機構和商業債權人，特別是去年瘋狂加息的美國「背鍋」，采取更多措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債務減免，以及對中國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和中俄關係提出質疑等。
另外，對於7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耶倫或將表達對這項法律適用範圍的擔憂。
第二，與在華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的相關人士會面。
第三，再次強調不支持「脫鉤」的態度，並為美國行「脫鉤」之實進行辯解。
近來，拜登政府為限制中國獲取半導體技術、生物技術和敏感技術，阻礙中國的人工智能和高端計算發展，以「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為由」對華實施了廣泛的限制。預料耶倫打算辯解一番，試圖讓中國相信美國打壓和圍堵中國僅僅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並非「為了使自己獲得競爭性經濟優勢」。
美國深知中國維護核心利益的堅定決心不可動搖，因此美國政界和學界對耶倫此訪可能獲得的成果，以及對雙邊關係的整體預期都不抱太大期望。
彭博社援引不具名官員的話表示，拜登政府並不期望耶倫此行取得「重大突破」。只有在中美擁有共同利益的部分領域，預計耶倫可以取得進展。
前白宮官員、喬治城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埃文·梅代羅斯表示，耶倫此行「只是不確定過程中的下一步」，「這樣做很好，但很難看出此訪如何在大國競爭的復雜遊戲中發揮作用。」
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
7月3日，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在世界和平論壇上談及中美近期接觸「重啟」時表示，最近兩國間的高層交往是好事情，雙方見面坐下來談，總比不見面、不談要好。
他指出，中國從來沒有指望美國說的話、做的事會讓中國喜歡，中國也從來沒有承諾過會說美國喜歡聽的話，會做美國喜歡看到的事情。中美要找到相互尊重的辦法來處理雙方的關係，真正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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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現年23歲的柬埔寨女子兩年前參加日本「技能實習生」（也稱「研修生」）項目，滿懷憧憬來到日本。但到了日本後，她發現自己陷入一場長達兩年的噩夢之中。
據日本共同社、《南華早報》報道，12月16日，這名柬埔寨女子在東京提起訴訟，指控她所在的草莓農場的一名經理多次對其强奸，導致她懷孕並被强迫墮胎。
這名女子向涉事經理索賠8000萬日元（約合400萬港元）。
12月16日，柬埔寨受害女子的律師舉行發布會。日媒視頻截圖
當天，該女子委托的律師和一家給予支持的日本工會在東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據律師描述，該女子表示，她於2022年7月在日本栃木縣的一家草莓農場工作。幾個月後，農場的一名58歲的男經理「幾乎每天」都對其進行性侵犯，自2022年12月持續至2023年4月，期間導致其懷孕並墮胎。
這名經理則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告訴當地媒體，他與柬埔寨女子的行為是雙方自願的。
但共同社援引受害女子的話指出，她為來到日本而負債累累，農場經理實施性侵犯時一直以「開除」「遣返回國」為由進行威脅。她說：「我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服從，因為我害怕丟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京提起訴訟之前，這名23歲的柬埔寨女子曾於2023年向栃木縣警方提出申訴。但當地警察却以「證據不足」的理由，不予立案。
今年6月，該女子被診斷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隨後繼續拿起法律武器維權，並得到了人權組織和工會的支持。
此後，在同一農場工作的另外兩名柬埔寨女性也加入了訴訟，表示她們也遭到了同一名農場經理的性侵犯。
日本人權倡導者表示，該女子的經歷並非孤例，只是一個存在嚴重缺陷的制度的最新例證，揭露了日本研修生制度存在的系統性剝削現象。有人權人士直言，這是一種「現代奴隸制」，旨在剝削在日本的外籍勞工。
「研修生」與「研究生」，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別。通俗來講，研修生就是在日本學習勞動技能、順便打工的外國人，實質上就是日本企業廉價的勞動力。
日本於1981年建立「外國人研修制度」，隨著日本社會的老齡化日益嚴重導致勞動力缺乏，研修生制度逐漸演變成變相引進勞動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又推出「技能實習生」在留資格，但技能實習生從事的勞動多是日本人不願幹的低薪工作，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3K工作」（危險kiken，髒kitanai，累kitsui），這與培訓技術的目標日漸背離。
可以說，技能實習生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剝削外國人廉價勞動力的制度，而這一制度也是導致研修生安全問題的原因之一。明明是引進國外的勞動力，却偏要弄一個「研修生」和「技能實習生」的名義，使雇傭外國研修生的日本企業和雇主可以逃避勞動法所規定的企業雇傭義務，如工傷保險、雇傭保險、男女同工同酬等。
因此，研修生在工作中面臨著不公正對待、工傷事故高發、超負荷加班導致「過勞死」等狀况。
《南華早報》還提到，更糟糕的是，嚴格的簽證規定將工人與單一雇主綁定，造成了權力不平衡，研修生如果受到虐待幾乎無處可去。上個月，日本剛剛宣布了允許實習生更換雇主的改革。
「這些研修生不被視為人，他們只是勞工，」日本「外籍勞工團結網絡」組織執行董事鳥井一平表示，「幾乎每個參加這個項目的女性都曾遭受過性騷擾。」他還說，在日外籍勞工需要表達自己的意見，需要一個「可以說不」的制度。
日本勞動省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6年，外國研修生在工作事故中死亡22人，1人為過勞死。外國研修生的死亡率是日本工人的兩倍多。2023 年，總計41萬名研修生中，有9753人「逃離」，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如果日本政府這樣對待日本工人，公衆會作何反應。」日本「人權觀察」組織官員笠井哲平稱，「日本政府利用這種計劃獲取勞動力，同時任意限制外籍勞工更換雇主的權利，這種做法是一種系統性歧視和現代奴隸制。」
《南華早報》指出，針對研修生制度的系統性變革仍難以實現。儘管日本政府已承諾在2027年之前廢除研修生計劃，但批評人士表示，未來的替代計劃預計也會是換湯不換藥。鳥井一平表示，為日本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廉價工人，才是日本政府真正重視的議題。
日媒2017年製作了一檔披露日本雇主欺壓中國研修生的電視節目。視頻截圖
日本的「研修生」制度一直臭名昭著、事故頻發，上述案件只是再一次掀開了該制度的「遮羞布」。
2008年，一名中國研修生的遺體在宿舍被人發現，死於心肺功能停止。令人痛心的是，死者在死亡前一個月，已加班超過100個小時。新華社當時稱，安全事故頻發與中國在日研修生惡劣的生存狀態脫不了干係。
2017年，日本東京電視台製作的一檔披露日本雇主欺壓中國研修生的電視節目引發關注。節目披露了中國研修生在日處境：低廉的薪水、糟糕的居住條件、時常挨駡、孤獨寂寞……研修生的生活令人觸目驚心。
2018年3月，《日經新聞》披露，日本保護外勞的團體「全國統一勞動組合」調查後發現，位於岩手縣的一家建築公司利用當局的「外國技術研修生」制度，從越南引進勞工。他們中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調派到福島，在那裏進行核垃圾的處理工作。
此外，2017年至2018年，日媒報道了多起在日中國研修生遇害案件。
「中國人當研修生，首先是被日本政府出賣。」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尤一唯曾刊文指出，日本政府想要吸引人才，但沒有對外國勞動力的政策進行過認真討論。
尤一唯表示，日本政府實質上只承認自己對於低端、低階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實習生、留學生和日本移民後裔都難逃「臨時性」救濟的性質。鑒於絕大多數外國勞動力被限於低階、低端的制度設計，以及他們在該制度下難以在日本獲得晋升空間的事實，大多在日外勞難逃被用之即弃的命運。
新華社也曾就此發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名為幫助他國，實為盤剝外國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