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股巿低迷，消費疲軟，但未來會迎來一絲曙光，主要是美國經濟有見頂跡象，巿場預期美國聯儲局減息周期會較快到臨。
最近，美國公布的消費者支出終於顯示走弱跡象，美國從第4季度開始，個人支出中包括汽車、傢俱和健身房會員卡等非必需支出減少。假日購物氛圍也沒有那麼高漲，「黑色星期五」期間美國一些最大連鎖店面臨消費下降。支出放緩受到美聯儲官員的歡迎。他們一直擔心強勁的消費可能會導致通脹居高不下，令到美國聯儲局可能要再度加息。不過美國個人支出放緩顯示，美國加息可能已經見頂。
美國利率期貨的交易數據，反映巿場對未來利率走向的估計，利率期貨的成交顯示，目前預計2024年美國減息幅度是1.25厘，幾乎是10月中巿場數據反映減息幅度的兩倍。而交易數據顯示，巿場預期最快的減息時間是明年3月，較原先預計到明年第三或第四才開始減息，要提早到來。聯儲局正常每次加、減息0.25厘，1.25厘的預期減息幅度，代表巿場預計聯儲局明年會減息5次。
很多人見到經濟和股巿不好，是歸因於本地或內地的經濟因素，雖然這些因素都有關係，但影響香港經濟最重要因素是美息走向。因為港元和美元有聯擊匯率，港元上下波幅有限。而美國由2022年起暴力加息超過5厘，令美元大幅轉強，其他和美元自由兌換的貨幣，就會相應地大幅轉弱，她們會出現另一種危機，就是幣值急跌導致通脹大升，經濟壓力更大，好像斯里蘭卡、土耳其和阿根廷就是面臨這種狀況。
香港有另一種壓力，由於有聯繫匯率保護港元匯價不會下跌，但港元跟隨美元上升變得相當貴，觸發資金甚至消費外流，港人近期大量到海外旅遊甚至北上消費，都是覺得外地的消費很便宜，其他地方匯價下跌就是主要原因，單就幣值而言北上消費的好處就顯然易見。
其實美元匯價急升，經常是新興巿場金融風暴的起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上台，實行平衡預算，大幅削減赤字，令美元匯價急升，反映美元對6隻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由1995月6月的低位81，升到1998年8月的高位101，3年升了24.6%，結果觸發了亞洲金融風暴。
回看這一次，美元指數由2021年5月低位90，急升到今年9月的高位112，亦是升了24.4%，升幅和90年代中的升幅接近，但時間就更短，只是用了兩年。雖然近期由於巿場預計美國將會減息，美元匯價回落，美元指數跌至104的水平，但仍較兩年前低位升了15.6%。港元跟隨美元浮動，意味著現在港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貴了15%以上，對香港構成很大的壓力，首先就在投資巿場上反映出來。
股巿下跌受兩大因素影響，第一是利息急升，當香港人把存款由一間銀行搬到另一間銀行，所有新資金有4厘多至5厘的利息，還有多少人有興趣買股票呢。第二是借貸成本急升，無論是借孖展買股票，還是借錢買樓，都造成極沉重的負擔。
如果以美元的升幅計，香港這次面對的根本就等同於1997、98年金融風暴那樣的巨大壓力，香港如今樓巿雖然下跌，但尚算平穩，股巿雖創低位，但未有大幅崩潰，已算萬幸。如今只能默默地捱，捱到美國減息，香港投資巿場，才有活路。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