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已展開一星期,林林總總問題陸續浮現,若此時將計劃擴至全港,我敢講,必然「大甩轆」。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今日也撰文直言,現階段不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押後或完全停止。盧老先生之言是否反映阿爺想法,難以斷言,但我翻閱《大公報》1月和2月兩篇社評,都有近似觀點,那就值得港府高層思考了。政府20年前已提出垃圾徵費,但前朝幾任負責高官都眼高手低,輕估難度和市民反應,給現屆政府留下蘇州屎。現屆考慮到施政緩急先後,暫擱計劃的機會看來頗大。
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撰文,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垃圾徵費押後或完全停止,聚焦於拼經濟,其論點與《大公報》早前兩篇社評甚相似,值得注意。
盧文端在文中說,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也許他只是揣摸阿爺所想,或者真的「收到料」,間接反映阿爺的意見,我難以稽考,不過根據盧老先生的「往績」,其某些觀點不可等閒視之。
我翻看《大公報》月前兩篇關於垃圾徵費的社評,看法竟與盧老先生相當接近。1月刊登的那篇說,處理垃圾問題固然重要,但與發展經濟、解決房屋等要務相比,並非最迫切。處理垃圾問題從長計議,有利於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優先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這與盧文端提出的「盡快聚焦於經濟發展,不應被垃圾收費困擾」,是同一思路。
《大公報》另一篇社評指,垃圾徵費延至8月1日落實,要在餘下時間裏做好一切準備,絕非輕鬆工作。更何況政府工作千頭萬緒,而拼經濟、謀發展、補國安短扳,更是重中之重,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分清輕重緩急。社評雖未說白,但明顯認為應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先辦好更重要的事情。
盧老先生與《大公報》不約而同指出,計劃應擱置的另一原因,是準備不足,如果基本功尚未做好而硬推,急於求成,結果難能理想。
一個大大的疑問是,政府已為此計劃準備了20年,為何至今仍然踢晒腳?我翻看過前任負責官員的一些資料,發現一個通病,就是眼高手低、輕估困難和市民反應、太受環保團體的理念影響,條件未足夠就想急急上馬。
最先提出垃圾徵費概念的,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時為2005年。她當時滿懷雄心壯志,說政府考慮2007年就立法推行廢物收費,屆時將展行3個月試驗期。她眼界甚高,但對實際問題卻嚴重低估,例如她預計2006年底,源頭分類可處理80%家居垃圾。但到了2021,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仍只達31%,絕大部分家居垃圾都棄於堆填區。
2012年任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星,同樣對情況過分樂觀,他2013就說這計劃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到了今年初,他仍指7年前(即2017年),垃圾徵費已獲社會主流支持,但他沒說清楚,所謂「主流」是否包括住在三無大廈的基層市民,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小型食肆,還是只是一小撮不吃人間煙火的精英階層。
由於把問題看得簡單,他於2018年說垃圾徵費可於2020年落實,但一年之後,又說於2021年實施。計劃推行時間不斷向後延,許多配套卻仍然不足,他也承認「瓶頸是未能收到足夠的回收廢物」。
前朝負責高官眼高手低,卻又估計不準,輕視了種種技術困難,和普通市民的真實反應,這解釋了為何準備了20年,到臨門一腳,才發現處處「甩轆」。
前負責官員廖秀冬和黃錦星(圖),對圾垃徵費都眼高手低,輕視實際困難和市民反應,結果準備不足,到臨門一腳就甩晒轆。
以現屆政府的務實施政態度,應會重新思考政策的緩急先後,垃圾徵費問題並非最迫切,須先着力於對民生經濟重更要的事。所以,我估計政府決定暫擱垃圾徵費的成數頗高。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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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顛覆案」周二判刑,各人刑罰多重,屆時便有分曉,當中最受矚目的,是預料會以「首要分子」定罪的戴耀廷,若法庭作此裁決,將依例判他10年以上徒期,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法律界朋友翻看庭上證據,他在案中的主導角色十分明顯,可說鐵證如山,再回帶到「佔中」後幾年,其實他欲做反對派「盟主」的野心早就顯露,曾3度策動「變天」大計,並利用形勢迫溫和泛民上戰車,最後拖他們齊齊墮入火坑,實現了他曾預言的「真攬炒」。
戴耀廷為爭做反對派「盟主」,3度主導「變天」大計,利用形勢壓力逼溫和泛民上戰車,結果大夥齊齊跟着他墮崖。
這宗世紀大案審訊過程中,披露了大量有關戴耀廷的秘聞,主導角色昭然可見,所以其辯護律師指他只不過是從旁幫手的「其他參與者」,應判監少於兩年,成了審訊中一大笑話。
據庭上證供,他於2020年初與區諾軒、李卓人、李永達開秘密飯局,提出搞一個機制,令反對派奪取立法會最多議席,其後他指這個「35+計劃」,將是一件「大殺傷力憲制武器」,不但迫政府回應5大訴求,最終更可促使特首下台。
他隨之發表「攬炒十步曲」,繪畫出達到顛覆性結果的路綫圖,然後再在《蘋果》撰文,說將會「來一次真正的攬炒,決心要死而後生」。他還指「35+計劃」是「符合這階段抗爭的大策略,令現有制度出現極度不穩」,最終意圖十分清楚。
他當時以這些慷慨激昂的主張,製造一股強大逼力,把整個反對陣營,包括溫和泛民,全拉上戰車,部分人縱有猶疑,也被迫跟隨,而他就亢奮地擔任掌舵人,主控大局。
「35+」顛覆案審訊中披露的大量事件,都證明他是主導行動的「首要分子」,可說鐵證如山。
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阿爺已發出「勿謂言之不預」警告,指「35+計劃」可能違反此法,戴耀廷卻仍以法律學者的「權威」身分,數度聲稱此計劃並不違法,不少參與者信以為真,繼續被他牽着鼻子,跌進違法陷阱。
一位曾與戴耀廷交往的政圈朋友說,他以這顛覆大計「號召武林」,令反對派幾乎全軍覆沒,源於他多年來欲成為「盟主」的野心。朋友回望「佔中」之前,戴耀廷在反對派中只是小角色,「佔中」一役令他爆紅成為主角,但其後被黃之鋒等激進派搶去風頭,在失落之後,極想搶回領導地位,遂爭取成為泛民策略的主導者,做「盟主」的野心也愈來愈大。
所以他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推出「雷動」計劃,制定一套策略投票機制,叫支持泛民的選民,投票給勝算最高者,從而奪取立會過半數議席。這計劃打亂了傳統泛民的部署,結果一批資深議員落馬,而羅冠聰、游蕙禎等激進「素人」則紛紛殺入立會,為日後更大亂局種下禍根。
戴耀廷看到激進派強勁冒起,想趁勢搶回黃之鋒的風頭,於是在2017年再出新招,搞了個「風雲計劃」,照辦煮碗操控區議會選舉,更秘密招募「風雲兵」,把一些激進組織拉到自己旗下。
做過兩次「盟主」後,戴耀廷「指點江山」的心更紅,隨着2019年大動亂爆發,他以為「革命」時機已到,走出更大膽一步,於2020年推出「35+」初選計劃,深信如果成功,香港便可「變天」,而他就成為反對派的真正「盟主」。
他的野心蒙蔽了理智,完全錯估了形勢,帶着一眾參與者投入這場「死亡遊戲」。一批溫和泛民的大佬阿姐,雖對計劃感疑慮,但擔心如不入隊,參選必然輸硬,惟有硬着頭皮跟着玩。
結果大夥跟着戴耀廷齊齊墮崖,而泛民多年努力爭取的成果,亦全盤落索「歸零」,本來走溫和路綫大佬阿姐,更要受牢獄之災。
戴耀廷顛覆罪成,今日將受到應有刑罰,不僅如此,他還是破壞香港民主進程的罪人,可說罪孽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