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已展開一星期，林林總總問題陸續浮現，若此時將計劃擴至全港，我敢講，必然「大甩轆」。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今日也撰文直言，現階段不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押後或完全停止。盧老先生之言是否反映阿爺想法，難以斷言，但我翻閱《大公報》1月和2月兩篇社評，都有近似觀點，那就值得港府高層思考了。政府20年前已提出垃圾徵費，但前朝幾任負責高官都眼高手低，輕估難度和市民反應，給現屆政府留下蘇州屎。現屆考慮到施政緩急先後，暫擱計劃的機會看來頗大。
愛國陣營「大佬」盧文端撰文，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垃圾徵費押後或完全停止，聚焦於拼經濟，其論點與《大公報》早前兩篇社評甚相似，值得注意。
盧文端在文中說，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也許他只是揣摸阿爺所想，或者真的「收到料」，間接反映阿爺的意見，我難以稽考，不過根據盧老先生的「往績」，其某些觀點不可等閒視之。
我翻看《大公報》月前兩篇關於垃圾徵費的社評，看法竟與盧老先生相當接近。1月刊登的那篇說，處理垃圾問題固然重要，但與發展經濟、解決房屋等要務相比，並非最迫切。處理垃圾問題從長計議，有利於特區政府集中精力，優先解決市民急難愁盼的問題。這與盧文端提出的「盡快聚焦於經濟發展，不應被垃圾收費困擾」，是同一思路。
《大公報》另一篇社評指，垃圾徵費延至8月1日落實，要在餘下時間裏做好一切準備，絕非輕鬆工作。更何況政府工作千頭萬緒，而拼經濟、謀發展、補國安短扳，更是重中之重，在這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分清輕重緩急。社評雖未說白，但明顯認為應暫緩推行垃圾徵費，先辦好更重要的事情。
盧老先生與《大公報》不約而同指出，計劃應擱置的另一原因，是準備不足，如果基本功尚未做好而硬推，急於求成，結果難能理想。
一個大大的疑問是，政府已為此計劃準備了20年，為何至今仍然踢晒腳？我翻看過前任負責官員的一些資料，發現一個通病，就是眼高手低、輕估困難和市民反應、太受環保團體的理念影響，條件未足夠就想急急上馬。
最先提出垃圾徵費概念的，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時為2005年。她當時滿懷雄心壯志，說政府考慮2007年就立法推行廢物收費，屆時將展行3個月試驗期。她眼界甚高，但對實際問題卻嚴重低估，例如她預計2006年底，源頭分類可處理80%家居垃圾。但到了2021，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仍只達31%，絕大部分家居垃圾都棄於堆填區。
2012年任環境局局長的黃錦星，同樣對情況過分樂觀，他2013就說這計劃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到了今年初，他仍指7年前(即2017年)，垃圾徵費已獲社會主流支持，但他沒說清楚，所謂「主流」是否包括住在三無大廈的基層市民，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小型食肆，還是只是一小撮不吃人間煙火的精英階層。
由於把問題看得簡單，他於2018年說垃圾徵費可於2020年落實，但一年之後，又說於2021年實施。計劃推行時間不斷向後延，許多配套卻仍然不足，他也承認「瓶頸是未能收到足夠的回收廢物」。
前朝負責高官眼高手低，卻又估計不準，輕視了種種技術困難，和普通市民的真實反應，這解釋了為何準備了20年，到臨門一腳，才發現處處「甩轆」。
前負責官員廖秀冬和黃錦星(圖)，對圾垃徵費都眼高手低，輕視實際困難和市民反應，結果準備不足，到臨門一腳就甩晒轆。
以現屆政府的務實施政態度，應會重新思考政策的緩急先後，垃圾徵費問題並非最迫切，須先着力於對民生經濟重更要的事。所以，我估計政府決定暫擱垃圾徵費的成數頗高。
時人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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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有關香港回歸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40周年，當年雙方經歷一年多談判，才達成協議，過程波折重重，風雲詭譎，不少暗中角力的「秘史」仍未公開，卻影響至今。政圈朋友同我講，已故港澳辦主任魯平生前，曾囗述香港回歸經過不少內情，並輯錄成書，其中披露英方屢出「蠱惑招」企圖翻盤，卻被中方一一擊破，結果全輸，如今重温這段秘史仍很有啟發性，這些招數今日還循環再用，須加警惕。
今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簽訂40周年，經歷整個談判過程的已故港澳辦主任魯平，曾親揭箇中不少內幕，包括英方屢出「蠱惑招」試圖翻盤，結果全輸。
中英正式談判於1983年7月開始，其實在一年之前的9月，兩國巨頭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已首度交鋒，當時「鐵娘子」耍出第一個蠱惑招，大打「恐嚇牌」，但鄧小平這塊鐵板更硬，她結果慘輸一局。
魯平憶述兩巨頭過招經過說，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晤時，仍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聲稱如果按照中方的辦法收回香港，會把香港搞壞，給港人信心造成很大衝擊，香港就大亂了，說不定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災難，中國也會動搖。
魯平說，她講到這裏時，鄧小平就打斷了她，說：你說是由於你們英國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榮，我說不是，香港繁榮是香港人自己創造的。只要我們1997年以後政策對頭，香港的繁榮一定能夠保持。
鄧小平接着斬釘截鐵對戴卓爾夫人指出3個問題，第1是主權問題，我們沒有迴旋餘地；第2是1997年後的安排，也就是香港實行什麼樣制度的問題；第3是，怎樣為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這段時間如香港發生大動亂，中英談不攏，中國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魯平憶述，戴卓爾夫人聽後，馬上臉煞白了。鄧小平還說，中國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群島(英方稱福克蘭群島)。你說有可能波動，造成大災難，如果真的發生的情況的話，我們就要有勇氣來面對這災難。會面完後，戴卓爾夫人面色凝重，在步下臺階時，還一腳踩空，跪倒在地上。
中英代表團於1983年7月展開正式談判後，仍然波折重重。魯平說，英方提出「治權換主權」，主權還給你們，但是還讓英國人來繼續管。中方則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雙方針鋒相對，但主動權還在中方手裏。
在糾纏之間，英方又耍蠱惑招，打出「經濟牌」，港元和股市忽然大跌，銀行擠提，弄至人心惶惶。魯平說，當時我們分析了形勢，覺得這事情是英國人故意製造的，拿這件事來壓我們，企圖以此增加其談判籌碼。但我們覺得不必驚慌，因為從1983年計起，香港還有14年在英國人手裏，英國畢竟在港有大量利益，如香港就此垮了，對他們不利，他們遲早會自己出手解決的，所以我們不要去擔心。後來果然不出所料，風潮很快就平定下來了，港府決定實施聯繫匯率，中方也暗中支持，金融危機遂得以平息。
魯平披露，中方其後和港英政府成立了一個財政金融小組，定期會晤。這小組是保密的，他是中方的組長，而英方組長是財政司。此外，中方當時擔心大財團撤資，特別是外資公司，所以對財團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與匯豐談了很久，說服他們不要遷冊，其後匯豐強調基地還是在香港，不會走。中方對怡和就很失望，覺得怡和完全沒必要撤離。
到了談判後期，英方再出另一招數，向中方施壓，就是打「民意牌」。魯平說，英方當時指出，經過他們調查，80％到90％香港人不同意中國收回香港，民心要動搖，大量資金會外流，並造成大量移民。後來英方還找來了鍾士元(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和利國偉等3個說客，來北京替英國人說話。
鄧小平於1984年6月23日會見了3人，魯平憶述，鍾士元事前說，他是代表香港民意來的，鄧小平有備而來，一見面就跟他們說，「你們不是代表香港民意來的，你們是代表英國人的利益來的」。他們還沒有張嘴說話，就被鄧小平堵住了。其後的發展是，3人面目無光返港，英方這張「民意牌」亦告失效。
魯平指英方先後打「恐嚇牌」、「經濟牌」和「民意牌」以增加談判籌碼，欲保持對香港的管治，過程風雲迭起，但都不能令中方動搖。
經過無數波折後，《中英協議》於40年前簽訂，香港也回歸了27年，如今重温魯平親揭英方出「蠱惑招」的秘史，仍大有價值，因為直到今日，這些招數繼續有人循環再用，大家還須時刻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