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爺在敲山震虎

香港的反逃犯條例亂局持續，有一說是「阿爺未有最高指示，大家等候發落。」然而，在這個等候時刻，阿爺有一些行動，非常值得關注，主要在外交方面。

香港局面自6月開始急劇惡化之後，中國外交部對西方喊話的調子不斷升溫，特別針對美國及英國。6月19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會見荷蘭外交大臣布洛克的時候，講到香港的《逃犯條例》問題。他說，「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勢力利用這個問題，興風作浪，挑撥對立，企圖破壞香港和平穩定，破壞『一國兩制』。我們要大喝一聲：請收回你們的黑手！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香港不是你們橫行的地方！」王毅這個「收回黑手論」，相當惹眼。

其後，每見美英對香港有何動作，外交部例必強硬回應，例如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和美國國家安全國顧問博爾頓齊齊見《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外交部駐港公署就用史無前例的強硬語調狠批肥佬黎「為一己私利甘願充當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

中國批評的聲浪，一直沒有減低。週日發生元朗襲擊事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言論及集會自由，英國中東事務大臣則形容近日香港發生的暴力場面令人無法接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大力駁斥，說近日在香港發生的事情絕不是什麼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問題，而是極端暴力違法行為的問題，嚴重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她更指出，「從近期媒體披露的一些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在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操縱、策劃、甚至組織實施的跡像。美方能否向世界誠實地、明確地回答，美方在近期香港事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到底意欲何為？！美方再沒有自知之明，至少也應該清楚一點，那就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政府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更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搞亂香港。我們奉勸美方趁早收回他們在香港伸出的黑手！」華春瑩用最強硬語調警告美國。

香港的一些和平示威者，或許不同意阿爺的「外國勢力黑手論」，但當發現有人製造TATP這些在多次恐怖襲擊使用過的烈性炸藥，數量還有1.5公斤的時候，這絕非和平示威的行徑，開始令人懷疑阿爺是否掌握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資訊，知道外國勢力在香港搞事。

我與熟識大國外交事務的人談過，相信阿爺把焦點聚焦於美國，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認定美國在幕後組織在香港的暴力示威；第二是相信是美國可以影響到的國家、地區或者組織是策動這些暴力示威的幕後黑手。阿爺的策略是敲山震虎，敲打美國，令到美國受不了，要停止或者暗中喝停那些有組織的暴力行為。

最近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香港的問題已有點軟化，他日前在白宮與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會面前，被記者問到有關香港示威活動的問題。他回應說，中國可以根據需要阻止這些示威，但國家主席習近平，處理得「非常有責任」。

如果美國是想借香港局面在中美貿易談判中謀取利益，阿爺也在以彼之道還之彼身，在「習特會」以後一直未能重開談判的狀態中，逼使特朗普以他影響到的手段制止香港的亂局。最近傳出消息，中美貿易談判可能將於下周初在中國重開。中美兩國也各自讓步，中國啟動購買美國大豆等農產品，而美國亦開始草擬局部放寬對華為的限制。

阿爺清楚明白香港病了，他相信香港的病因，不純粹是本地問題，也有外來因素，相信要慢慢診症，然後才落藥為香港治病。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