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報道，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研究，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12月就已經開始在洛杉磯傳播，甚至在世界衛生組織知道中國武漢的最初疫情之前。
通過對醫療記錄的分析，研究人員發現，從2019年12月22日這一周開始，一直持續到2020年2月底，尋求呼吸道疾病治療的患者意外增加，醫療人員認為這可能是一個新跡象，表明新冠病毒出現時間比之前認為的更早。
美國研究人員。資料圖片
在去年12下旬開始這段時間內，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診所尋求咳嗽治療的門診病人數量增加了50%以上，比過去5年來每年因咳嗽而就診的平均人數增加了1000多人。
在此期間，因咳嗽而在急診室接受治療的病人數量以及因急性呼吸衰竭而住院的病人數量也出現了類似的上升。
作者在研究結論中寫道：「從2019年12月下旬開始，一直持續到2020年2月，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數量顯著增加，這表明在建立臨床意識和檢測能力之前，新冠病毒已經開始在社區內傳播了。」
發表在《醫學互聯網研究雜誌》上的作者在研究結論中寫道，由於許多新冠病毒攜帶者沒有表現出感染的症狀，去年12月在洛杉磯出現的感染新冠病毒數量的人數，可能遠遠超過去醫院就診的人數。
研究人員查閱了超過950萬次門診就診、近57.5萬次急診室就診和25萬例住院患者的大量數據，發現大量自稱有咳嗽症狀的患者。
不過，研究人員警告說，他們的發現不能作為確定因素，因為他們沒有進行任何診斷測試和其他因素的研究，包括流感病例的增加和電子煙對肺部的傷害。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部。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部全球健康科學副院長斯特凡尼·斯特拉斯迪博士表示，這些數據表明，目前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在洛杉磯的出現時間比之前已知的要早。斯特拉斯迪說：「這些數據具有暗示性，意味著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不過，目前還無法特別確定，因為當時沒有收集和儲存標本以便以後可以進行檢測，因為直到2020年2月我們才開始關注新冠病毒。」
報道稱，這並不是第一個表明新冠病毒在美國出現的時間比我們先前已知的更早。華盛頓州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也報告並承認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1月中旬已在美國出現。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於去年12月31日通報了該市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這些病例後來證明與新冠病毒有關。
如今看來，美國可能和中國同期或更早爆發疫情。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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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政策，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與中國、越南、印度、歐盟等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加徵差異化「對等關稅」，其中中國商品稅率高達34%（累加現有關稅至54%）、越南46%，印度26%、歐盟20%。政策甫宣佈迅即重挫美國科技盤交易，蘋果公司領跌，跌幅一度達7.9%，創下自2020年9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美媒普遍預測，關稅政策對蘋果的打擊尤為嚴重，因蘋果作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一，其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越南、印度等地。今次會否如過去一樣，最終往往由消費者「埋單」？
蘋果股價暴跌。
2018年特朗普首次對華加徵關稅後，蘋果逐步將部分產能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國，以降低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據蘋果的供應商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蘋果200大供應商中約有10%在越南設廠；印度則承擔了部分iPhone和AirPods的生產，並計劃未來生產25%的iPhone。
不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這一布局變得複雜化，因為越南和印度分別對應46%和26%的對等關稅，意味著蘋果在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將顯著提高。
圖示各經濟體開展的雙邊與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情況，可看到美國原本的線就比其他地區稀疏，而美國加徵關稅後，原本就不多的自貿協定也形同虛設。
蘋果在越南生產AirPods、iPad及MacBook，在印度組裝iPhone，但這兩國家今次均被列入高關稅名單，其中越南高達46%、印度達26%；其他亞洲生產基地同樣受衝擊，包括馬來西亞（24%關稅）和泰國（36%關稅）也承擔部分Mac生產線；另歐盟成員國愛爾蘭（20%關稅）則生產部分iMac。
換言之，蘋果要麼自行吸收關稅成本，壓縮利潤率，否則就是提高產品售價，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彭博社》分析指，iPhone、iPad和Apple Watch佔蘋果年收入的75%，關稅可能直接衝擊其核心業務。
美國軟件開發公司Instrumental聯合創始人、前Apple Watch產品設計主管Anna-Katrina Shedletsky說，蘋果會把這些新的關稅數字放到他們建立的模型中，在幾個小時內就能知道問題有多大。
蘋果的困境反映了全球科技供應鏈的脆弱性。儘管企業試圖通過分散生產基地降低風險，但特朗普的「無差別關稅」政策令這一策略均徒勞無功。
雖然特朗普主張通過關稅迫使企業將生產遷回美國，但現實表明，美國本土製造業面臨多重挑戰。
庫克曾說：美國工人比不上中國
現時，蘋果唯一在美國本土生產的高端產品是Mac Pro，但其德克薩斯州工廠仍依賴中國進口的零部件，如訂製螺絲。Mac Pro生產線更曾出現工人在交接班前提前離開崗位的情況，導致公司不得不暫停裝配線。
2019年，蘋果曾計劃將Mac Pro生產線遷至中國，但因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稅而被迫保留。然而，該工廠長期面臨生產效率低下、供應鏈不穩定的問題。
庫克曾到中國參觀生產線，認為中國工廠比美國好。
蘋果CEO庫克（Tim Cook）曾直言，美國缺乏足夠的高端製造工人，2017年在一次會議上，庫克表示：「在中國，你能輕鬆找到填滿幾個足球場的熟練工程師，但在美國，我甚至不確定能否坐滿一個房間。」 反映即使企業願意回流美國本土，也難以復現亞洲的高效生產。
事實上，過去關稅成本最終往往由消費者承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對鋼鋁加徵關稅後，美國汽車製造成本增加5%至8%，本土鋼價上漲42%，今次新關稅可能推高電子產品價格，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
蘋果並非唯一受衝擊的科技企業，其他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同樣面臨挑戰。儘管白宮豁免了半導體關稅，但台積電等關鍵供應商仍受特朗普「芯片稅」威脅。
《紐約時報》提到，谷歌、微軟等對國際供應商的依賴程度沒那麽高，但其重要的消費電子業務也會受到衝擊，關稅可能推高公司建設大型數據中心的成本，而這些數據中心正是開發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術的重要基礎設施。
短期來看，企業難以迅速調整供應鏈；長期而言，若關稅持續，全球科技產業可能加速向東南亞、墨西哥等低關稅地區轉移，而非回流美國。
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製造業格局，但其對科技行業的衝擊凸顯了美國供應鏈與勞動力的結構性短板。蘋果的股價暴跌相信僅是開始，若政策持續，可能引發更廣泛的市場動盪與通脹壓力。真正的「美國製造」復興，需要的不僅是關稅大棒，更是本土產業生態的全面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