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我們都在努力讀懂她。在經歷修例風波後，在國安法公佈施行後，在香港正開始深度嬗變、選擇歷史走向的今天，我們的這一想法更為強烈。
香港回歸祖國23年， 這個城市變得更安定，還是越來越亂？答案已寫在2019年的街頭上，市民如野獸般走上街頭狂吼，“裝修”、“私了”、暴力與暴動，憤怒的民眾每天洶湧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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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安法生效後的“後香港時代“，喝罵聲停止了。暫時平靜下來的香港是否已經解決了問題，還是暗流不止，將醞釀更大的社會危機？香港究竟該何去何從? 圖片：Sky
2019年6月12日，香港金鐘發發生暴力衝擊事件，反對立法會原定於當天恢復二讀《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批黑衣人在政總外集結，包圍立法會大樓一帶道路，並衝擊警方防線；正式為修例風波揭開序幕，事件亦成為“照妖鏡”把香港傳媒的問題反照出來。圖片：馮瀚文/香港商報
這是經典的一幕。2019年8月，觀塘遊行後衝突期間，有速龍小隊警員在街角向激進示威者舉槍，但記者的鏡頭只對準警察、而非暴徒，突顯了香港傳媒典型的偏頗問題。相片：網上
靖海侯在對話中指出，蘋果日報在修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集聚、放大、和制造反對勢力和反對聲音。「他們甚至刊登黑暴運動的海報，把自己作為反對運動的一員深度參與了。」圖片：網上
圖為2019年7月22日，林鄭和眾官員在記者會上被多名記者追問有關7月21日元朗襲擊一事時，顯得被動。靖海侯指出，面對傳媒，港府首先要解決“怕”的問題，然后才有“治”的可能。圖片：林宇翔/hket
李敏妮認為中學應該加入傳媒教育，培養學生對假新聞的意識，認識什麼是偏頗的報道等，令他們閱讀傳媒報道時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腦。圖片：網上
靖海侯指明報是反暴力的，卻是一直否定港府的，讓人覺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決策才是病根...「“中立媒體”本質上都是“明中實右”。」圖片：網上
一個媒體本身應否有自己對某些議題的立場？靖海侯認為，「传媒有立场、有态度不可怕，可怕的是传媒缺乏善意，刻意制造对立」圖片：BBC
活躍在社交媒體的“激進主義”（activism）的報導形式越來越普遍，而這些報道都只報導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說服讀者作者認為是真確的事實，寫作的人被形容為“激進主義者”。圖片：網上
李敏妮說：「港台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對特首林鄭的追擊式提問有關元朗721事件的視頻——重複說「尋晚你瞓唔瞓得著？」，當晚在網絡瘋傳，黃絲朋友拍爛手掌稱讚記者勇敢，我直指其非。」圖片：網上
對話到了差不多尾聲時，靖海侯說：「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於其穩定了很久，且有國家作為堅實的后盾。現在，一些傳媒要打掉這基礎，要慫恿市民拋離這后盾，這不是要香港自我毀滅嗎？」圖為2019年10月13日，一名香港人站在獅子山上。圖片：網上
在國安法生效後的“後香港時代”，喝罵聲停止了。暫時平靜下來的香港是否已經解決了問題，還是暗流不止，將醞釀更大的社會危機？兩地資深傳媒人靖海侯和李敏妮攜手開展一個全新的「傳媒人香港對話系列」，嘗試從五個核心問題 —— 傳媒、教育、民生、管治、兩地關係 —— 作理性和感性的分析，以兩地人不同的視角剖解香港問題，在對問題的分析和感悟中把握香港問題的全貌，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探究香港究竟該何去何從。
對話中，內地資深媒體人靖海侯說，“我們不致力於解決問題，更注重揭露問題或者呈現問題的全貌。”前南華早報記者和本地媒體創辦人李敏妮說，對話的過程也是反思的過程，“由於我們今次的對話是真情剖白，那我便坦白了。”
這是兩地傳媒人的對話，也是與香港的對話，與時代的對話。
我們，相信對話的價值和力量。
在國安法生效後的“後香港時代“，喝罵聲停止了。暫時平靜下來的香港是否已經解決了問題，還是暗流不止，將醞釀更大的社會危機？香港究竟該何去何從? 圖片：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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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人簡介
靖海侯
內地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知名博主，公眾號“靖海侯”在香港和內地均有廣泛影響。
李敏妮 Sherry Lee
香港資深記者，曾任職有線電視、英文虎報及南華早報等，記者經歷逾20年。2019年，開創網媒《透視報》，欲盡一己之力，重建香港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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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偏頗的傳媒，何去何從？
傳媒本應是無冕天使，負責傳遞真相，為民發聲，關愛社會；但近年大部分香港的傳媒卻扮演了另一個角色，推動社會動亂，散播仇恨，成為洗腦機器。他們不需動刀動槍、不用汽油彈、磚頭、雨遮，只用手上的筆和相機已經成功把香港變為戰場！
2019年6月12日，香港金鐘發發生暴力衝擊事件，反對立法會原定於當天恢復二讀《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批黑衣人在政總外集結，包圍立法會大樓一帶道路，並衝擊警方防線；正式為修例風波揭開序幕，事件亦成為“照妖鏡”把香港傳媒的問題反照出來。圖片：馮瀚文/香港商報
1） 傳媒在社會上的功用是什麼？香港的傳媒在報導2019年反修例的社運中，有否履行它的責任？他們的報導是否偏頗？
靖海侯：我們今天開始的對話，是傳媒人之間的，也是兩地人之間的。我們不免受到各自成長經歷、知識體系、文化背景的影響，即便面對最簡單的問題，也都會有認識和理解上的分歧。所以在我們對話前，我想不妨先確立一些基準，或者給我們的對話加一些限制。而我能想到的有三條：1.聚焦香港及她的問題；2.不作學術討論，只做感性和理性的分析；3.不致力於解決問題，更注重揭露問題或者呈現問題的全貌。
李敏妮：您說得對，傳媒始終是反映問題。作為傳媒人，我們扮演透視問題、揭露真相的角色，這是我們的本分。反映問題後，從政者或社會將怎樣走，要看他們了。
靖海侯：“透視”一詞很準確。傳媒於社會的功用，學術上的研究已經很多。但於今天的香港和香港的傳媒，卻可以看出其主要的方面。在“泛政治化”下，香港社會有多多元，社會便有多分裂；香港傳媒所扮演的角色，無論是藍是黃還是中立，都是一種“鬥爭的武器”，其實質目的就是解決社會分裂的問題，並志在將他們統一於自己的“一元”。得出這結論，當然並非源於我在內地所受到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恰恰相反，這結論是我來到香港後才有的清晰的認知。
可以說，我還沒見到世界上還有其他這麼一個地方，是利用“自由”彼此“開火”的，是陷入紛爭甚至是“鼓勵”紛爭的。這種情況為香港傳媒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土壤，也讓香港傳媒一直處在“春秋戰國”的時代。（香港的）每個傳媒，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在努力擴張其影響力，表達其控制欲，誰也沒有表現出謙遜的一面。甚至可以說，今天香港傳媒於社會的功用，就是提供了一個陣地，為香港社會多元化力量的較量開闢的戰場。
李敏妮：傳媒的功用是報導事實，揭露社會問題。傳媒亦要監察當權者、監察社會，發現問題便要反映，作人民喉舌，代替弱勢發聲。傳媒需要中肯，不偏不倚，這是正常的理解。可是現在由於政治的極度複雜性，傳媒已今非昔比，想找一個良心媒體，真的寥寥可數，這不單止是香港的情況，在外國的媒體，甚至國際媒體，很多已經轉變，不偏不倚的守則已經不被重視。
您很瞭解香港，赤裸裸的點出了核心問題，香港傳媒已成為各方勢力用來“鬥爭”的武器，戰場不但發生在傳統的傳媒，更擴展到社交媒體。越來越多臉書專頁自稱“媒體”，但他們只是“扮演”傳媒而已，內容除了轉發新聞外，便是不停發文攻擊一些人，文章當然沒有跟隨傳媒守則，背後明顯有政治目的。他們很多是來自黃營的（在2019年出現的很多是假媒體，報道目的是抹黑政府和員警，推動黑暴），亦有藍營的。由於在公眾心目中他們好像傳媒，寫出來的東西或多或少有公信力，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儘管這些“偽媒體”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認為攻擊的對像是壞人，但他們有機會是錯的，誤導了公眾，亦會成為壞榜樣，鼓勵沒有實證的流言，這個問題我們要關注。
靖海侯：是的。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再看2019年修例風波中香港傳媒的表現，就會有更清晰的判斷。他們都履行了各自的責任，他們的報導都從他們以為的“客觀”出發，但他們其實都在呈現新聞事實時，有選擇、有重點、有意地放進了各自的價值觀和政治觀。如果嚴格於新聞真相，我會說他們無一不偏頗；而如果明白其一貫的政治取向，我會說他們又無一不“盡力”。我想說的是，這些傳媒從來就沒想過給市民呈現完整的新聞事實，相反，他們想的更多是推動社會運動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向發展。
李敏妮：對此，我是有深刻感觸的。2014年我是支持（非法）“佔中”的，甚至走到金鐘街頭參加集會，與朋友在政府總部後面冰冷的地上睡了一晚，支持抗爭，現在回想很可笑，這是因為我對中國的不認識，亦不明白香港的政治危機，只跟著大眾的想法走。2019年6月和7月，修例風波引發的示威演變成每週的社會行動，像野獸抓到獵物咬著不放，那一刻，我開始醒了，看清這種所謂“公義”運動的真相。我發現推動著一場又一場暴力示威背後的龐大力量，竟然是傳媒。他們在字裏行間偏袒參與者並歌頌他們為“民主勇士”，無論他們怎樣打傷打死持不同意見的市民，香港的傳媒，包括電視台、電台、傳統的“大報”、和新進的網媒，都選擇性對其暴力視而不見，同時把警方執法時的“錯失”無限放大。傳媒以偏頗的報道為暴力分子鞏固道德高地，合理化他們的行動，於是激發更多市民參與抗爭，增加社會對政府、員警和內地的仇恨。傳媒不忌諱地成為“洗腦機器”，加深社會仇恨，這是傳媒應守的公義嗎？這實在令我非常痛心和憤怒，並激發我在沒有資源下成立《透視報》，希望重建中肯報道。
靖海侯：我看過你們的報導，清新、公道，很有可讀性和啟發性。
這是經典的一幕。2019年8月，觀塘遊行後衝突期間，有速龍小隊警員在街角向激進示威者舉槍，但記者的鏡頭只對準警察、而非暴徒，突顯了香港傳媒典型的偏頗問題。相片：網上
2） 香港的蘋果日報在修例風波中的報道，帶來甚麼影響？
靖海侯：蘋果日報是香港傳媒的典型，上面分析的這些特點，只會在它身上體現得更充分。修例風波中，其報導都是預置立場的，這方面只要看看它在每篇新聞報導面前加上的標籤就能明白。其扮演的角色，是集聚反對勢力和反對聲音，放大反對勢力和反對聲音，製造更多的反對勢力和反對聲音。他們甚至刊登黑暴運動的海報，把自己作為反對運動的一員深度參與了。那個時候，與其說他們是一個媒體，還不如說他們就是其中一支力量，且是衝在最前面的力量。他們因黑暴起而亢奮，為黑暴宣傳呐喊、保駕護航，利用在香港尚存的巨大影響力裹挾了無數市民進來。那個時候，看看他們的報導，任何人都不難發現蘋果日報想要的就是香港更亂、暴力更多、局面更複雜。而如果當時沒有蘋果日報這樣的媒體，黑暴未必如此倡狂，以為社會有多支持，特區政府未必如此被動，以為自己有多失敗。但這些選擇性的報導甚至是刻意的扭曲報導，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呢？！
李敏妮：在2019年之前的幾年，我是蘋果日報的忠實讀者，每天追看他們的網上新聞，因為我以為我們的理念一樣，是為“民主”奮鬥。直至2019年6月修例風波爆發，看到蘋果如何煽動暴力對抗，把暴力運動說成是「逆權運動」，以漂亮感動人心的標題，挑動無數熱血的“香港人”走出來反抗，我就醒了，亦決定不再幫他們寫文章（2018年中開始，我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幫壹週刊寫人物故事）。
由1995年創立以來，蘋果日報以譁眾取寵的圖片，口語簡單化的新聞報道，及後的“動新聞”，霸佔本地市場，最後成為讀者人數最多的報紙，至今“培養”了幾代香港人。一代一代的香港人都感染了這媒體的病毒，認為：政府無能；北京邪惡，要以內地人取代香港人；大陸人隨處大小便，暴發戶可憎，優才要來搶我們的飯碗；自由無價，中國要奪走我們的自由，香港人要上街反抗！潛移默化，這就成為我們香港人普遍的思維，2019年的風波只是一個場景，讓這些被蘋果培植出來的“憤怒妒忌恐懼”爆發出來。以前我很生氣有人形容蘋果是毒果，現在我看到了我的無知。
靖海侯：您的親身經歷和深刻感觸，是有說服力的。
靖海侯在對話中指出，蘋果日報在修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集聚、放大、和制造反對勢力和反對聲音。「他們甚至刊登黑暴運動的海報，把自己作為反對運動的一員深度參與了。」圖片：網上
3） 什麼原因導致傳媒在報道中變得偏頗？他們這種取態對社會有甚麼影響？
靖海侯：我在上面其實已經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要補充的是，媒體是市場主體，有經營需求，但在香港，因為資本的“野心”甚至來源的“不清不楚”，這些媒體並不以營利為主需求了。其背後的金主把他們變成了“武器”，以撩撥支持者情緒的方式刺痛建制者的神經，為了達到這一點，他們只有選擇偏頗。當然，我們不否認這些媒體的從業者中，也有圍觀人群，也有屬於自己的職業理想，但這樣的個體在大的環境中，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準則工作的。他們或許是“鬥牛士”，其實只是取悅“鬥牛場”觀眾的演員，他們被所在媒體利用的成分遠遠大於他們利用媒體的成分。
李敏妮：記者都是看蘋果長大的，擁抱他們的“思想”，蘋果成為傳媒所崇拜“勇敢無懼”的偶像，加上蘋果獨大，編輯及記者每天一開始工作，就先看蘋果有什麼頭版，然後跟進，新聞工作者怎能不受他們的報道牽著走？先不說2019年的風波背後有否外國、台灣的資助，有沒有傳媒是收了錢“工作”，大部分記者入行都懷著鋤強扶弱的心志，擁抱“民主自由”為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同時由於長期的荼毒，包括來自蘋果、不同傳媒、香港記者協會、以及近年的網路KOL的影響，記者認為邪惡的一方是中國，要褫奪香港的自由，因此他們要為自由民主發聲，終於爆發出2019年的偏頗傳媒災難。再者，本地記者很多是缺乏分析能力和世界觀，加上在殖民地長大，不太認識中國歷史，與中國沒有感情，只看到長久以來香港及國際傳媒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於是對中國有很多誤解和仇恨，很自然報道便變得偏頗。
由於傳媒扮演領導社會的角色，他們的偏頗報道對社會影響非常大，荼毒公眾令他們憎恨政府和大陸，延續香港的動盪不安。受荼毒的不單是年輕人，就連一些平日不理政治只聽收音機的阿公阿婆也變得反政府，把仇恨延續下去。
4） 香港的傳媒好像離了軌，走歪了路，怎樣才能扭轉呢？
靖海侯：香港傳媒亂像是香港固有社會生態的惡果。媒體屬性異化，政治屬性惡化，均源於香港社會生態的失衡，他們只是香港黑暗森林中的一棵樹而已。國安法後，林鄭月娥強調要正本清源、要撥亂反正。林太的這一認知基本抓到了香港問題的病灶，也是我所認為的剷除香港傳媒病根的法門。
李敏妮：最近，我們媒體有一個博客寫了一篇文章《香港這本書真的難讀嗎？》，解通香港複雜的政治發展，我讀了以為明白了，原來我還是不明白。香港的傳媒在我1996年入行的時候比較簡單，就算一窩蜂是恐中的，都是比較單一。今時今日的傳媒，複雜到一個地步，我後來跟作者說「香港真是一本難讀的書！」。政治的鬥爭引發很多畸形的現象，有些臉書媒體被說成是“阿爺”的，會久不久發放批鬥式文章，藍營的人一聽到是“國家”的，便會俯伏，它寫什麼便都相信，還廣傳帖文，這些媒體背後金主是什麼人，是幫香港還是害香港不得而知，你說複雜不複雜？
靖海侯：確實有這種現象，也不排除是“高級黑”或者“低級紅”的問題。對於傳媒職責，內地講新聞輿論48字使命，其中兩點便是“澄清謬誤、明辨是非”。對香港來說，如果“一國”與“兩制”關係都不清不楚，大是大非都立不起來，何談明辨是非？！要解決香港傳媒脫軌運行的問題，就必須搞好香港最基本的憲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建設，從基本法到新聞自由，從行政立法司法關係到公務員宣誓、議員資格，從什麼是公營機構到什麼是教師操守，每一個基本概念都要重新厘清。香港一天對這些基本概念和常識沒有正確認知，傳媒就會無所適從甚至肆無忌憚，繼續在原有路徑上無所顧忌地肆意狂奔。所以解決香港傳媒的問題，需在傳媒之外解決。唯有此，才能把握治標治本之策。
李敏妮：「香港國安法」真是靈丹妙藥，在6月30日生效後，不單止反對派主要人物紛紛退出政壇，所有牛鬼蛇神的傳媒立即收斂，昔日的意氣風發不見了。例如週三警方拘捕了參與立法會初選，意圖癱瘓特區政府而涉嫌違反國安法的53個攬炒派，在警方記者會上，記者們再沒有以前的歇斯底里的“盤問”，語氣乖乖的問問題，做好本分只為瞭解實情， 這就是從法治解決了問題。另外，我們也要從教育入手。學校要教中國歷史、公民教育，重建年輕人對國民身份認同，也要加強基本法教育，尤其是闡明中央有監管香港的權力。這裡確立起來，不可撼動了，記者才會心服口服，不會一見到中央介入香港的事務就拿起筆作刀槍。
5） 在改變傳媒的過程中，政府有它的角色嗎？政府可以做什麼改變傳媒呢？
靖海侯：香港回歸23年，問題不斷以至惡化，根本原因在於政治失序，並由此導致社會失範，傳媒的問題亦因如此。失序與失範的責任，港府不可推卸，有些方面甚至難辭其咎。長期被被動作為，有限作為的理念自縛手腳，港府已錯失了很多改革時機。
李敏妮：香港政府在傳媒的問題上真的很被動。回歸後，反對派與傳媒合力起動反政府情緒，可是政府沒有作任何行動改善情況，長期捱打，漸漸成為弱勢政府。
靖海侯：港府施政當是全方面、全方位的，必然會涉及傳媒，其角色天然有之。如前所述，解決香港傳媒的問題，需要系統施治，再不能走“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老路子。要推動香港傳媒的改變，我認為，至少要有幾步：1.為政治立規矩，即確立並鞏固香港的憲制秩序；2.為社會立規矩，即按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重新確認市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自由的空間與邊界；3.為新聞立規矩，即對從業者的職業操守、新聞報導的規範要求、法律懲戒的制度體系予以健全完善；4.為傳媒立規矩，即解決“傳媒不能碰”的問題，能用法律手段確保其回歸媒體屬性、消除政治屬性。
李敏妮：您常常能夠用宏觀的角度，清晰地看到香港的問題，反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仍然蒙在鼓裏。政府真的需要為傳媒行業立法，例如成立“假新聞法”、以及立法防止惡意的“起底”行為等。立法絕對不是幹預新聞自由，反而能夠提高傳媒的質素，吸引人才，令整個行業健康發展起來。現在藍營的人只會看親建制的媒體，黃絲只看黃媒，因此大家只看到事實的一部分。各自歸邊的傳媒只會令整個社會繼續撕裂，由（非法）“佔中”開始已經成為土壤，“栽培”了一些報導偏頗的黃藍網媒，把傳媒質素進一步拉低。長期下去，人們不會再信賴傳媒，失去了公信力的傳媒，又怎樣發揮帶領社會的作用呢？
靖海侯：在香港幾年，我深深感到港府官員對傳媒既敬畏尊重，又害怕提防。或者說，港府表現了太多的謙卑，且沒有在管理傳媒上表現出足夠的擔當，他們自己對於什麼是新聞自由都尚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要改變傳媒，港府需要展現魄力與行動，放下心結，敢於施政。
李敏妮：自由是有底線的，不是一句新聞自由，便能夠淩駕一切道德，令傳媒工作者站在道德高地。蘋果日報常常揭露人家的私隱，但當人家揭露它旗下記者的私隱時，就要上“頭版”被公審。種種傳媒霸權之下，嚇怕了政府官員，都不敢批評傳媒。同意您說的，長痛不如短痛，政府應該立下決心，針對現在傳媒的問題立法，杜絕傳媒的不當行為。新聞工作者不可以用新聞自由作盾牌，遮蔽不道德的行為，政府要先搞清這個邏輯，才能夠理直氣壯行動。
靖海侯：對。一言以蔽之，港府首先要解決“怕”的問題，然後才有“治”的可能。
圖為2019年7月22日，林鄭和眾官員在記者會上被多名記者追問有關7月21日元朗襲擊一事時，顯得被動。靖海侯指出，面對傳媒，港府首先要解決“怕”的問題，然后才有“治”的可能。圖片：林宇翔/hket
6） 教育機構，包括大學新聞系，甚至市民，又有他們的責任嗎？他們可以做什麼去改變傳媒？
靖海侯：傳媒首先是一個平臺，承載各方聲音與觀點，反映社情民情，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真正在傳媒上“唱戲”的就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市民”，他們可以是大學教授，也可以販夫走卒。但選擇讓誰“上臺”、給什麼人“排戲”，就凸顯了傳媒的“私心”。所以說，香港傳媒的問題首先是傳媒的問題，其次才是傳媒人的問題，再其次才是市民和教育機構的問題。市民和教育機構當然對傳媒亂象有責任，因為正是他們為這些傳媒亂象提供了素材和論據，提供了失範的基礎和空間。或者說，在傳媒問題上，毫不客氣的說，大家都是“幫兇”。
李敏妮：“幫凶”這詞形容得非常貼切，有些大學新聞系更是播毒的源頭。舉個例子，一個前記者朋友是某大學新聞系的講師，她很欣賞那些示威青年、認為要用暴力才能令中央改變對香港的政策、自己也參加“be water”遊行、又支持“港獨”，我聽到心寒。她的學系的其他講師，包括一名前壹週刊記者，更加鼓勵學生到示威現場做採訪，結果我聽說有兩名學生參與暴動，被警方拘捕。有這樣的老師，會出什麼樣的學生？
靖海侯：所以問題是系統的。香港傳媒的改變，需要傳媒自己覺悟，需要港府給傳媒確立規矩，同樣需要在傳媒裡扮演“主角”和“配角”的市民提高警惕並作出改變。在這方面，我想大概有三個基本的方面：1.是否在太情緒化的情況下表達了不理性的意見；2.是否基於足夠的知識和信息才得出相應的判斷；3.是否只為自己負責。
李敏妮：我在想傳媒有沒有這個智慧去覺悟？我認為中學應該開始公民教育科，裏面加入一些傳媒教育，培養學生要有批判思考閱讀媒體內容、提高他們對假新聞的意識、認識什麼是偏頗的報道等，令他們閱讀傳媒報道時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腦。當這種偏頗傳媒發現他們的產品沒有市場後，會成為一個誘因令他們走回正軌。
靖海侯：就是要增強讀者的“免疫力”。在蘋果日報這樣的媒體報導中，我們不難發現其與新聞主角存在利用與被利用的關係，甚至是有意利用和甘願被利用的關係。而當二者有共同且不純的動機，新聞事實一定是片面的，新聞真相是一定會扭曲的。長此下去，這樣的媒體不會有形成真正的公信力，更不會得到市民真正的尊重。所以我們看到，香港社會每年對傳媒進行評比時，蘋果日報一般都排在後面。蘋果日報需要認識到，其所謂影響力並沒有給自己帶來美譽；相反，其影響力在建立“審醜”的基礎上的，在其新聞劇本裡，是惡人、反派當道而非“正義聯盟”。
靖海侯：市民需要想想，真的願意在這樣的劇本裡扮演角色嗎？不想“做個好人”嗎？
李敏妮：其實現在最恐怖的是，有很多憎恨假新聞的網民，自己也很容易相信網上沒有事實根據而且不持平的流言，然後把此等訊息廣傳，沒有做到公民責任。市民有責任做一個“好人”，而不是讓自己的人生給低劣的傳媒擺佈，成為他們的“木偶”。
李敏妮認為中學應該加入傳媒教育，培養學生對假新聞的意識，認識什麼是偏頗的報道等，令他們閱讀傳媒報道時更小心，不容易被洗腦。圖片：網上
7）為何傳媒的客觀性那麼重要？傳媒的報道怎樣才可以做到中立？中立的報道又能否透視社會真相？真相重要還是中立重要？
靖海侯：信息不對稱是普遍的，傳媒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對稱，我們首先要承認任何傳媒的客觀性都有局限。一個傳媒是好是壞，關鍵在於他是否追求最大可能的客觀性，減少新聞報導與事實的偏差。傳媒的客觀性所以重要，是因為傳媒以此塑造風氣，市民以此評價傳媒。這就好像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黃是藍，都不願意被人欺騙和誤導一樣，市民對傳媒的客觀性要求，也一樣是超越政治立場的。
靖海侯：報道中立的問題，是個偽命題。我其實認為傳媒就不可能做到中立，也不會選擇中立。得出這判斷，還是因為任何新聞報道都有選擇性，而選擇這個不選擇那個，就已體現了站位、好惡和主觀傾向，包括明報、信報等。
李敏妮：由於我們今次的對話是真情剖白，那我便坦白了。說到這個偏頗話題，我要承認我在南華早報工作的時候，也是有選擇地放進自己的價值觀在文章中，意圖影響讀者跟隨我的想法。現在回想，感到非常慚愧。為何傳媒的客觀性那麼重要，這是由於記者的想法有機會是錯的。在我身上，有不少例子是多年後才發現當初的報道方向和所表達的價值觀是錯的，但已經誤導了公眾。
有關傳媒需要中立的問題，我自己思考了很久，得出和你相似的結論。傳媒不能夠完全中立neutral，否則文章訊息只會模稜兩可，讀者得不到清楚的分析。但是如不中立，我們又會返回原地，記者可以選擇性地報導，從而操控讀者的思維。曾經有人說過一句說話：記者是自己最好的監管者，代表其實沒有人監管我們，是我們自己監管自己；而所用的原則，你說的對，不是中立，而是中肯，意指公平、公道。記者報導的時候，應該常常撫心自問：我們是否客觀（objective），有否做到中肯的報道？
靖海侯：我理解你說的中立問題其實是“平衡”問題，既有舉證也有反證，呈現一個維度也呈現另一個相反的維度，且兩者的比例、體量是合理的而不是失衡的。這種平衡當然不好駕馭，因為它並不是簡單的1+1的問題。比如香港的政治光譜分佈，我們可以說是6:4，也可以說是7:3，如果傳媒能做到報導上的平衡，也應當是6:4或7:3的論據分佈。但在香港，無疑，無論是黃媒還是藍媒，都沒有做到這一點。而在蘋果日報上，這一不同論據的比例，往往都是9:1了。
李敏妮：和您對話很有意思，一邊對話一邊反思，中肯其實就是平衡（balanced reporting）。一個媒體在處理不同版面的時候也可以用不同方法做到中肯平衡的報道，例如在報導新聞時，需要收集不同人士，包括正反兩方，的意見（無論好與壞的意見），才能激發讀者思考，讓他們對事件作出公平的判斷。至於評論性質的文章，作者，無論是記者本身或是外來的評論員，應該考慮各方意見從而作出中肯的評述。若編輯收到一篇看似不平衡的文章，有兩種做法，一是跟作者商量作出修改，二是直接刊登，只要作者不是煽動不道德的行為便可，因為讀者可以瞭解作者的真正看法，論點公平與否自有公論。
靖海侯：香港市民對一些所謂“中立媒體”的定位，多有一廂情願的成分。明報是中立的嗎？信報是中立的嗎？我看都不是，這在修例風波中體現得很充分。明報是反暴力的，卻是一直否定港府的，其實質影響就是讓人覺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決策才是病根。而信報的林行止在專欄文章中直接發出“暴力有利於GDP增長”觀點，所謂中立更無從談起了。可以說，“中立媒體”本質上都是“明中實右”。這裡我不展開論述了，大家只要看看每次香港社會發生重大爭議時他們的社評文章，就不難得出這結論。
李敏妮：完全同意。在2015年成立的香港01，標榜自己為一個“倡議型媒體”，口號是“是時候改變了”，給大眾的感覺是一個中立的媒體。它中立嗎？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一塊照妖鏡，明明是黑衣人在現場，01記者幫手假稱他們為“街坊”、“市民”，例如說“街坊”不滿員警執法，“市民”指罵警方，意圖令讀者感覺黑衣人得到民意支持，抹黑員警執法。很少見到01的報道指出黑衣人襲擊途人，對黑衣人隱惡揚善。2019年8月左右，01出了一篇社論，指責黑衣人的暴力，承認自己報道的不足，我當時以為他們懺悔了，怎知偏頗報導照出。為何會這樣？很多人相信，一就是媒體不是真心反暴力，一就是管理層不能阻止記者的取態，但編輯怎會不能要求記者更改稿件，或訓示他們不可偏頗？所以我認為前者的可能性比較大。在2020年，01多了一些中肯的報導，尤其在國安法推出後更為明顯，但都是時黃時藍，反映這媒體是機會主義者，見到反對派沒落，便轉軚了。有黃有藍，還不是中肯？當然不是！這種模稜兩可的報導方式只會令讀者思考混亂，中肯不是以此方法達到的，而是整份報紙應該中肯。
靖海侯：香港01的例子很典型。這方面有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市民想要的真相和媒體想要的真相並非一個概念，前者是純粹的，後者是不純粹的。後者以選擇性報導、社評或者刊發各自喜愛的評論員文章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傳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社會主張。傳遞真相不是他們的目的，傳遞影響力才是他們所追求的。所以我才一直重申，在香港，壓根就沒有“中立媒體”。
李敏妮：您所說的非常真實，我的心也跳了出來，我也曾經反問自己，究竟我有否以媒體傳遞自己的政治理念，害怕不自覺地墮入陷阱。現在想，我可以做到的就是盡量避免。我常常會自省，積極避免我的媒體被標籤為黃或藍。可是在香港，不是黃的、不支持示威的、不反中的，便會被標籤為藍報，這就是香港辦報人的無奈。標籤對一個媒體的發展是危險的，如媒體只能吸引一種顏色的人閱讀，怎能帶領社會向前行？辦報還有什麼意思？
說到真相，真相可能涉及一方是錯另一方是對，報道的時候又怎能中立呢？若中立，又如何表達真相呢？其實傳媒真的不能做到中立，只要中肯便可。傳媒要以中肯的心去判斷事物，才能找到真相，中肯與真相是並行的。
靖海侯：很有意思的分析。
靖海侯指明報是反暴力的，卻是一直否定港府的，讓人覺得暴力可以理解，港府決策才是病根...「“中立媒體”本質上都是“明中實右”。」圖片：網上
8）一個媒體本身應否有自己對某些議題的立場？例如支持同性戀和性工作、公民抗命、民主、支持政府及中央政府等。如社會上的事件或人物違反這些信念，在報導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理才可以做到中立？如果決定按照傳媒的既定立場對一些議題發聲，又怎能做到中立呢？
靖海侯：傳媒不中立是必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所以這麼說，只因為香港傳媒很發達，存在各種各樣的傳媒，是他們在集體塑造新聞的真相。如果市民只看一種傳媒，那他一定有偏見，且會得出更具偏見的結論；而如果市民選擇看不同的傳媒，他就會評估真相在不同的傳媒的分佈，得出的結論也一定更為理性。傳媒有立場、有態度不可怕，可怕的是傳媒缺乏善意，刻意製造對立。
李敏妮：我認為傳媒可以對某些議題有立場，但這些立場不是跟隨社會風氣的，而是按著道德標準，亦絕不能違法達義。傳媒是帶領社會的，是社會的榜樣，若傳媒鼓吹違法，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例如香港的傳媒大多支持同性婚姻和反性傾向歧視立法，認為是民主的象徵，這就是跟大隊，沒有獨立思考的結果。又例如很多香港媒體會支持民主，但是如果民主要用暴力爭取，傳媒怎能盲目支持這種立場呢？有立場不代表不中肯，只要立場是合乎道德便可。如社會上的事件或人物違反媒體的信念，該傳媒可以放膽報導，若你的立場是光明正大的，中肯的，又何須懼怕呢？
靖海侯：傳媒應當對所有議題進行開放，但應當是有限度的開放，這限度就是指我上面提到的規矩。你當然可以反對特區政府，但反對的當是其一項政策、某一個問題，而不能上升到推翻政府的層面。果然如此，那傳媒就不是傳媒，而是暴動者的一員了。遺憾的是，港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以為傳媒就是傳媒；而這些傳媒明知道這一點，卻迴避這一點，一直做出暗度陳倉的行為。所以，我之前在靖海侯博客文章中提出，香港不少傳媒體其實是政團，或者是政團的影子。
靖海侯：但傳媒的履職動作和政團的履職動作當是不同的，很簡單，管理要求不同。傳媒可以批評政府，也可以按照既定立場發聲，但傳媒深度介入政治運動，如在修例風波中刊發黑衣人海報，就是越界之舉了。傳媒所應有的規範的報導，應是“是其是，非其非”，可以有所偏頗，但不能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或者說，傳媒應該首先給出事實，再給出態度和立場。
李敏妮：您對傳媒有很深刻的認識，是很有力而新鮮的看法，也衝擊我的思考，而且您非常坦率，跟傳媒學院老師所教的不同，但卻很真實：傳媒只要不黑白顛倒已經合格了。問題是我們認為黑的，他們認為白，大家的價值觀不同，判斷是非便不同了。我認為最終應該返回初心，問問自己支持的會否帶來一個和平有愛的社會？爭取過程和手法又是否基於愛與和平？是的，放膽去做吧！否則傳媒要閉嘴。
一個媒體本身應否有自己對某些議題的立場？靖海侯認為，「传媒有立场、有态度不可怕，可怕的是传媒缺乏善意，刻意制造对立」圖片：BBC
9） 近年，有所謂advocacy journalism(倡導新聞學)，這種新聞機構或記者認為為了社會公義，他們可以採用非客觀的報道手法。香港有些媒體明顯就是採用這種手法。你認為這種新聞學觀念對不對？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靖海侯：2018年，內地指出了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務，即：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香港不會有這樣的指引。但內地這樣的指引的積極作用，卻是香港應該重視的。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香港社會戾氣太盛、內耗太多、撕裂太重，發展到今天“泛政治化”後，更直接致使社會缺乏共識、無法同行，導致港府什麼事也做不了、做不好。這樣好嗎？我覺得不好。
李敏妮：這真是一言驚醒，香港的傳媒在不知不覺下變成了“泛政治化”。近年，我越來越欣賞國內一些傳媒，他們非常專業，見到內地英文電視台CGTN記者劉欣到香港報導修例風波，她不但勇闖暴力現場，這是不簡單的，因為大家見過香港的黑衣人如何在機場虐打國內記者，以及在街頭毆打說普通話人士；還訪問了一位年輕參與者，談到他為何參加，報導沒有嚴厲的批判，只把事實報導出來，非常持平寫實，在香港很久沒有見過這樣的報道。
靖海侯：沒有人不追求社會公義，沒有地方拒絕社會公義。但社會公義不能成為自己理解的公義，甚至把個人的私心私念套用為社會公義。香港一些傳媒就常常用這種伎倆。他們攻擊內地的宣傳工作，自己卻無時無刻不在做宣傳工作。相比內地，他們報導的情緒化色彩更重。不同的是，內地傳媒志在傳遞正能量、增強社會向心力，香港傳媒意在傳遞負能量、加大社會離心力。孰好孰壞，一目了然。
李敏妮：有一次，一位做自由撰稿人的記者朋友與我爭論傳媒應否客觀，她不同意傳媒必須客觀，說現在有所謂advocacy journalism（倡導新聞學），我立即反駁，非客觀的報導手法已經不對，同時倡導傳媒已經不是傳媒，更像政治團體。他們把社會公義淩駕在傳媒操守上，但這個公義是任由他們演繹的，是否真正的公義實在存疑！舉例說，他們可以說爭取香港的普選是社會公義，但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是否真的適合普選？若傳媒以偏頗的倡導新聞手法爭取普選，會否激起仇恨，引起社會亂局？這過程是公義嗎？爭取公義變成違反公義是非常荒謬的。
在社交媒體當道的今天，比倡導新聞學更極端的“激進主義”（activism）的報導形式越來越普遍，而這些報道都是極度偏頗的，只報導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說服讀者作者認為是真確的事實，希望帶來改變，寫作的人被形容為“激進主義者”。有人認為真正新聞學是屬於激進主義，因為都是希望為社會帶來轉變，但我不同意。若我們接受激進主義的報道，任何人都可以操控讀者，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
靖海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傳媒是構建社會環境的重要一環。我們都可以想想，市民是願意每天活在嘈雜的環境中，還是願意每天活在清新的環境中，是願意每天得到激勵，還是願意每天接觸煩惱。我看蘋果日報在報導自殺新聞的時候，也會在文章後面附上心理熱線電話。這說明他們不是不懂得這一道理。蘋果日報所以選擇在政治報導上走偏執路線，正說明其想要的就是撕裂與內耗，就是香港保持不穩定狀態。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政治和社會負能量的代言人。
李敏妮：香港有頗多這些所謂倡導性媒體，包括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眾新聞、蘋果日報當然是表表者。他們自命品德高尚，實是“假清高”。好的傳媒是“俗世中的清泉”，他們卻是“污水”，令香港混濁。
靖海侯：您說的這些傳媒，我們或許換一個詞稱呼他們：煽動性傳媒。“宣導”二字於他們，“過獎”了。
活躍在社交媒體的“激進主義”（activism）的報導形式越來越普遍，而這些報道都只報導事情的一面，目的是說服讀者作者認為是真確的事實，寫作的人被形容為“激進主義者”。圖片：網上
10）香港電台是公營電台，但在過去一年多被市民評擊報道極度偏頗，有意無意推動反政府意識，包括他們的時事節目以及新聞報道，政府應該如何處理香港電台的問題？應否取消港台的牌照？
靖海侯：我是經歷了整個修例風波，也曾到過大部分暴力運動現場。其間，香港電台對修例風波的報導，難言客觀。那個時候，毫不客氣的說，香港電台跟蘋果日報一樣，都成為黑衣人的喉舌了。我幾次看到黑衣人見到香港電台的記者，都表現出各種親切，而看到TVB則一臉怒氣。作為公營電台，政府出糧的公營機構，這可以說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香港電台的問題，不少香港朋友說是“政府養了一條狗咬自己”。而在我看來，香港電台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他們連蘋果日報都不如。蘋果日報尚且忠誠于自己的金主黎智英，而香港電台則屬“賣主求榮”。或許有人說，這更突顯香港電台的專業和操守，其邏輯是堅持了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但我們要看真相，看修例風波中香港電台是否做到了報導上的平衡，是否對暴力和反暴力的聲音都有客觀的傳達。明顯不是。香港電台的記者能和黑衣暴徒“勾肩搭背”已經說明了一切。他們既不專業也不高尚，他們報導的不是新聞事實，而是在散佈暴力的種子。
李敏妮：很好的觀察！問題正是港台沒有做到客觀報道。人們普遍認為官方媒體質素一定很高，觀點一定是對，但港台的記者剛剛相反。港台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對特首林鄭的追擊式提問有關元朗721襲擊事件的視頻——重複說「尋晚你瞓唔瞓得著？」，當晚在網絡瘋傳，黃絲朋友拍爛手掌稱讚記者勇敢，我直指其非。俗語說：學好三年，學壞三天，隨後會上一位記者行家問林太：「很多市民問你幾時死？」 記者會後，利君雅成為傳媒女神，是其他記者仿效對象，帶動香港記者目中無人，政府更處於弱勢。
靖海侯：港府放縱港台太久了。國安法後，港府雖然已經開始對香港電台的整頓，但力度太小，行動亦遲緩。港府要有“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底氣。既然香港電台處長是公務員，那就按公務員規矩之；既然香港電台經費是財政撥款，那就以財政撥款施加影響。反對特區政府的傳媒夠多了，不缺香港電台一個。港府應該明確香港電台就是自己的宣傳工具，其角色就是推動港府的施政。這方面，完全沒必要扭扭捏捏。
李敏妮：香港電台須遵照《香港電台約章》運作，包括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導及分析，可是港台一直以政治立場先行，作出偏頗甚至不實報道。約章亦規定港台需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但港台多次抹黑中國，心目中根本沒有一國，何來幫助市民明白一國兩制？港台明顯違反約章，但政府一直沒有監管港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也只是間中批評一下，但每次港台員工都會用“編輯自主”做擋箭牌，反罵政府幹預港台新聞自由，最後事件都是不了了之。其實政府有兩種做法，一是理直氣壯指出港台違反約章，須全面改革，一是勇敢面對輿論，乾脆取消其牌照。
靖海侯：放任香港電台按慣性發展，只會固化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狀況，讓以後新加入香港電台的人也天然反政府，凝固香港電台反政府的文化風氣。港府應當矯正這一局面、制止這一趨勢。問問黎智英，他願意讓大公報的記者按照大公報的方式在蘋果日報上寫文章嗎？至少我沒看到過。
李敏妮說：「港台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對特首林鄭的追擊式提問有關元朗721事件的視頻——重複說「尋晚你瞓唔瞓得著？」，當晚在網絡瘋傳，黃絲朋友拍爛手掌稱讚記者勇敢，我直指其非。」圖片：網上
11）整體上，香港傳媒欠缺了什麼？本地傳媒的報道是否普遍負面，很少正面的新聞和故事？傳媒應否這樣？
靖海侯：香港傳媒欠缺的是理性，是對政治現實和政治規矩的準確把握。如果香港今天已經爛透了，官員腐敗、民不聊生，我們會鼓勵傳媒站出來發聲。但客觀看待香港回歸後的23年，事實並非如此。市民所享有的自由，城市發展的現狀，總體上都勝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而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於其穩定了很久，且有國家作為堅實的後盾。現在，一些傳媒要打掉這基礎，要慫恿市民拋離這後盾，這不是要香港自我毀滅嗎？難道真有人天真地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以閉關自守？
李敏妮：非常同意您說的，香港媒體的報道缺乏理性，而且非常執著，他們想香港變成心目中的烏托邦，可是這個烏托邦是大眾喜歡的嗎？是否只是空中之城，不切實際？大約兩年前，剛才提到的記者朋友說要開設一個網台，報導“港獨”的議題，當然缺乏組織能力的她沒有做到。我對她說，“港獨”是沒有可能的，雖然她知道不可能，但她說為何討論也不可以，指中文大學禁止學生在民主牆張貼“港獨”標語的事，這反映了記者如何缺乏理性。
另外，香港的傳媒很喜歡報導負面的消息，每天都是壞消息，這個世界沒有美好的事發生嗎？為何不可以報導多一點正面的故事？彷彿記者必定要找出“問題”來報導。揭露社會問題當然是記者的責任，但傳媒也可以報導激勵性的故事增加社會的正能量，例如一個外國人作了一首歌鼓勵香港，為何這不被報導？一個攝影師拍了一輯圖片，表達香港在黑暗中仍然發亮，也可以是新聞。
靖海侯：傳媒報導負面新聞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出發點。如果報導的動機在於製造更大的問題，觸發更多的負面，這種報導便是對社會責任的踐踏。港府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指出不好的是什麼，而不是要打倒港府。報導負面的目的，只有是為了讓市民關注正面，且推動社會齊心協力走向正面，那才是負面報導的價值。
而且，香港一些傳媒在報導上太宏觀了，完全不顧政治現實，總是可以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到政治體制上。這是傳媒無知無能的表現。他們太高估自己了。香港傳媒不妨具象一點，遠離政治、接近政策，遠離鬥爭、關切民生。治國平天下的事，不是他們所能擔負的。
李敏妮：同意，香港傳媒似乎把自己的範圍收得越來越窄，每天只有政治新聞、政治評論、和娛樂新聞，只有少數媒體有民生故事。但是，人的生活真的只有這幾方面？為何不可以有歷史版面？為何沒有開設版面討論香港管治及政策？傳媒這樣只會局限了香港人的眼界，長久下去，讀者只會變得膚淺，人口質素持續低落，影響香港的長遠發展。
對話到了差不多尾聲時，靖海侯說：「香港能走到今天，正是由於其穩定了很久，且有國家作為堅實的后盾。現在，一些傳媒要打掉這基礎，要慫恿市民拋離這后盾，這不是要香港自我毀滅嗎？」圖為2019年10月13日，一名香港人站在獅子山上。圖片：網上
12）你有沒有信心，香港的傳媒可以重回正軌？
靖海侯：我對香港傳媒的期待其實很低微，只要做到守本分而已。也就是我前面說的，強媒體屬性、去政治屬性，不要具體參與社會運動。
能不能重回正軌，不在於香港傳媒自己，關鍵還是看港府有無擔當。香港傳媒是生態問題，其自身已經失去了調整適應的能力。實現其淨化，需要外力推動，甚至是矯枉過正。而目前港府要做的，就是厘清香港方方面面的一些基本概念，確立社會討論的基準。在此之上，香港傳媒即便是只報導負面新聞，也不會離題太遠。
李敏妮：您說“我對香港傳媒的期待其實很低微”，您真的很坦白敢言！2019年的動亂是一件令人憤慨的事，卻把傳媒的偏頗突顯出來，讓大眾關注黑媒黃媒的問題。種種問題反映了香港的傳媒缺乏批判思考，忘記了傳媒應該幫助社會的初心，以及需要持平報道的道德操守。要扭轉這個局勢，政府必須從規管著手，同時改善公眾教育，讓他們認識傳媒的議題，提升讀者的獨立思維，提供土壤讓傳媒改變，帶社會走向正面思維。我對香港傳媒重回正軌是有一點信心的，但這可能是天真的想法，只是我一廂情願，現在唯有拭目以待，hope for the best.
本集對話，完。
靖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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