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週三如無意外將成為新一屆美國總統，而特朗普在下台前，有傳將會利用最後的時間，大量特赦約100人，包括他的親戚及戰友，但不一定免費，有傳索價每位盛惠200萬美元！
除了特赦親戚朋友外，傳特朗普仍有可能會最後自我特赦（self-pardon)！老實講，無緣無故唔會特赦，特赦即係默認「身有屎」，即係間接承認其實犯咗事，怕將來被揭發有罪，所以先尋求特赦來庇護。那麼，萬一特朗普真是特赦自己，拜登可唔可以取消侵侵的自我特赦呢？華盛頓郵報找來了肯-戈姆利（Ken Gormley) 是憲法、總統府和赦免權方面的專家，他是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校長，問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華盛頓郵報文章指，萬一特朗普自我赦免，拜登應阻止。
戈姆利認為，如果特朗普離開白宮之前，做出試圖赦免自己的不明智決定，那麼新任總統拜登，應該用另一個前所未有的步驟來回應，去撤銷特朗普自我赦免。
「撤銷總統的特赦」聽起來可能很奇怪，甚至是違憲。當然，憲法的文字或歷史先例中，都沒有提到可撤銷總統的特赦(當然也沒有提撤消自我赦免)，這是因為沒有美國憲法首先就沒有提及任何授權總統自我赦免的內容。不過，憲法的文本、原意和歷史先例，都強烈反對總統自我赦免的有效性。
部分原因是，總統自我特赦這種大膽行為，其合法性不太可能在法庭上確認。新總統必須在司法部的建議下，對這一危險的先例採取立場。憲法的制憲者賦予了總統在行使赦免權方面的巨大自由裁量權，總統曾利用這項廣闊的權力赦免政治盟友，例如，喬治布殊曾赦免了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克林頓甚至赦免了他的家人—同父異母弟弟羅傑-克林頓。
總統赦免權允許總統赦免個人過去所有的聯邦刑事罪行，甚至是沒有明確規定的罪行，但並没有包括被彈劾的罪行。如果特朗普選擇赦免他的孩子或他範圍內的任何其他人，他是可以這樣做的。
美國憲法指，總統有權赦免聯邦罪行，但不包括被彈劾。
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一位總統試圖自我赦免。赦免自己，是構成了一種自我交易的行為，與明確規定總統可以「授予」赦免的憲法文本的原意相違背，這意味著總統只能對他人的授予，但不能對自己授予。這也違背了水門事件尼克遜案的里程碑式的判決。在該案中，當時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為法院的一致意見寫道，即使是總統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1974年，尼克遜總統自己的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發表了一份意見，指出尼克遜不能赦免自己，理由是「任何人都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當法官，這是基本規則」。很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尼克遜從來沒有赦免過自己。
如果特朗普試圖在任期的最後日子採取這一步，是假設民主黨人將會對他進行報復，拜登應該首先將這個問題提交給法律顧問辦公室。如果法律顧問辦公室在2021年同意該辦公室在1974年的先例（這是很有可能的），這一法律意見將構成第二份指導意見，支持總統自我赦免本質上是違憲的立場。這將為拜登總統隨後發佈行政命令、宣佈特朗普的行動無效，提供依據。
當特朗普考慮他的選擇時，他可能要記住，自我赦免並不符合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最高法院1915年在伯迪克（Burdick）控訴美國一案中的裁決宣佈，總統赦免代表承認有罪，接受赦免構成了有悔意。
1999年，戈姆利在杜肯大學的一個節目中採訪福特總統，關於他對尼克遜的赦免，福特強調，伯迪克案是他決定的一個關鍵因素。他認為這將給美國公眾帶來最想要的東西：尼克遜從法律上承認錯誤行為。福特告訴我，他派了一位年輕的律師本頓-貝克爾，到尼克遜在加州聖克萊門特的大院，解釋伯迪克案的重要性。
尼克遜最初不想接受赦免，因為接受便代表承認有罪。
尼克遜的私人律師赫伯特-傑克-米勒（Herbert Jack Miller）後來證實了這一說法，尼克遜最初試圖拒絕接受赦免，因為他不想認罪。直到福特的律師威脅說要離場，收回赦免令後，尼克遜才屈服，在知道法律後果的情況下接受了赦免令。因為接受赦免相當於在法律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如果特朗普赦免自己，並考慮在2024年再次競選總統，那麼他將為自己製造一個傷口，因為政黨不願意提名一個實際上已經承認聯邦罪行的候選人，而特朗普的名聲在未來所有時代都會被詛咒。
特朗普的任期還有兩天就完，如果特朗普愚蠢到要冒這個風險，他的繼任者就不應該讓它成立，這對美國總統職位和未來時代都有好處。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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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體《星期日衛報》（The Sunday Guardian）近期披露的一份文件，將一項由美國在背後支持、旨在策劃孟加拉政權更迭的「倡議」暴露於世人眼前。
2019年初這一「倡議」啓動後，美國官僚與各相關組織相互配合，共同對孟加拉的政治格局施加影響，動搖時任孟總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領導地位。
孟加拉前總理哈西娜。AP資料圖片
該項「倡議」主要是由「國際共和研究所」（IRI）負責執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為其提供資金支持，清晰凸顯出外國勢力干預他國內政所帶來的不安影響。
該文作者賽琳娜·格林（Selena Green）、馬赫什·德巴塔（Mahesh Ranjan Debata），揭示了此前孟加拉政治風波背後的美國因素。以下為內地「南亞研究通訊」官方賬號編譯的全文：
一、PAIRS 計劃：政權更迭模板
這份名為「促進問責制、包容性、韌性支持」計劃（以下簡稱PAIRS）的戰略目的是削弱印度對孟加拉的政治影響。從相關內部文件可看出，該計劃是美國支持那些對其有著重大地緣政治利益國家內部民主體制、政治改革整體議程的組成部分。在USAID和NED的大量資金支持下，PAIRS計劃持續了將近兩年（確切而言是22個月），直至2021年1月才結束。期間，該計劃通過提供宣傳贈款、開展藝術項目、支持民間社會組織等一系列舉措，增強當地民眾政治參與，並為反專制勢力擴張提供支持。
PAIRS計劃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類似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支持的其他抗議活動。在孟加拉，美國與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等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及由美國資助的「公民社會」團體合作，直接導致街頭暴力抗議，進一步加劇孟國內部緊張局勢。同時，這些公民社會團體充當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代表，使受美國支持的政黨能夠在混亂中伺機壯大。
這其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達卡大學的學生，如納希德·伊斯拉姆（Nahid Islam）和努斯拉特·塔巴蘇姆（Nusrat Tabassum），他們與美國、歐洲的「民主」倡議存在關聯。這種對教育機構的滲透行為，展現了外國利益集團借助當地參與者推進自身議程的過程，具有廣泛影響力。
極端分子領導的街頭陣線與學生抗議活動相互配合，反映出西方媒體認可的一種全球模式。例如，《衛報》曾對美國在東歐支持的政權更迭行動進行報道，詳細介紹了非暴力反抗行為影響當地選舉的過程。
與PAIRS計劃相關的「地緣政治考量文件」，揭示出美國的關鍵目標之一是對印度在孟加拉長達十年的影響力進行制衡。美國將印度政府對孟時任執政黨人民聯盟（Awami League）的支持描述為「存在問題」，試圖重塑南亞的政治動態，進而影響孟加拉的內政及印孟關係。上述舉措反映出美國在更廣泛地緣政治戰略中的精心謀劃，凸顯地區政治的複雜相互作用。伴隨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這些計劃致使孟加拉等國的民主、主權受損，外部影響有可能重新界定其國內的政治權力動態。
二、國家民主基金會受到審查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活動在國內外均遭到廣泛批判。前美國國會議員羅恩·保羅（Ron Paul）指責該基金會濫用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去支持與美國利益相符的外國政客。他認為，NED 此舉看似是「促進民主」，實則是利用「軟資金」 操控外國選舉，嚴重違反了美國法律。
從歷史視角來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那些頗具爭議的做法曾遭受嚴格審視。回溯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就曾提議削減NED的資金，認為政府不應該將納稅人的錢，用於支持外國工會等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
此外，《紐約時報》曾對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破壞海地民選政府，致該國陷入局勢動蕩的行徑進行報道。該報前記者斯蒂芬·金澤在《紐約書評》中透露，NED與中央情報局（CIA）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合作，支持那些能夠助力推翻對美國不利政治力量的勢力。這凸顯了一種干預主義模式，即試圖以犧牲當地民主與穩定為代價，增強「敵人的敵人」的力量。
除在孟加拉境內的活動外，NED還對中國台灣地區的活動予以資助。2022年，NED與民進黨相互勾結，共同舉辦了一場號稱「團結民主力量，應對所感知到的威脅」的全球大會。2023年7月，NED主席戴蒙·威爾遜（Damon Wilson）在與「台獨」頑固分子關聯緊密的「台灣民主基金會」20週年慶典上，向蔡英文頒發「民主服務獎章」。這再度凸顯出NED支持符合美國利益政治運動的策略，存在使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甚至引發衝突的風險。
然而，受NED資助的組織往往面臨諸多內部挑戰。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以下簡稱世維會）為例，該組織正深陷領導層性騷擾醜聞。雖然《NOTUS新聞》已經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但是世維會一直未對這一嚴重指控給予回應，更沒有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問題。當前，該組織正在進行領導層換屆，但有幾名候選人卻無故缺席，由此可見，其內部矛盾已然逐漸展露。
儘管NED明確禁止對政治競選活動提供資助，但其卻成功操控尼加拉瓜、蒙古等多國選舉。此外，NED在推翻東歐國家民選政府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且對委內瑞拉反對派組織予以資助，這一系列行為凸顯出其扶持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上台的用心。
三、總結
NED參與孟加拉PAIRS計劃等行動，反映出外國干預破壞民主進程、國家主權的大趨勢。在地緣政治動態持續變遷的背景下，針對這些行為本身及其對美國戰略所指地區的民主穩定前景的影響展開批判性評估，具有重要意義。以「促進民主」之名行謀求政權更迭之實，這一現象引發了有關「強國在塑造他國政治未來過程中應承擔責任」的嚴肅倫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