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我遇到一位權威抗疫專家，問起他疫情何時完結？他當時說：「明年6月（即是如今），大家便可以除口罩去旅行了。」但一年過去，大家除不了口罩，也去不了旅行，真的令人失望。可見連專家也看不透這場疫情。那麼明年6月又會怎樣呢？
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說，新冠病毒會越來越「流感化」，即使打了新冠疫苗，依然會出現輕症感染，就像流感一樣。他說：「我們今後可能每年都需要打疫苗，就像流感一樣，要和新冠病毒長期共處。」他認為，新冠疫苗的普遍接種，人們建立起了群體免疫，但屆時疫苗最主要的功能不是防感染，而是防重症和防死亡。原來疫苗不可以消滅新冠病毒，聽落令人沮喪。
全球已錯過了去年消滅新冠病毒的時機。武漢爆疫之後，中國用兩、三個月便將病毒完全清除。若全球其他爆疫的地區，也馬上封城28日，把病毒清除的話，其實是有機會把新冠病毒消滅的。可惜全球很多地區都忍不了痛，學不到中國馬上全面停擺，便讓新冠病毒全球傳播，落地生根。
至於明年今日會怎樣呢？又可以估一估：
1. 包括香港等世界各地都會有限度重啟，打了世衛認可的疫苗，就可以外出去很多地方旅行，不用隔離檢疫；
2. 全球開放了，便很難完全防止外來輸入，輸入感染個案會上升；
3. 靠打疫苗來控制死亡率，以減少醫療擠兌。新冠疫情死得人多的原因是出現大量感染，醫院不夠病床，不夠氧氣，重症病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無論是季節性流感或者H1N1流感，在一個城市內都可以感染上百萬人，致死率大約0.1%左右，當年沙士的致死率達到10%，但全球感染只有約8000人，所以死的人不多。新冠疫情的確診人數遠超過沙士，死亡人數全球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次是印度，死亡率都是1.8%，排第3的巴西，死亡率2.8%，新冠病毒可怕的地方是死亡率較普通流感或H1N1流感高出18至28倍。打了疫苗的話，就算感染了也不會出現重症或者死亡，死亡率就會顯著下跌。不打疫苗的人很笨，因為打了疫苖的不死，剩下只有未打疫苗才會出現死亡個案。
香港有很多人不願意打疫苗，接種率低，估計不打的原因有幾個：
一、怕有副作用、怕會致命。世衛於6月1日確認科興疫苗作緊急使用，至今全球已供應6億劑科興疫苗，未出現致命個案(世衛早前已確認復必泰疫苗)。大家天天聽到的「有人打了疫苗之後死亡」，其實只是「基礎死亡率」在作怪。香港在平常日子裡，每天都會有131人因病死亡。香港愈來愈多人打了疫苗，但未見到「基礎死亡率」上升，足證打疫苗與死亡沒有關係；
二、怕麻煩。這個理由其實不是理由，因為打了疫苗便能夠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不應因為怕麻煩而不打；
三、反抗政府。很多香港人都有一種「政府叫我做的，我偏不做」的鬥氣心態，這是非常無謂的。全球不同的國家都在推動打疫苗，沒有體制之分，只有打疫苗效率高低之別，為何要鬥氣呢？
在這場打疫苗大賽當中，現時，以色列全球第1，有63%人口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英國排第2，有58%；加拿大排第3，有56.9%；而美國排第8，有50.1%。中國暫時落後，約有4.6億人至少打了一劑疫苗，佔人口33%左右。不過，中國正以非常驚人的速度急促追趕，近日每天最多打2000萬劑疫苗，以這個速度，估計再多80日之後（到9月份左右），中國會有10億人（大約70%人口）接種了兩劑疫苗，達到群體免疫水平。
香港打疫苗速度太慢，只有18.4%人口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若然重啟，開放邊境的話，香港的感染風險會較高。最近，金管局要求銀行業前線或重要部門員工接種疫苗，不然，就要每14日檢測一次。有人說這樣做太嚴，我則認為甚有需要，還要向各行業推廣。
看問題要看得遠一些，新冠疫情很可能會「流感化」，以後會長期存在，大家今天不打疫苗，明年也要打，不如早打針抽樓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