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北向南」一向是揀樓的理想指標。簡單來說，即是房屋大門開南。這個被視為非精密科學的條件，可從科學角度來講。古代人認為，房屋坐北向南，不單採光好，旭日東升，天天看見陽光照射，人也精神奕奕；即使在冬天，陽光也能照射到房間深處，有明亮溫暖，有很多好處。而在中國古代來說，「坐北向南」更加是「尊位」的象徵。
紫禁城古建築群中重要的宮殿均為坐北朝南。
古人在方位中對南方都相當重視，「坐北向南」成為尊位。天子諸侯見群臣以及卿大夫見僚屬時，一般都是南面而坐。「坐北向南」這說法，在《周易·說卦》中說：「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意思即是說，八卦中的「離卦」象徵光明，當太陽正當中時，照耀南方，使萬物顯明，都可以看到，這是代表南方的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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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帝王取法離卦，坐在北方，面對南方聽取天下政務，象徵面對光明，治理天下。故而《周易·說卦》說：「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古代君王登基之後便向南而坐，位置都是坐北向南的，稱為「南面稱王」或「南面稱帝」。歷代君王的「坐北向南」，則受到《周易》的啟發。
明代《徐顯卿宦跡圖》中的皇帝。 (網上圖片)
與「南面」尊位相反，「北面」在古代屬於卑位。古代君見臣及尊長見卑幼，均南面而坐，臣僚或卑幼都是站在南面，也就是面朝北。故以「北面」指向人稱臣，稱為「北面稱臣」。《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以烹煮劉邦父親來要脅劉邦退兵，劉邦說：「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這裡的「北面受命懷王」就是指劉、項兩人曾向楚懷王稱臣的事，後來「北面」亦有投降的引申義。
《史記·項羽本紀》局部。 (網上圖片)
因為卑幼面向北方拜見尊長，所以拜人為師也稱「北面」。這在《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中有例為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局部。 (網上圖片)
眾所周知，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於洋商限制多多，如不允許攜眷(洋婦)進入廣州城，曾使洋商大為不滿。在1830年，英國商人盼師(Willian Baynes)公然違反禁令，試圖測試中方的反應，曾一度使雙方劍拔弩張，幾乎使鴉片戰爭提前爆發。
番婦被逐回澳門示意圖 (資料圖片)
在清中葉以前，「洋婦」也稱「番婦」是禁止進入中國的，僅可停留在澳門。當然洋商也是設法無視禁令。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荷蘭商人亞畢時乘坐舢板攜帶一名「番婦」及兩名「番女」試圖進入廣州瑞豐洋行居住，結果被罰驅逐出境。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更頒佈《防範夷條例》(即使稱防夷五事)，明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
1840年澳門南灣外港洋面。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防夷五事規定，貿易季結束後，外國商人得駕船回國，或在澳門就地過冬。(資料圖片)
雖然朝廷有明文禁止「洋婦」入城，但洋商私帶婦女入境時有發生。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商菲臣私帶婦女進入廣州，被當局發現，當即「將該番婦押往澳門，出示嚴禁」，並對有牽連的中國行商、通事、和政府衙役進行嚴懲。在1830年初，英商懷特曼J.C.Whiteman攜妻進入廣州商館，最終在中方抗議下，夫婦二人被迫遷往澳門。不過隨著來華外商人數逐漸增多，雙方的衝突更為頻繁，終於有了1830年的「盼師案」，使雙方一度迫近戰爭邊緣。
沃森Wathen (畫)；克拉克Clark(刻印)19世紀《廣州外商洋行區靖遠街道》。圖中可見洋商並未攜同洋婦進城。(資料圖片)
愛德華‧阿什沃思Edward Ashworth(1814-1896)(畫)；戴氏Day & Son(印)1851年《廣州商館區之中國街道建築》。畫中可見洋人及洋婦在街上活動。(資料圖片)
盼師Willian Baynes是誰人？他是時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華「管貨人委員會」主席，即中國人慣稱的「大班」。不過更重要的，是他一向主張對華採取強硬政策，這事件也是他處心積慮，有預謀的公然挑釁。1830年10月4日，盼師公開帶著妻子和葡萄牙籍婢女從澳門進入廣州，沿途招搖過市，並違反規定乘坐轎子。這事無疑觸及中方的紅線。11日即一周過後，兩廣總督李鴻賓命令廣州知府轉飭總行商伍受昌令其退回澳門，「並飭嗣後夷商進館，不許乘坐肩輿」。
1859年4月30日《倫敦畫報》上一間香港畫室工作的情況。圖中中國畫師正忙於按手中照片繪製洋婦的畫像。(資料圖片)
上如前文所說，這是一次有預謀的公然挑釁。因此不僅盼師拒絕執行命令，英國商人也紛紛提出抗議。10月20日，李鴻賓再次通過行商向盼師下達嚴令，如果三天之內不將「番婦」遣回，將派兵入館驅逐。盼師眼見機會來了！立即通過海軍司令調來一百多個士兵，全副武裝進入商館。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形勢隨時可能失控。
清末《青花西洋花園圖盤》。內繪西式花園、西洋男女人物圖案。(資料圖片)
事實上，當時清廷是害怕引起中外戰爭的，因為剛花了好多錢鎮壓了一次邊疆叛亂，實在打不起另一場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道光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時，反復叮囑「切莫開啟釁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鴻賓所謂出兵驅逐，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後來，行商伍受昌出面調停(編按︰清廷規定，外國商人不得直接與天朝官員接觸，所以，命令是由行商轉達)。以盼師身體有恙需要人照顧為名，讓兩位女性暫留廣州，待病好後再行離去。最終，「番婦」在廣州共居住50天後，即退回澳門。清廷為了顯示天朝威嚴，將一個向盼師提供轎子的行商謝五革職，並發配新疆。
由於中西方文化上的異差，使當時的中國人對於洋婦的衣著打扮曾經非常反感。(網上圖片)
盼師事件發生後，道光帝於12月8日下諭旨，重申嚴禁「番婦來華」政策。1831年3月，李鴻賓等重新制定了《防範夷人章程》，措施更為詳細、嚴厲。此後十年內，此類公開挑釁事件未再發生。不過，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並終於爆發鴉片戰爭。
當時洋婦在社會上地位普遍較高，也是中方害怕其入城的原因之一。(網上圖片)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 中方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二款列明：「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口岸。」其後，同樣的內容又見於中國與美國、與法國、與瑞典挪威及諸多近代中國與約國的雙邊多邊條約中。它標誌著中國與西方經過漫長時期爭執的外國婦女進入中國通商口岸的禁令，終於在英軍大炮的威力下遭到廢除，並以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形式將此固定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