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決定出走前，聽了林立果的報告，已經知道林立果企圖謀害毛澤東，並在動員魯珉、王飛、江騰蛟、關光烈等動手時遭到婉拒。此時，這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去自首就會東窗事發。三十六計走為上，「九一三」事件就此發生。這是出乎毛澤東、林彪預料的事件。毛澤東沒有料到林彪會跑；林彪也沒有料到他會摔死在溫都爾汗。
林立果一家人（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學習時報》2012年10月15日第9版，
「九一三」事件後，有一些人很納悶，林立果策劃武裝政變，毛澤東怎麼知道的？否則他在南方的行動為什麼那麼神秘，他為什麼提前回京？他們猜測：毛澤東一定在林彪家族安有內線。十幾年前，有人寫書說林彪的衛士長李文普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內線。對此，李文普於1999年2月的《中華兒女》發表《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駁斥了這一說法。
李文普此文發表後，說他是毛、周內線者歸於沉寂。然而，在林彪家族有毛澤東的內線的論調仍不絕如縷。有的學者繼續尋覓這樣的內線。於是又鎖定了一位姓李的，即林立果小艦隊的成員、後來被判16年徒刑的李偉信。尋覓者提供了三條論據。
第一，引用汪東興回憶錄中所說「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9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以此來說明毛澤東在林彪處有內線，“對林立果一夥的活動了如指掌”。但是引用者對汪東興所說“當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這句話則全然不顧。
第二，引用汪東興回憶「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在毛主席主車的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遠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裏守衛」，以此說明“汪東興此舉是因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橋機場的油庫”。但是對汪東興在回憶錄中所說“所有的這些（筆者註：指林立果一夥炮製《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謀害毛澤東），毛主席當時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則全然不顧。
第三，9月13日凌晨，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在北京脅迫直升機駕駛員陳修文駕駛直升機外逃。陳拒絕並將直升機降落在北京郊區時，周宇馳將陳殺害，隨後同於、李相約舉槍自殺。周、於死，而李放了空槍。據說，李被捕後就嚷嚷要見汪東興。這便成為李偉信是毛澤東在林彪身邊的內線的又一論據。
如果要證明李偉信是毛澤東在林彪家族的內線，就必須拿出李是何時、何地通過何人，如何同毛聯繫上的以及李用什麼方式傳遞情報、傳遞了哪些情報的證據。現在，汪東興和李偉信都健在，尋找這樣的證據並非困難的事。
中共黨內有規矩：禁止在黨內搞偵察。「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說毛澤東在林彪處安插了「內線」，是爆了一通猛料，可謂“大膽的假設”，但這位學者的“求證”卻說不上“小心”。因此，筆者以為，其所提三條只是“內線論”的論據，而非證據。下面就來分析這三條。
先說第三條。李偉信被捕後求見汪東興，出自何處，筆者不清楚。但是，據汪東興回憶：「抓李偉信的時候，他還喊叫，說要找衛戍司令」。（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18頁）
林彪和兒子林立果（資料圖）
李偉信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在林立果等人討論和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時，李偉信負責端茶送水，進進出出，聽到了片言隻語。這個《紀要》把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偉大領袖當作敵人，實在是駭人聽聞。李偉信正因為知道這個《紀要》，已經成為他的一塊心病。當他被俘後，便於9月13日晚間主動向審問他的北京衛戍司令吳忠交代了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當時吳忠聽不懂，拍著桌子罵李偉信：「你他媽的瞎胡說，什麼工程不工程的。」此說出處是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第135—13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李偉信說要見汪東興這一回事，也不能說明他就是「內線」。因為李知道汪東興是毛澤東身邊的人，而他要交代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牽涉到要謀害毛澤東這一彌天大案。他要見汪以交代《五七一工程紀要》求得寬大處理，是可以理解的，這並不能成為他是毛澤東的內線的證據。
再說第二條。林立果企圖通過炸油庫謀害毛澤東，汪東興要在毛澤東專列附近的油庫加派崗哨。正所謂己之要點，即敵之要點，這何須內線？難道在離停放毛澤東專列150米處有油庫可以不加派崗哨嗎？再打一個比方：某人要搶某銀行，而給此銀行送鈔票的車有武裝人員保護。難道由此可以證明是事先知道某人要搶銀行，才派武裝人員押送鈔票的嗎？
最後說第一條。應該如何理解汪東興所說「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
筆者以為，毛澤東南巡時的心態類似於1966年「文革」發動前去南方時，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1966年「文革」發動前，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作出嚴重錯誤的估計，認為黨內有了資產階級司令部，可能發動政變。於是，林彪迎合毛澤東這種錯誤估計，作了“五五一八”講話，大講歷史上的宮廷政變。與此同時，在北京採取了成立首都工作組，增調衛戍部隊等防政變的措施。事實證明，當時毛澤東所認定的“敵人”，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彭真，沒有一個是反毛的，更沒有一個想到要搞政變。
毛澤東這種對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發動「文革」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內亂。而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林彪家中的人際關係又十分詭異。比如母親葉群幾次三番將女兒林立衡逼入自殺的境地；再如兒子林立果偷錄母親葉群同黃永勝調情的電話，並稱母親為“婊子”等等。「文革」的大氣候，加上林彪家族的小氣候，使林立果的小艦隊得以產生。
196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5年半後，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南巡時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澤東前後這兩次講話雖然隔了5年半，但含義差不多，都是在強調有解放軍，不怕有人造反；但防的對象大異其趣。1966年，毛澤東防的對象是劉少奇、彭真；林彪則是他的堅定支持者。5年半後，他直指黃永勝，黃永勝後面就是林彪。林彪已經成為毛澤東防政變的主要對象。
葉群和兒子林立果（資料圖）
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說：“最近有許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在南巡期間，就碰到一些蹊蹺的怪事，而這些怪事恰恰與作上述講話的林彪有關。9月2日，江西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向毛澤東反映：第一，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曾帶程去見葉群。程發現葉群對黃、吳、李、邱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第二，1970年，林彪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讓江西仿製一輛，說是為他和葉群在北戴河游泳用。製成後，又來專機將原車和複製的車都運走了。
第三，1971年7月，周宇馳駕駛雲雀直升機到南昌，要見程世清。空八軍李登雲將周帶到程開會處，見了一面。據後來李說，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又飛到廬山、井岡山，再飛廣東。周獨自一人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第四，林豆豆曾兩次到程家採訪。在同程的夫人交談時，流露了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情況很複雜，要程不要涉及她家裏的事，說弄不好會殺頭的。程向毛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乘水陸兩用坦克從北戴河向南韓逃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毛聽後囑咐程，這些問題只能跟周總理講，對其他人都不能講。
9月3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杭州，停放在筧橋機場附近的一條鐵路支線上。據汪東興回憶：「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些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87頁）
毛澤東此時在防止林彪帶領黃、吳、李、邱搞政變，這就是汪東興所說「形勢是極其危險的」。而林立果、周宇馳之流在毛澤東眼裏只不過是林彪的爪牙。他根本不知道還有林立果小艦隊，對其活動更不可能了如指掌。
後來，經過多年調查，沒有發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與政變的任何證據。但是，有充分證據說明，為督促儘快謀害毛澤東而向小艦隊抽鞭子的葉群正是林立果的後台。林彪表現儘管經常如老僧入定，卻難逃葉群和林立果的干係。林彪決定出走前，聽了林立果的報告，已經知道林立果企圖謀害毛澤東，並在動員魯珉、王飛、江騰蛟、關光烈等動手時遭到婉拒。此時，這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去自首就會東窗事發。到那時，說過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林彪將如何面對？正是林立果的刺殺行動失敗促使林彪匆忙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九一三」事件就此發生。這是出乎毛澤東、林彪預料的事件。毛澤東沒有料到林彪會跑；林彪也沒有料到他會摔死在溫都爾汗。歷史就通過這一系列離奇、詭異的偶然因素顯現出必然趨勢：中國即將擺脫「文革」的噩夢，走向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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