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委會選舉在沒有吵鬧聲中結束。泛民自己拒絕參與選舉，之後又批評這次選舉結果是「清一色」。但清一色又有什麼問題呢？過去香港實行五顏六色的民主制，回歸24年，民主越搞越多，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問題？不妨看看香港政治、民生、經濟的有什麼問題。
第一、 政治上最大的問題是動亂與失效。在我讀大學的年代，學者話「匯豐、怡和和賽馬會管治著香港」，社會的權力被富裕階層壟斷了。政制改革的原本假設是香港實踐民主制後，會增加了普羅市民的參與，打破財團的壟斷，令社會變更加公平，並可以消除草根階層激進反對的根苗，令政府可以更加高效運轉。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極殘酷。回歸24年政制不斷開放，但帶來的卻是動亂和失效。爭取民主由一種為追求良政善治的手段，變成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民主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政府每次提出檢討政制，希望進一步發展民主，都會觸發更大的動亂。在議會上未佔多數的反對派，為了擴大其權力，就用拉布等各種方法癱瘓政府，令管治失效。民主沒有解決問題，更製造大量問題。爭取民主的過程，變成問題本身。
過去一年，反對派不參加延任的立法會，議會忽然變得高效無比，在一年之間，通過了24條法律草案、通過3100億元的撥款，將因拉布而積壓多年的撥款項目快速通過，令到政府施政的效率一下子大幅提高。議會清一色，不再有混亂，提高了效率。
第二、 民生最大問題是高樓價。香港搞了24年民主，樓價是升了還是跌了呢？猶記得回歸之前，香港市區樓價幾年內由每方呎4000多元，到1997年炒上1萬元。港英政府為了平抑樓價，在1997年一年推出3萬個居屋單位，如果港英政府當年沒有狂推居屋，恐怕97年樓價可能已經升到2、3萬元。1997年，民主黨的李永達上街遊行，說香港人已變成「無殼蝸牛」。
24年過去，香港民主了，但樓價失控了。議員們通過一條又條減少供應的法例，市區樓價由97年的1萬元高峰，升到3萬元，去到一個正常人負擔不起的水平。我上網搜索究竟有什麼團體曾反對過高樓價，結果只找到「愛國工會」曾發聲抗議，其他的政黨、特別是反對派政黨，對高樓價問題視若無睹。香港政黨的「離地」，已經去到一個驚人地步，是無能還是有利益呢? 所以，將民主看成萬金油，以為越多民主，就能夠解香港所有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笑話。我的經驗是越多民主樓價越貴。
大家見到星期一新一屆選委會選出前後，有傳聞阿爺約見地產商，說要解決香港高樓價的問題，主要地產股暴跌超過一成。香港過去哪一次民主選舉，選完之後樓價會下跌的呢？香港的民主鬥士，面對捱貴樓的市民，應該無地自容。
第三、經濟缺乏發展前景。2020年底，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46330美元，香港經濟已進入高原狀態，要尋找新增長點已經非常困難。幸運的是，香港處於內地高增長的巨大引擎旁邊，香港只要加強與內地融合，水漲船高，理論上「扯著衫尾」也可以找到新的出路。但反對派骨子裡就是反共，推動港獨思想，全面排拒內地的一切，在經濟上，鼓動年青人抗拒與內地融合。香港本應要搶生意，卻變成揀生意，揀飲擇食，自斷出路。
香港回歸後搞了這麼多民主，不但沒有解決到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什麼問題，反而製造出重大問題。所以，說解決香港的問題的方法是要有更多民主，其實是只是一個循環論證。
當爭取民主由手段變成唯一而終極的目標之後，所有的討論已經變得非理性。要解決香港問題，只能跳出「民主萬金油論」的邏輯了。
盧永雄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特朗普的瘋狂加關稅行動，終於來了。特朗普自稱這為「解放日」，恐怕這是美國「衰退日」之始。
特朗普大加關稅，比市場原先想像的更激進。美國宣布對歐盟成員國在內的180個國家和地區，全面徵收所謂「對等關稅」，特朗普是胡亂弄出一個其他國家向美國徵稅的「關稅+非關稅壁壘稅率」數字，然後所謂減半徵收，得出瘋狂的加稅數字：對中國再加稅34%（特朗普這一任內已對中國加徵20%關稅，新加稅是疊加徵稅），對歐盟加稅20%，對日本加稅24%不等。特朗普聲言，會全面設定至少加10%的加稅基準。
特朗普瘋狂加稅舉世嘩然，加關稅的直接效果是美國聯邦稅收的確會大幅增加。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4年美國商品入口總額3.3萬億美元，同年貿易赤字1.21萬億美元。假設加稅之後，美國消費者仍然消費入口貨，生產者仍然要入口零件去生產，美國進口並沒有巨額暴跌的話，以估計平均加稅率20%計，特朗普加稅會令聯邦稅收增加6600億美元。
特朗普曾經說過，加關稅會帶來上萬億美元的收入，用於減稅或者補貼兒童教育，重現19世紀關稅支撐國庫的模式。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就說，單是汽車加關稅，每年就可以為美國帶來1000億美元的收入，其餘商品再貢獻6000億美元，估計加關稅可以令聯邦收入每年增加7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和上述6600億美元的估計貼近。
問題是，加關稅會產生什麼效果，誰支付這些關稅呢？
要分析這個問題，就要從特朗普的思維入手。特朗普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理想是恢復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崛起的黃金時代。當時英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緊跟其後，正由一個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全面轉型階段。那個年代，美國增加關稅的確扮演了推動工業的角色。美國經歷一段高關稅的搖擺期後，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聯邦政府急需籌措戰時經費，國會不斷提高美國關稅，推出《莫里爾關稅法》，令關稅加到49%。到1890年推出《麥金萊關稅法》，該法案大幅提高了工業產品的關稅，尤其是羊毛、毛紡織品和棉紡織品，加大了對相應工業的保護力度。美國全面向工業化過渡，造就了經濟的黃金時代。1914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不過，到了1929年，美國故技重施，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2萬多種進口商品平均加徵40%關稅，試圖保護當時已經開始陷入大蕭條的美國國內經濟，結果觸發全球貿易戰，令經濟衰退加劇，最終導致全球貿易萎縮，到1933年，全球貿易減少66%。美國當年是成也關稅、敗也關稅。
從美國早年加關稅成功的經驗來看，主要因為美國當時是一個新興國家，有廣闊的廉價土地，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有大量新移民勞動力湧入，19世紀末接納了2500萬個新移民，還未計算之前一直輸入的大量廉價黑奴。在這些比歐洲優秀的生產條件之下，加關稅好像按下開關鍵，將歐洲的產業移植到美國，因為美國的生產條件其實比歐洲好。另外，當時全球化的程度很低，國際貿易只佔美國GDP的大約7%，加關稅對國內物價影響輕微。
不過，如今已今非昔比。全球高度融合，美國所有的生產成本都極其昂貴。根據美國勞工局的數字，2023年美國製造業平均工資含福利計是35美元，遠高於中國的每小時6美元工資，以及越南的2美元工資，再加上工會勢力盛行，令工資只升不跌。這種差距令到美國根本不可能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等。即使在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如汽車、機械等，由於美國已經廢棄這些產業多年，大量缺乏技術工人，而且美國的人口已相當老化，2023年美國製造業已經有50萬個崗位空缺，同時特朗普也反對輸入勞工，想趕走過百萬非法移民，即使製造業想在美國重啟，勞動力何來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特朗普想像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打開了徵收關稅的按鍵，美國不能如100年前那樣重建製造業，但聯邦政府的確可能多收7000億美元的關稅，但由於美國對各國廣泛徵稅，即使對中國的徵稅率特高，對其他製造業密集國家的稅率也便宜不了多少，美國入口商面對1.無低稅進口替代途徑，2.本土製造業亦接不上來，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美國的入口商和消費者要「硬食」這7000億加稅。據耶魯大學的預測，特朗普的所謂「對等關稅」實施之後，其他國家很大機會報復，美國個人消費的價格升幅將會擴大至2.1個百分點，實質GDP增長率會下降1個百分點。
特朗普這樣濫徵關稅，如果沒有阻止貿易的效果，美國人貴貨照買，只是美國自己捱通脹，這還好一點。如果真的有阻止貿易的後果，美國大幅減少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貿易，脫鈎斷鏈，後果嚴重。
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CBS訪問時表示，懲罰性關稅可能會引發通脹，並損害消費者利益。他坦言自己對關稅有很多經驗，「某程度上，關稅是一種戰爭的行為」。
巴菲特說得對，貿易結束，就是戰爭開始，無論冷戰甚至熱戰，大家都可以放開手打，沒有顧忌了。不知天天大呼「美國贏了」的特朗普，有沒有想清楚後果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