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委會選舉在沒有吵鬧聲中結束。泛民自己拒絕參與選舉，之後又批評這次選舉結果是「清一色」。但清一色又有什麼問題呢？過去香港實行五顏六色的民主制，回歸24年，民主越搞越多，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問題？不妨看看香港政治、民生、經濟的有什麼問題。
第一、 政治上最大的問題是動亂與失效。在我讀大學的年代，學者話「匯豐、怡和和賽馬會管治著香港」，社會的權力被富裕階層壟斷了。政制改革的原本假設是香港實踐民主制後，會增加了普羅市民的參與，打破財團的壟斷，令社會變更加公平，並可以消除草根階層激進反對的根苗，令政府可以更加高效運轉。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極殘酷。回歸24年政制不斷開放，但帶來的卻是動亂和失效。爭取民主由一種為追求良政善治的手段，變成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民主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政府每次提出檢討政制，希望進一步發展民主，都會觸發更大的動亂。在議會上未佔多數的反對派，為了擴大其權力，就用拉布等各種方法癱瘓政府，令管治失效。民主沒有解決問題，更製造大量問題。爭取民主的過程，變成問題本身。
過去一年，反對派不參加延任的立法會，議會忽然變得高效無比，在一年之間，通過了24條法律草案、通過3100億元的撥款，將因拉布而積壓多年的撥款項目快速通過，令到政府施政的效率一下子大幅提高。議會清一色，不再有混亂，提高了效率。
第二、 民生最大問題是高樓價。香港搞了24年民主，樓價是升了還是跌了呢？猶記得回歸之前，香港市區樓價幾年內由每方呎4000多元，到1997年炒上1萬元。港英政府為了平抑樓價，在1997年一年推出3萬個居屋單位，如果港英政府當年沒有狂推居屋，恐怕97年樓價可能已經升到2、3萬元。1997年，民主黨的李永達上街遊行，說香港人已變成「無殼蝸牛」。
24年過去，香港民主了，但樓價失控了。議員們通過一條又條減少供應的法例，市區樓價由97年的1萬元高峰，升到3萬元，去到一個正常人負擔不起的水平。我上網搜索究竟有什麼團體曾反對過高樓價，結果只找到「愛國工會」曾發聲抗議，其他的政黨、特別是反對派政黨，對高樓價問題視若無睹。香港政黨的「離地」，已經去到一個驚人地步，是無能還是有利益呢? 所以，將民主看成萬金油，以為越多民主，就能夠解香港所有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笑話。我的經驗是越多民主樓價越貴。
大家見到星期一新一屆選委會選出前後，有傳聞阿爺約見地產商，說要解決香港高樓價的問題，主要地產股暴跌超過一成。香港過去哪一次民主選舉，選完之後樓價會下跌的呢？香港的民主鬥士，面對捱貴樓的市民，應該無地自容。
第三、經濟缺乏發展前景。2020年底，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46330美元，香港經濟已進入高原狀態，要尋找新增長點已經非常困難。幸運的是，香港處於內地高增長的巨大引擎旁邊，香港只要加強與內地融合，水漲船高，理論上「扯著衫尾」也可以找到新的出路。但反對派骨子裡就是反共，推動港獨思想，全面排拒內地的一切，在經濟上，鼓動年青人抗拒與內地融合。香港本應要搶生意，卻變成揀生意，揀飲擇食，自斷出路。
香港回歸後搞了這麼多民主，不但沒有解決到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什麼問題，反而製造出重大問題。所以，說解決香港的問題的方法是要有更多民主，其實是只是一個循環論證。
當爭取民主由手段變成唯一而終極的目標之後，所有的討論已經變得非理性。要解決香港問題，只能跳出「民主萬金油論」的邏輯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