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會突宣布解散 學者、校董、校友質疑有違章程

中大學生會今日（10月7日）宣布解散，提到學生會於上月10日召開聯席會議，當中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雖然學生會自行結束其50年歷史，但有學者、校董和校友，質疑相關決定。

中大學生會今日（7日）宣布解散。

回望學生會解散的因由，2019年9月，中大學生會舉辦中大同學的開學禮，自稱「暴大」，並在Facebook售賣，印有「暴徒大學，主修革命」英文字眼的「暴大Tee」。同年11月11日，有示威者佔領中大「二號橋」，其後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投掟汽油彈和雜物等回擊，場面一度混亂。

中大學生會售賣「暴大Tee」。

然而，校園的泛政治化未有隨《港區國安法》生效而消失。去年11月19日，有蒙面人趁中大舉行畢業禮時遊行，大叫「港獨」口號，甚至到今年2月，中大學生會內閣「朔夜」在其參選宣言，公開批評校方向政權低頭、主動獻媚、報警拘捕學生，稱「国家安全」是極權高壓統治的政治手段。「朔夜」當選後，中大校方宣佈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學生會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結果「朔夜」當選僅一天就請辭。

前年11月中中大「二號橋」發生激烈衝突。

如今中大學生會直指其解散理由，與校方未能承認其合法地位有關。學生會曾就獨立註冊，徵詢專業法律意見，大律師建議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形容「若順應法律意見，學生會五十年之歷史恐終於此朝；否之，我們則難以自處的兩難」，故「為同學最大利益著想 」，學生會召開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

去年11月19日，有蒙面人趁中大舉行畢業禮時遊行。

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向傳媒指，學生會是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社群，貴乎「無既得利益所影響嘅獨立聲音」。他對於學生會決定感到突然及傷感，認為近月多個公民組織相繼解散，蔓延到學生組織，「擔心會否有骨牌效應，其他院校學生會面對同一命運？」不過，他的同事，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卻持相反論調。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

周保松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聯席會議一眾學生代表，在沒有任何公開諮詢、沒有舉行全民大會，更沒有進行全民投票的情況下，將有五十一年歷史，代表所有中大同學的學生會自行解散」，「一個數十年的學生組織，可以就這樣說解散就解散？」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Facebook貼文。

周保松更找來2016年《中大學生會會章》細讀，發現會章沒有任何關於解散中大學生會的條文。換言之，在現有《會章》下，學生會轄下機構沒有任何「合憲」的理由解散學生會。他認為惟一的正當辦法，就是修改會章，加入「解散」條文，然後再按章辦事。而要做到這點，「會章修訂草案須經代表會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再由全民投票通過。」（第十六章第75條）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在其Facebook貼文回應質疑。

周保松指出，學生會代表以「聯席會議」之名通過這個學生會自1971年成立以來的最重要議案，等同剝奪所有中大學生對共同體的生死存亡表達意見和參與投票的基本權利，強調「無論如何也是於理於法不合」，「學生會被校方殺，和自行解體，兩者是有分別的」。

中大校董、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中大校董、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向Ariel指，根據會章，極其量是學生會代表辭職，難以理解如何按會章解散中大學生會，促請校方澄清有關程序。她又指，「若然真的解散，中大學生會資產該如何處理，或者之後有同學有興趣組織學生會，就會失卻前人留下來的資產和文件」，希望校方能多加了解。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蘇浚峰亦同意解散決定不符程序，「解散唔係代表會開個會就可以決定的事」；雖然學生會宣布解散，但未經過任何憲章及正確程序，認為「程序上一定有疏漏」，又指可參考教協的解散程序，在理事會宣布解散後，再召開會員大會修改會章通過解散。

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校方對學生會主動解散感到遺憾。校方表示，過去8個月，一直與學生會保持雙向而有序的溝通，建議學生會按照社團條例或公司條例進行註冊，以確保學生會能夠依法運作。中大表示，學生代表制度及學生參與是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過渡期間，中大學生事務處將處理以往由學生會負責的相關服務。大學致力在過渡期間，減少對服務的影響，並確保學生參與是中大學生體驗的重心。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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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被告黎智英在首天出庭自辯，便自爆了其「外部聯繫」中的千絲萬縷人脈關係，當中牽涉的「英國線」人物，包括與在控方案情和庭上證供中經常出現的「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及前港督彭定康等。黎亦承認，曾捐2萬英鎊(約20萬港元)予「香港監察」。

首先，黎智英在庭上指，經由朋友認識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兩人的關係長達8年，因對方曾回應其文章，二人遂透過WhatsApp聯絡。黎智英更承認曾捐贈2萬英鎊予「香港監察」，因他覺得這個組織「做了一些對香港有意義的事」。

黎智英透過羅傑斯，認識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Lord David Alton），黎稱在倫敦與對方曾見過一次面。奧爾頓勳爵帶他到英國國會，之後兩人曾茶敘。而奧爾頓勳爵曾於2019年11月到香港參加區議會選舉「監選團」，兩人曾在酒店見面，而該「監選團」亦是同案另一位從犯證人、「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作供時曾提及自己曾參與。

 翻查資料，控方曾在庭上播放羅傑斯主持的YouTube訪談節目片段，羅傑斯指奧爾頓勳爵為「香港監察」贊助人之一。而節目中，奧爾頓勳爵指當時他計劃與60名資深政客向英國國會呈交聯署信，建議若港人人權遭侵犯，英國應保障所有港人有第二公民身份，又提到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聲明。

第三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治人物，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他正是奧爾頓勳爵的助手，曾陪同來港觀察2019年區議會選舉，但黎智英指，當時他不認識裴倫德，二人亦未曾討論過政治議題，但對方曾找他欲在《蘋果》刊登文章，而黎就把裴倫德的文章轉發給《蘋果》時任副社長陳沛敏等。

至於裴倫德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的執行董事，黎辯稱他不知道有此組織，僅在從犯證人李宇軒在庭上作供時，才首次聽聞。

最後一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客，是前港督彭定康。黎庭上表示，1997年香港回歸前，已認識彭定康，但自言「不敢稱對方為朋友，因對方為港督」。而回歸後，兩人亦曾見面數次，每次見面均透過「中間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羅傑斯接觸對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亦承認曾邀請彭定康作其訪談節目的嘉賓。

辯方大律師亦曾在庭上提及，一位英國金融家比爾布勞德 ( Bill Browder ) ，因為根據控方從犯證人李宇軒供稱，比爾布勞德對幫助推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有興趣，裴倫德遂安排比爾布勞德與當時的「重光團隊」日本線聯繫。惟黎自辯時稱，不認識比爾布勞德或日本眾議院議員菅野志櫻里，他不諳日語，與另一位從犯證人陳梓華會面時，對方亦沒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