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寫文章說，特首選舉要有鯰魚效應，要放鯰魚入場，製造真正競爭，改變整個生態。文章刊出之後，有政界朋友whatsapp我，說「現行制度下的特首，不單不是鯰魚，甚至不是脆肉鯇。」
我覺得這個比喻的確很好。鯇魚是人工飼養的淡水魚，多養在靜水的魚塘內，和野生魚比較，肉質明顯有差別。後來有人發明了脆肉鯇，據說脆肉鯇的肉質之所以如此爽脆，與餵飼高蛋白的飼料的方式有關。
養殖脆肉鯇要水質良好和營養充足，而且要製造急劇流動的池水，讓魚兒飛速游動，由於經常運動，就減少了脂肪累積和增加了肌肉硬度。這正如想特首選舉有真正的競爭，就應該像養脆肉鯇一樣，「魚兒」游得快游得多，其抗逆能力也會高一點。
每個制度的運作方式都有其設計原意，香港過去有祝福式的特首選舉，主要是為了防止顛覆者當選，當中的顧慮可以理解，但二十多年過去，慢慢就產生副作用：
第一， 不注重「重要多數」。從政者永遠會向權力來源傾斜，如果權力主要來自本地的選票，就會發展出民粹政治；若權力主要源自中央，就可能脫離本地的民意基礎。
特首由選委會選舉產生，過去有4大界別即工商、專業、勞工基層和政界。理論上特首候選人要爭取選委會的重要多數支持，當中已包含很多基層民意，但若有特首認為「重要多數」可以靠阿爺箍票，自己做做樣子應酬一下就可以，而想自己高票當選，要拉「關鍵少數」，過去的選委會有兩個「關鍵少數」組別：地產商和反對派。特首也最喜歡向這兩個組別讓步，不用關顧其他選委反映的基層民意。一個真正關心基層的特首，不會不懂得使用八達通，更不會不知道高樓價是如何傷害到基層甚至中產市民。
在一個有祝福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當中，特首候選人由重視「重要多數」，變成向「關鍵少數」傾斜，的確是一個捨本逐末的過程。
第二， 不做調查研究。精英式的管治，若明白有可能脫離群眾的風險，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做調查研究，了解人民所思所想。
傷上加傷的是，香港特區政府也逐漸不重視做調查研究，本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也有做民調的功能，而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組成一個不知是什麼的「創新辦」，就等如把自己對民意的收風天線打斷了。對內地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就知道內地非常重視調研。已故領袖毛澤東曾說：「不做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內地各級政府，都設有政策研究室，你在內地隨便找一個官員，他對當地的各種數字和調研結果都十分清楚，可以朗朗上口，不會不知道當地民意的喜惡，不會出現像香港那種官員十分重視個人民望，但對本地的民意民情卻不甚了解的奇怪現象
第三，以權謀取勝。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我好像在說，香港的特首對香港的情況什麼也不懂，他們又會當上特首呢？其實，過去的制度，助長了特首靠權謀上任。過去，有很多屆特首的政務司司長都是下屆特首的競逐者，有些人善挖黑材料、放冷箭，將競爭者整死，自己就可以上台。特首選候人在競爭性不足的制度下，為求上位，只講謀略，而不講如何解決市民的困難。
未來的特首選舉，若能取消祝福，讓候選人自由角逐、爭取大多數選委的支持，即使當中有政治交換，也會令特首更貼近民意。若有留意這次立法會選舉的選委會組別選舉，有很多候選人提到香港房屋問題，也有不少人講到要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樓。他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一種政治表態，而是覺得這是一個快速增加土地的方法，想借此爭取選委的支持，而選委可以說是民意的「鏡像反映」。如果特首候選人要真正向每一個界別的選委拉票，他將會更加「貼地」，更加關注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香港的政制要改變，要注入新的活力，除了加能中央的監督之外，如何調動這個接近1500人的選委會，反映民意，催逼政府轉變，也是一個關鍵的課題。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