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寫文章說，特首選舉要有鯰魚效應，要放鯰魚入場，製造真正競爭，改變整個生態。文章刊出之後，有政界朋友whatsapp我，說「現行制度下的特首，不單不是鯰魚，甚至不是脆肉鯇。」
我覺得這個比喻的確很好。鯇魚是人工飼養的淡水魚，多養在靜水的魚塘內，和野生魚比較，肉質明顯有差別。後來有人發明了脆肉鯇，據說脆肉鯇的肉質之所以如此爽脆，與餵飼高蛋白的飼料的方式有關。
養殖脆肉鯇要水質良好和營養充足，而且要製造急劇流動的池水，讓魚兒飛速游動，由於經常運動，就減少了脂肪累積和增加了肌肉硬度。這正如想特首選舉有真正的競爭，就應該像養脆肉鯇一樣，「魚兒」游得快游得多，其抗逆能力也會高一點。
每個制度的運作方式都有其設計原意，香港過去有祝福式的特首選舉，主要是為了防止顛覆者當選，當中的顧慮可以理解，但二十多年過去，慢慢就產生副作用：
第一， 不注重「重要多數」。從政者永遠會向權力來源傾斜，如果權力主要來自本地的選票，就會發展出民粹政治；若權力主要源自中央，就可能脫離本地的民意基礎。
特首由選委會選舉產生，過去有4大界別即工商、專業、勞工基層和政界。理論上特首候選人要爭取選委會的重要多數支持，當中已包含很多基層民意，但若有特首認為「重要多數」可以靠阿爺箍票，自己做做樣子應酬一下就可以，而想自己高票當選，要拉「關鍵少數」，過去的選委會有兩個「關鍵少數」組別：地產商和反對派。特首也最喜歡向這兩個組別讓步，不用關顧其他選委反映的基層民意。一個真正關心基層的特首，不會不懂得使用八達通，更不會不知道高樓價是如何傷害到基層甚至中產市民。
在一個有祝福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當中，特首候選人由重視「重要多數」，變成向「關鍵少數」傾斜，的確是一個捨本逐末的過程。
第二， 不做調查研究。精英式的管治，若明白有可能脫離群眾的風險，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做調查研究，了解人民所思所想。
傷上加傷的是，香港特區政府也逐漸不重視做調查研究，本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也有做民調的功能，而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組成一個不知是什麼的「創新辦」，就等如把自己對民意的收風天線打斷了。對內地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就知道內地非常重視調研。已故領袖毛澤東曾說：「不做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內地各級政府，都設有政策研究室，你在內地隨便找一個官員，他對當地的各種數字和調研結果都十分清楚，可以朗朗上口，不會不知道當地民意的喜惡，不會出現像香港那種官員十分重視個人民望，但對本地的民意民情卻不甚了解的奇怪現象
第三，以權謀取勝。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我好像在說，香港的特首對香港的情況什麼也不懂，他們又會當上特首呢？其實，過去的制度，助長了特首靠權謀上任。過去，有很多屆特首的政務司司長都是下屆特首的競逐者，有些人善挖黑材料、放冷箭，將競爭者整死，自己就可以上台。特首選候人在競爭性不足的制度下，為求上位，只講謀略，而不講如何解決市民的困難。
未來的特首選舉，若能取消祝福，讓候選人自由角逐、爭取大多數選委的支持，即使當中有政治交換，也會令特首更貼近民意。若有留意這次立法會選舉的選委會組別選舉，有很多候選人提到香港房屋問題，也有不少人講到要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樓。他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一種政治表態，而是覺得這是一個快速增加土地的方法，想借此爭取選委的支持，而選委可以說是民意的「鏡像反映」。如果特首候選人要真正向每一個界別的選委拉票，他將會更加「貼地」，更加關注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香港的政制要改變，要注入新的活力，除了加能中央的監督之外，如何調動這個接近1500人的選委會，反映民意，催逼政府轉變，也是一個關鍵的課題。
盧永雄
長和集團出售全球43個碼頭一事，出現波折。上周五，接近長和高層消息人士向媒體放風指，本周不會簽署任何協議。同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二司負責人明確表示，將對長和及美國基金貝萊德等簽署的巴拿馬等港口交易協議，依法進行審查。外界相信長和暫緩交易，和國家的審查有關。
不過要注意，接近長和高層消息人士只是說，「不會在本周簽署任何協議」，並不是說會停止交易。估計長和仍然想推進交易，不過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調查的風頭火勢之下，暫時將交易緩一緩而已。
從國家安全及國際航運業的利益而言，中國應該設法阻止這宗交易。
第一， 交易損害國家利益。今次長和要出售的43個碼頭，包括手握巴拿馬運河咽喉的兩個港口和41個主要是「一帶一路」沿線的港口。在正常的情況下，或許可以用「在商言商」的說辭，來掩飾交易的政治性本質。但如今在特朗普2.0的國際形勢下，仍然說交易是「在商言商」，就絕對是自欺欺人。
美國已經充分展示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的造船業和航運業的惡意。首先，特朗普早已威脅，要收回巴拿馬運河的港口，聲稱長江和記在巴拿馬運河兩端擁有兩個主要港口，是「由中國運營」。美國明顯想控制巴拿馬運河，借此壓制中國。其次，美國計劃收取中國船隻入港停泊費每次150萬美金，明顯針對中國的造船業。還有，特朗普聲言要奪取丹麥屬下的格陵蘭，其團隊聲言借此阻止中國染指北極地區及相關的北極航道。美國要打擊中國的造船業及航運業的態度，昭然若揭。
如果長和這43個碼頭被美國的基金貝萊德集團控制，在美國政府一聲令下，這些碼頭可以大幅加徵中國船隻的停泊費，甚至禁止中國船隻進入，對中國的航運業會造成致命的打擊。而即使眼盲心瞎的人，都應該感受到美國對中國的惡意。
第二，交易壟斷國際航運。長和的交易對象是貝萊德集團、貝萊德屬下的環球基建合夥人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及來自意大利的地中海航運集團（MSC）旗下的碼頭投資公司（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TiL）合組的財團。貝萊德屬下的環球基建合夥人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是全球最大的基建股權基金之一，本來已經持有多個港口和碼頭股權，而他的意大利夥伴地中海航運集團，是全球以運輸能力計最大的航運公司，他透過旗下的碼頭投資平台TiL，在全球31個國家運營72個碼頭，據德路里《全球集裝箱碼頭運營商年度回顧與預測》（2024/25）報告，按權益輸送量排名，MSC(包含TiL)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是4230萬個標準箱(TEU)，全球排第7，而和記港口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是4300萬個標準箱，全球排第6，當MSC(包含TiL)收購和記港口的主要港口權益後，勢將超越排第一的新加坡PSA國際(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6260萬個標準箱)，成為新的世界第一。地中海航運MSC既是最大航運公司，也成為最大的碼頭營運商，這不單對中國的航運公司構成威脅，也都會對環球的航運公司造成威脅。試想若MSC之後利用旗下的碼頭，減低自己的航運公司的收費，或者是加徵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航運公司的收費，都會令到其他經營者難以和MSC競爭。這是最典型的「經營者集中」壟斷行爲，對全球航運業構成重大威脅。
第三，中國要依法阻止交易。按國家《反壟斷法》第2條，中國不單可以阻止境內的壟斷行爲，亦都可以阻止境外的壟斷行爲。長和這次交易跌入國家《反壟斷法》第2.3條指明要規管的壟斷行爲，即「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長和的交易很明顯是令到港口行業兩個主要經營者集中，再加上背後是最大的航運集團，令壟斷經營者有可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按國家《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違反規定實施壟斷性協議的，可以責令停止違法行爲，並沒收違法所得，以處罰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
換言之，如果國家認定長和交易是一個壟斷性交易，可以責令停止交易，如果強行交易的話，可以沒收違法所得的190億美元。至於調查的時限，按國家《反壟斷法》第25條規定，會自收到經營者提交的文件資料之後的30日之內，對經營者集中行爲進行初步審查。如國家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實施進一步審查，應當自決定90日之內審查完畢，作出決定。換言之，國家會先要求長和提交相關資料，然後在30日之內決定是否進一步審查，如果進一步審查，就要到90日之內審查完畢。
有人說規管違反「一國兩制」原則。這件事涉及國家利益及國際重大的公共利益，和兩制無關，即使長和是外國公司，國家都可以出手阻止。近年都有很多相關的先例，例如2016年的高通收購荷蘭恩智浦半導體公司案，2022年杜邦收購電子材料製造商羅傑斯案，以及2023年英特爾收購以色列芯片製造商高塔半導體案，這3筆交易都是以失敗告終。
以2016年的高通案爲例，高通當時提出以380億美元收購荷蘭恩智浦，後來進一步提價至440億美元。2018年，高通已獲得美國歐盟等8個主要市場監管部門的批准，但中國的國家市場監管管理局未予批准，最後高通在2018年7月26日宣布放棄交易，並支付20億美元的分手費，成爲一個因爲收購會造成國際壟斷而被終止的典型案例。
有人不明白外國公司收購為何受中國規管。其實制止壟斷性交易和各國都有規定，按我國的國家《反壟斷法》規定，參與集中的經營者中有兩方上一會計年度中國境內營業額超過8億元人民幣，且各方上一會計年度中國營業額合計超過40億元，或全球營業額超過120億元，就應當在交易實施前進行反壟斷申報，取得批准後才可以進行交易。
由於長和交易涉及中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亦可能涉及航運市場壟斷的國際公益，國家有關部門依法進行介入，有理有據。要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公益的決心，制止可能帶來壟斷的交易繼續進行。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