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測排隊時間 非預約昨晚牛頭角輪候約4小時 現場起爭執

本港疫情出現幾何式爆發，昨日(2月9日）新增1,161宗確診個案，當中約500宗源頭不明，另有約800宗初步確診個案。由於連日來大量地點被納入強制檢測，多個採樣站大排長龍，部分更需輪候數小時。

記者在牛頭角道體育館社區檢測中心實測排隊時間。

記者家居附近有疑似確診者，為安全計自行檢測，親身體驗輪候的混亂。昨日下午5時12分到位於牛頭角道體育館的社區檢測中心輪候，由於屬非預約人士，龍尾由兆景樓轉入安華街，排至體育館背後的垃圾站，期間垃圾車一度無法駛離垃圾站，清潔工與輪候的市民發生爭執。

記者在牛頭角道體育館社區檢測中心實測排隊時間。

記者排隊兩小時後，至晚上7時許，成功進入體育館，抵達二樓的平台花園，由於現場多達數百人，隊伍形成S班「蛇餅」，當中不乏長者及小童，有長者用折疊椅坐下休息，有婦女因排隊安排而感到不滿，需要警員到場疏導情緒，亦有市民擔心上班前後要抽空輪候檢測，影響休息時間。現場怨聲載道。

警員到場維持秩序。

進入體育館之後再等了接近兩小時，最終，記者花了約3小時57分，在晚上9時09分完成檢測。

由街道排到上體育館平台，再到主場，可謂一波三折。

而事實上，體育館主場內只有約10個檢測站，而工作人員由登記資料，確認短訊和完成檢測，過程大概10分鐘，效率已經十分之高。無奈非預約人數急增，令整個檢測中心的人龍一時無法「消化」。

終於能回家休息。

值得留意的是，世界衞生組織對密切接觸者其中一個定義，是指任何人在確診病例發病前兩天到發病後的14天內，與患者在1米範圍內停留超過15分鐘。換言之，在檢測中心輪候的市民亦可能因旁邊的確診者而成為密切接觸者。內地揚州去年曾發生檢測站集體感染的案例，多名幹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問責。

當日廣陵區灣頭鎮財政結算中心工作人員王強（已因嚴重違法被立案調查並停職）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例。據通報，揚州廣陵區灣頭鎮聯合村核酸檢測點設置不規範、現場組織混亂，導致在該檢測點與王強密切接觸的多名人員被感染，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不過，本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曾指，密切接觸者並沒有一個方程式去界定，面對面接觸15分鐘亦並非金科玉律，需要衡量當時情況和風險評估，如果確診者無戴口罩或脫下口罩，風險就最高，因為其飛沫會散播在空。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就今次第五波疫情，城大生物醫學系團隊以數學模型推算，估計疫情將會在本月底或三月頭達到高峰，而在這波疫情中，約25萬名市民將會感染病毒。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更直言，兩星期後的單日新增病例或會破萬宗，並且警告，假如疫情失控，最嚴重可以是全港逾60%人口感染。

政府早前在疫情清零的狀態下，未有未雨綢繆，如今確診數字幾何級上升，市民在社區檢測輪候時間過長，自然大為不滿。若疫況按專家估算般，再激增至5位數字，從政者要想方設法，將市民情緒疏導，避免影響社會穩定。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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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被告黎智英在首天出庭自辯，便自爆了其「外部聯繫」中的千絲萬縷人脈關係，當中牽涉的「英國線」人物，包括與在控方案情和庭上證供中經常出現的「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及前港督彭定康等。黎亦承認，曾捐2萬英鎊(約20萬港元)予「香港監察」。

首先，黎智英在庭上指，經由朋友認識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兩人的關係長達8年，因對方曾回應其文章，二人遂透過WhatsApp聯絡。黎智英更承認曾捐贈2萬英鎊予「香港監察」，因他覺得這個組織「做了一些對香港有意義的事」。

黎智英透過羅傑斯，認識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Lord David Alton），黎稱在倫敦與對方曾見過一次面。奧爾頓勳爵帶他到英國國會，之後兩人曾茶敘。而奧爾頓勳爵曾於2019年11月到香港參加區議會選舉「監選團」，兩人曾在酒店見面，而該「監選團」亦是同案另一位從犯證人、「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作供時曾提及自己曾參與。

 翻查資料，控方曾在庭上播放羅傑斯主持的YouTube訪談節目片段，羅傑斯指奧爾頓勳爵為「香港監察」贊助人之一。而節目中，奧爾頓勳爵指當時他計劃與60名資深政客向英國國會呈交聯署信，建議若港人人權遭侵犯，英國應保障所有港人有第二公民身份，又提到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聲明。

第三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治人物，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他正是奧爾頓勳爵的助手，曾陪同來港觀察2019年區議會選舉，但黎智英指，當時他不認識裴倫德，二人亦未曾討論過政治議題，但對方曾找他欲在《蘋果》刊登文章，而黎就把裴倫德的文章轉發給《蘋果》時任副社長陳沛敏等。

至於裴倫德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的執行董事，黎辯稱他不知道有此組織，僅在從犯證人李宇軒在庭上作供時，才首次聽聞。

最後一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客，是前港督彭定康。黎庭上表示，1997年香港回歸前，已認識彭定康，但自言「不敢稱對方為朋友，因對方為港督」。而回歸後，兩人亦曾見面數次，每次見面均透過「中間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羅傑斯接觸對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亦承認曾邀請彭定康作其訪談節目的嘉賓。

辯方大律師亦曾在庭上提及，一位英國金融家比爾布勞德 ( Bill Browder ) ，因為根據控方從犯證人李宇軒供稱，比爾布勞德對幫助推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有興趣，裴倫德遂安排比爾布勞德與當時的「重光團隊」日本線聯繫。惟黎自辯時稱，不認識比爾布勞德或日本眾議院議員菅野志櫻里，他不諳日語，與另一位從犯證人陳梓華會面時，對方亦沒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