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調整抗疫措施的速度非常快，香港亦步亦趨。
先講內地，各地都有新猷。以上海為例，宣佈由12月13日開始，全市疫情風險區「清零」，全市實施常態化防控措施。上海這個做法特別的地方是並非病毒清零，而是風險區清零。意味著上海對抗新冠疫情已進入新階段，不再將新冠疫症視為高危傳染病，而視為常態化的流行病。
今早有財經專家在電台上評論內地放鬆控疫措施，認為不宜過份解讀。他認為一、內地提出的，只是「優化」，而不是全面放寬。二、內地是對內鬆、對外仍緊，主要是想放寬內循環。三、內地放寬之後，一些大城市出現搶購藥品的情況，甚至是香港的退燒藥亦被搶購一空，很多人買藥運回內地。
這個財經專家所講的3點都是事實，但是他似乎只看到表像，並沒有看透內地決策的邏輯。抗疫政策既有科學的一面，也有政治的一面。既要盡量減低疫情的傳播，減低對人命的傷害，也要平衡控疫對經濟發展及人身自由的影響。當病毒的殺傷力減輕和疫苗的接種率提高之後，疫情的死亡率急速下降時，就到抗政策轉向的節點。
但內地也有兩種意見，有贊成快速放寛，也有反對太快放寛，反對者較多是公務員、國企人員和退休人士，他們不會因為封控影響生計。中央決策者面對不同意見，即使科學上應該開始轉向，政治上還須平衡。
之後內地多個城市出現反封控示威，廣州甚至因此發射了催淚彈時，就有很好的維穩理由放寛控疫措施。內地抓緊決策窗口，快速行動。政治既有科學的抉擇，也有平衡的藝術，不是光是看政策公布的字面意義，就可以看得清楚。
香港的控疫措施一直比內地略寛。內地放開，香港也存在再放開的空間。香港同樣要平衡保護生命和推動經濟的矛盾要求。
特區政府宣布取消進入指定處所掃描「安心出行」的要求，只保留疫苗通行證安排；「黃碼」亦會取消，抵港人士如無確診可進入食肆等處所，一步到位實施抵港「0+0」安排，來港人士一抵埗就可自由活動。
比較內地和香港如今的抗疫措施，在對內控疫措施方面，兩地要求接近，由此內地放得較快，各地的舉措也有不同，例如上海採常態化措施管控，放得比香港寛絕不為奇(其實內地一直沒有疫苗通行證)。預計無論香港和內地，未來對內部控疫措施，還有進一步放寛的可能性，例如對大型活動的限制可以逐步解除，容許過年放煙花風險也不高。
至於外防輸入方面，香港走得比內地快，香港如今已是「0+0」了，內地還是「5+3」。香港實施「0+0」後，會大大有利吸引外國商務客和遊客來港，大型展覽、大型會議也可以恢復。
估計內地下一步也會放開入境隔離措施。一俟這一波疫情高峰一過，就可以放開，甚至直接實現「0+0」。
香港如今已是對外完全通關，只差和內地通關，相信亦為期不遠。
照目前的走勢，如內地疫情不出意外，到明年初，香港和內地都可以全面復常。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