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一系列中央批准的人事任命陸續公布，其中宋濤任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的消息引發港台輿論高度關注。
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網站「辦領導」一欄當日下午作出更新，宋濤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國台辦官網截圖。
公開簡歷顯示，宋濤1955年4月生，研究生學歷，經濟學博士，中共黨員。曾任外交部紀委書記、黨委委員，外交部副部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等職。
台灣《聯合報》報道稱，宋濤與前幾任國台辦主任王毅、張志軍、劉結一一樣皆為大陸外交體系出身。2022年6月，67歲的宋濤從中聯部部長一職卸任，轉任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如今執掌對台工作，打破超過大陸官場正部級一般不超過65周歲的年齡門檻。他也非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打破大陸官場多項慣例。
但觀察指出，宋濤此番出任國台辦主任有前例可循。2020年2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時也是67歲。有台媒稱宋濤與涉台工作「無淵源」，但中央2020年1月啟用此前無港澳工作經歷的「老將」駱惠寧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打破了治港官員的既往成例。
雖然工作經歷上與涉台工作「無淵源」，但宋濤有長期在福建工作的經驗。他1973年3月曾到福建省沙縣插隊。1978年至2001年，先後在福建林學院、福建省輕工業研究所、福建省羅源縣、福建省輕紡工業總公司、福建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工作，歷任系副主任、組織部長、研究所所長、縣委副書記、總經理助理、副總裁。
台媒指出，宋濤於2015年出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負責政黨外交，顯示他是黨中央「信得過」的人選。在中聯部長任內，宋濤多次以習近平特使身份出訪朝鮮、越南、古巴等中共的「兄弟之邦」，也曾負責中俄之間的政黨高層聯繫溝通。有港媒之前曾報道稱，有地方工作經歷、深諳外交事務的宋濤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術官僚。
海外學者、台灣問題專家庚欣對深圳衛視直新聞表示，宋濤任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非常引人注目， 他具有特別適合這個工作的特點。首先，他在福建長期生活、學習、工作，對台灣的語言、文化、政治、經濟以及兩岸關係等都非常熟悉。其次，他長期從事外事工作，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同時又有非常重要的涉外背景。台灣問題要真正妥善解決，離不開國際環境的構築。例如國際社會要廣泛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例如聯合國2758號決議體現的在台灣問題上的國際社會共識。尤其是現在中美關係中涉台因素越發突出，由具有外交工作背景，同時又非常熟悉台灣的人士來擔當台辦系統主官，再合適不過。而且，宋濤多次作為習近平特使出訪，在中聯部部長任上作出了重大成績，這也是擔任該職位非常重要的資格和條件。
台灣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張麟征也認為，台灣問題對大陸來說，涉外交因素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前會談論台灣問題的只有美國，現在美國還拉上「盟友」，包含日本、歐洲多國都在台灣問題上指手畫腳，國台辦主任如果對外交工作不熟悉，則無法精准應對。她認為，兩岸關係走向取決於中美關係，大陸如果對於美國有較大的威懾性，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台灣現在是緊緊跟隨美國政策，國台辦主任需要精准掌握大陸、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復雜關係。
台灣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則分析說，宋濤的任命顯示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位置比以往更加重要。宋濤黨政資歷相當完整，曾以習近平特使身份出訪多國，充分得到領導人信任，而中央對台有全新思路，未來宋濤如何充分貫徹值得觀察。
此外內媒還注意到，最新一期（2022年第24期）《求是》雜志刊登了宋濤的署名文章《加強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交流合作》。宋濤在文章中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深知和平安寧的珍貴，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宋濤指出，在台灣、涉港、涉疆、涉藏、涉疫、南海、人權、中美經貿摩擦等問題上，眾多外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紛紛仗義執言，形成認同支持我們黨立場的強大聲勢，共同書寫了發展中國家政黨和進步力量共克時艱、守望相助、捍衛正義的時代佳話，有力推動了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當今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加劇，輿論戰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有長期研究輿論的學者指出，面對美西方占據「歷史優勢」的國際輿論格局，中共近年十分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真實豐富的中國形像，而宋濤熟悉國際輿論，深諳傳播規律。
2017年，他在中聯部任上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地方黨委的實踐」專題宣介會，利用國際間的黨際渠道，從中共地方實踐的角度去宣介中國和中共，更加具體更加生動。其中2018年走出首都舉辦的第一場活動在廣東深圳舉行，以改革開放作為主題。而在2020年，中聯部在貴州向全球直播了中共一個縣級常委會開會的全過程，直觀展現了中共基層治理的樣貌，受到外媒廣泛報道。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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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代寫回憶錄，成為了一批有閒有錢的內地老年人的新樂趣。
內地《新周刊》報道，十多年前，北京就曾出現過由政府購買服務、社工志願團體為老人撰寫回憶錄的公益項目。後來，由於代寫回憶錄逐漸走向市場化，社交平台上湧現出了以兼職和自由職業者為主的獨立寫手。
2024年，隨著銀髮經濟的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機構跨界涉足這一領域，包括擁有寫手資源的傳媒公司，以及捕捉到落地商機的AI機構。他們開始傳授經驗、銷售課程，將這門曾經的小眾業務，轉變為一門正式的生意。
代寫回憶錄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飛上一個看似暴利的風口。只是相比外界對回憶錄行業的跨界熱情，真正位於中心的業內人卻顯得相對冷靜。
一名回憶錄寫手向《新周刊》吐槽，這幾個月光看到冒出來的同行，客戶卻不多一個。另有寫手透露，盡管後台每天收到上百條客戶諮詢信息，但真正成交的訂單卻寥寥無幾。在短短幾個月內，他已經燒光了投入的數百萬資金。
正如這些人對業績的擔憂，銀髮經濟或許是充滿想像力的藍海，但代寫回憶錄這條賽道仍是一條小溪——價格和內容的標準不清晰、市場沒有那麼普適，同時周期難把控，以至於有從業者直言：「想靠這件事很輕鬆地賺很多錢，似乎不存在一個好的商業邏輯。」
代寫回憶錄，真風口還是假風口？這門生意真的賺錢嗎？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這個還在襁褓中的行業，已經站滿了人。
從事回憶錄代寫十二年，朱家軒沒有見過行業這般的熱鬧。找兼職的白領、待業在家的圖書編輯、破產的廣告公司老闆，還有AI創業者……幾乎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摩拳擦掌，隨時撲向這片銀髮藍海。
在社交媒體上，「代寫回憶錄」已與「財富自由」劃上等號——「小縣城幫退休老年人寫了3本回憶錄，收入夠買一輛車」「靠給老人寫自傳賺了18萬，文筆不好也能做」「一年實現10萬副業不是夢」……諸如此類的文案充斥小紅書，甚至有業內人士聲稱，寫回憶錄不需要科班出身，初中畢業也能寫。
種種描述下，這一行儼然成了低門檻生意。「錨定最有消費能力的老人，對文字又沒有敬畏心，覺得寫東西而已，誰都會，這事兒門檻特別低。」談到最近的熱潮，家傳編輯部聯合創始人韓馨兒反而略顯憤憤。
撰寫回憶錄正在成為一門生意。小紅書截圖
有段時間，韓馨兒頻繁接到朋友轉來的一篇講述代寫回憶錄的文章，標題上「初中畢業」「月入過萬」等關鍵詞，讓她感到疑惑：「代寫回憶錄什麼時候成了門檻這麼低的事情？」
這是韓馨兒開始寫回憶錄的第三年。革命歲月的地下黨父母愛情故事、20世紀為逃離封建家庭而遠走南洋的女性、家道中落的財閥少爺故事……韓馨兒走進過幾十個老人的一生。在她看來，回憶錄寫作絕非如大多數人理解般，是為老人撰寫「童話故事」。
「華人口述史之父唐德剛在替胡適之寫口述歷史時曾提到，胡先生的口述只佔全書的50%，另外一半要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回憶錄也一樣，寫作者需要盡可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佐證，力求真實。」韓馨兒將這個過程形容為「找拼圖」。
從100年前的同學錄上找到家鄉線索，在檔案館中挖掘出祖輩照片，自20個G的黑白影像中拼湊出老人的留洋經歷……韓馨兒記錄下的故事往往跨越半個世紀，常常面向逝者尋求答案。「正如傅斯年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我們研究一個家傳人物的特性，而不是外界想像的，回憶錄只是一種聽和記的關係。」
韓馨兒在採訪一位傳主。《新周刊》圖片
「以為回憶錄能賺錢就撲上來，肯定會吃虧。真正懂回憶錄的人，都知道這裡面的門道兒有多深。」編導專業出身的朱家軒，自2015年開始為老人代寫回憶錄，卻被當下的人潮洶湧弄得哭笑不得。「大眾對回憶錄存在誤解。這絕對不是暴富的好法子——甚至在現階段都談不上是一門好生意。」
代寫回憶錄的優勢在於高客單價，每本報價通常都在3萬—10萬之間，這也是自媒體上宣稱作者能月入2萬的原因。「但跟風而至的人往往碰著一鼻子灰，因為他們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成本。」朱家軒說。
代寫回憶錄是一個既耗時又費力的過程，尋找客戶、採訪、寫作、排版、成品書籍設計，甚至申請書號，每一環節都需要大量人力和時間的投入。朱家軒向《新周刊》透露，他編寫一本精品回憶錄通常需要六個月到一年時間。為追求真實體感，還得沿著老人前半生的足跡，重訪對方的故鄉、工作單位等地。而當中產生的出差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往往需要寫手與傳主方協調解決。
除此之外，回憶錄還是高度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看似有錢有閒的老人可不好「糊弄」，要求也是千奇百怪，小到模仿金庸風格，大到家族歷史斷層的考究，都需要反覆敲定和修改。時間一長，還會碰到半路走數的情況。「別看一本書大幾萬，很可能均攤下來，部分正職寫手的月入一萬還做不到。」
靈感忽現，停下車就開始動筆寫作。《新周刊》圖片
正因為門檻高、投入產出不成正比，多年來，這個行當並沒有走出切實可行的商業化模式。
2015年，朱家軒在老家山東聊城創立傳家傳記公司，嘗試探索商業模式、標準化寫作，但直到現在，光靠代寫回憶錄仍難以撐起公司的生存。「這行痛點很多。內容、價格標準一直不清晰，也沒有跑出龍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批寫回憶錄根本談不上生意，就是情懷。」
對於代寫回憶錄的爆火，韓馨兒將由頭指向了AI。過去一年裡，數間AI公司上門找韓馨兒合作，大多聲稱只要一鍵自動化成書。「AI的介入給到業內業外一種錯覺——或許可以用技術手段以打造流水線的方式，降低回憶錄准入門檻和成本。這讓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湧向這個新風口。」
賀章是這批「趕風口」的人之一。3年前，賀章辭去了70萬年薪的國企「鐵飯碗」，在輾轉一間投資公司後，決定下海創業。他將目標錨定在人人可觸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AI賽道。至於這個宏大敘事怎麼和回憶錄扯上關聯，賀章坦言「當時大家急於為大模型找到應用場景，回憶錄是個不錯的落地選擇」。
賀章團隊推出的AI+回憶錄App工具號稱「一鍵生成上萬文字，15天完成200頁書冊」，還能自動寫採訪大綱、在線自動語音採訪，老人只要對著App講述故事錄入即可。據他介紹，項目啟動半年來，已經面向幾千位老人。且相比市面上3萬元的均價，用AI代寫的回憶錄要便宜得多，7999元就能給一位老人出版一本書。
老年回憶錄寫作能否用AI取代。《新周刊》圖片
低價又高效，似乎在AI的加持下，困擾回憶錄從業者的痛點不存在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AI從業者很容易將回憶錄的製作過程想像為『語音轉文字』——讓老人口述，將錄音交給AI大模型進行整理、編譯。」不久前，韓馨兒剛剛受一間AI獨角獸企業邀請，討論用AI工具做輕量回憶錄的可行性，但最終結論是「完全不行，AI目前最多用來做校對」。
「不適用」的爭議集中在採訪環節，「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以前的，AI提供不出一個字的問題」；被動錄入也有問題，這代老人普遍有方言口音，國內最頂尖的科大訊飛都做不到100%準確翻譯；成品寫作上，AI時常出現「低情商」，比如在老人講述溫飽的悲慘童年時，不合時宜插入一段「陽光明媚」的環境描寫。
就連賀章也承認，如果完全交由AI寫作，回憶錄經常處於無法交付的情況。「自動化是個坑，在各個環節，依舊需要寫手線上採訪介入，把控質量。」
說到底，回憶錄本質上還是一門面對面的生意、陪伴性消費。一方面，採訪者要現場揣摩老人的心理和表情，關注那些藏在話語外的情緒。另一方面，老人選擇代寫的初衷，本身也懷了一份希望有人陪他、紓解的心思，這是「代寫」能夠提供的情緒價值。
盡管AI代寫回憶錄技術的成熟度有待商榷，但這並不妨礙入局者借此商機掘金。一位AI從業者早前開放了回憶錄的培訓課程和寫作系統，批量製造小鎮回憶錄寫手，報名費5萬/人。而在短短兩周內，就先後有6人報名，包括前媒體人、大學生、印刷膠水生意人……
「無論你是高中還是大學畢業，按操作流程來，靠著我們自研的AI系統，都能產出80分水平的回憶錄。最快一個月一本書，一年接十單，在小縣城直接就能躺平。」該從業者如此說道。
至於這套系統的原理，以及跟直接使用通用大模型有何區別，對方只是淡淡一笑，「這涉及我們的商業機密」。
對於這批AI闖入者，朱家軒又愛又恨。「不可否認，AI確實降低了一部分寫作門檻。」作為行業發展見證者，朱家軒希望更多人進來，讓小眾的行業被看到。但如今的局面並不如他想像中美好，不斷湧進的人，讓本就狹小的賽道更加擁擠和無序。
過去幾個月，朱家軒被問得最多的是「一萬字作品的收費是多少」「別人收幾千一本，為什麼你能收十幾萬」。朱家軒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解釋。更令他擔憂的是，良莠不齊的市場環境，有可能勸退本就稀缺的客戶資源。
韓馨兒有個老年客戶嘗試用AI寫回憶錄。剛開始老人對「新玩具」很上癮，每天都對著語音機械人憶往昔。但過了一個月再問，對方連忙擺手，甚至對寫回憶錄這件事已經興致全無。
「明明是一個小眾的賽道，為什麼要把它搞死呢？」朱家軒不解。
回憶錄行業正面臨標準混亂的難題，代寫一本回憶錄的價格一路下行，一萬就能寫一本，甚至有小白為了拓客宣稱「免費代寫」。
交稿時間也在縮短，AI技術的應用讓成書時間從三四個月縮短到個幾月。為了節約成本，大多數寫作者將面對面的採訪搬到了線上。
賀章對此卻不以為意，「你始終得相信一句話，性價比」。相比攪渾水的入局者，這批從業者對於把蛋糕做大，顯然更急切。嘗試用AI代寫回憶錄的半年後，一個殘酷的現實正擺在他面前——大多數的中國老人，似乎對回憶錄沒有那麼買賬。
眼下，市場情緒高漲，但「內部靜悄悄」。
賀章的團隊已與深圳幾個大型養老社區合作，覆蓋了約八九萬老年人，但轉換率卻不到萬分之一。這顯然承載不了團隊商業化的目標，「回憶錄任誰都能說出來一塊大蛋糕，但誰又能熬到那個時候呢？」
這艘藍海上的孤舟依舊前途未知——後台每天都有上百條客詢消息，但真正的成交單量只有寥寥數本。賀章投入的幾百萬，短短幾個月就已經燒光。
朱家軒同樣感知到了這一點。「同行多了一倍不止，但客戶依舊沒增加多少。」在他看來，回憶錄長期存在的痛點，是目標群體和受眾過於小眾，而這很大程度源於價格帶問題。
過去，回憶錄的價格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高昂的決策成本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韓馨兒曾在採訪一位老人時，遭到對方兒媳的阻攔，上來就喊著「我們要生活口糧，不要精神食糧」。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iPhone時刻』，讓回憶錄能真正意義上轉變為一門藍海生意。」一位回憶錄從業者向《新周刊》說道。
目前，業內中位數價格已經降至約4、5萬元/本，他預計，當這個數字達到1萬時，市場將出現十倍的增長。他用AI寫作收窄成本後，把收費定在1萬多，得到了一個相對喜人的信號：客戶群出現了更多的普通人，包括卡車司機、鄉下農民。
為了進一步打開市場，賀章決定再把門檻往下降，推出了售價999元的回憶錄。砍去不必要的包裝盒、頁數，書皮摸起來粗糙、印刷的圖片模糊，整體更像一本小冊子。但賀章不在意，「走低客單價、大流量的路線」，他的目標很清晰，「把價格打到底，人手一本回憶錄，就像日常購物，形成一種潮流」。
對此，韓馨兒則認為，相比一味打價格戰，關鍵在於讓人看到回憶錄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科普教育的初期，大部分老人面對回憶錄時總有一個疑問：「那不是名人才會寫的東西嗎？」在大眾眼裡，著書立傳的往往是企業家、退休幹部等社會的高精尖人群，普通人總有一種不配得感。
「老人內心普遍是需要被看見的，回憶錄本身是一種精神的治癒和延續。」韓馨兒說，國內的心理醫生有時會建議，患有創傷記憶或抑鬱傾向的老人撰寫或閱讀傳記，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手段，有助於他們理解自己的生命軌跡。
「時代怎麼影響他的，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想清楚。」而透過一本回憶錄，老人更能清晰看懂自己來時的路。
在過去幾年裡，通過代寫回憶錄，韓馨兒見證了不少傳主和家人、時代之間更深的連接：
身處地球兩端的姑媽和侄女，半個多世紀沒見面，因為回憶錄又重新聚到一起。在一起向上海檔案館捐贈了包括家傳、家族在內的史料後，有位長輩趕緊掏出手機加微信，說「不能再走散了」。
兒子記恨了已故父親一輩子，只因父親草草輕生，獨留母子孤苦無依。直到數十年後，看到記載著父親當年經歷的苦難的回憶錄，兒子才真正感受到時代的悲涼和無奈，選擇與父親、與自我和解。
經歷了無數人到暮年的釋懷，韓馨兒看見老年人渴求，以及自己這份工作的價值。「任誰都會老去，讓無數普通人的過去得以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才是一本回憶錄真正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