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農業無人機的廣泛應用，吸引了來自美國等國家的農民追捧，他們爭相採購更實惠的中國產無人機，但美國農場里無處不在的中國無人機，惹來一些美國政客的無端針對。
《南華早報》2日報道注意到，「一些外國政府的懷疑態度，無法阻擋農民們實現農業自動化的願景，中國的農用無人機正遍布鄉村。」
《南華早報》報道截圖。
就在上個月，美國國會兩院相繼通過了新一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將矛頭對準兩家中國無人機企業，打著所謂「國家安全風險」的旗號，擬禁止其在美國市場銷售新的無人機。
「這些擔憂毫無必要。」湖北楚飛農業公司的創辦者王飛說，雖然無人機可以記錄田地的邊界，並確定合適的作業高度，但它們無法瞭解更敏感的細節，比如正在種植的是什麼作物。
他直言不諱道，中國製造商能夠以較低成本生產農用無人機，因此美國農民傾向於選擇中國產品，而非美國國產的替代品。
總部位於深圳的無人機培訓領域頭部企業「全球鷹」創始人余景兵也指出，農用無人機是一項複雜的技術，「農用無人機的飛行環境相對惡劣。長期暴露在高溫、潮濕、具有腐蝕性的低空低速環境中，會對無人機的性能和維護提出更高的要求。」
《南華早報》視頻截圖。
5年前，在成都當農業機械銷售經理的時候，王飛就看到了無人機在農用領域的廣闊前景。於是回到家鄉安陸考察，隨後便創辦了自己的農用無人機公司。
安陸是全國商品糧基地、產糧大縣，常年中稻種植面積達60萬畝。據《南華早報》報道，如今，楚飛農業的服務覆蓋了安陸約40%的農田。得益於無人機在播種、噴灑農藥和化肥上的高效協助，安陸的農作物產量得到顯著提升。
綜合孝感網等報道，王飛後來還聯合了其他幾位回鄉創業的「新農人」，成立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飛防聯盟」，自購植保無人機幫助農戶開展飛防等作業，廣受當地好評。聯盟作業範圍也隨之從安陸擴展到孝感、隨州等地。
《南華早報》指出，像王飛這樣的成功故事，正隨著中國技術變革步伐的加快而不斷上演。尤其在中國開始將「低空經濟」視作未來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之際，農用無人機正作為一種先驅性創新被頻繁提及。
從2022年開始，農林植保就已經超過地理測繪，成為國內工業無人機最大的應用領域，佔比超三成。
「低空經濟最大的落地場景就是農業，我們將長期聚焦於農業。」中國大型無人機製造商極飛科技（XAG）以農業無人機聞名，其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彭斌表示，儘管市場也在尋求將無人機技術應用於物流、旅遊和測繪等各個領域，但中國的自動駕駛機隊約98%的飛行時間都與農業有關。
如今，國內農業無人機已經從最初的果樹病蟲害防治功能，到如今的播種、撒肥、吊運等多功能作業，並全面滲透到農、林、牧、漁各個領域，推動了現代農業與低空經濟融合發展。
根據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的數據，2024年全國植保無人飛機保有量25.1萬架、防治作業面積26.7億畝次，均較去年增長近25%，已居全球首位。從覆蓋耕地面積上看，大疆提供的數據是2024年農業無人機單年內作業量超25億畝次，相當於覆蓋中國38%的耕地面積。
《南華早報》稱，中國無人機在農業領域的成功應用，自然也吸引了美國等國家農民的注意，他們考慮從更實惠的中國產品中採購設備。
綜合美媒報道，美國農民正逐漸增加對噴灑無人機的使用。2023年，無人機在美國41個州噴灑了370萬英畝的土地，覆蓋了50種作物，其中大部分是中國無人機，有八成都是中國品牌大疆。
來自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赫德里克（Russell Hedrick）最近告訴《華盛頓郵報》，無人機是他的「新農具」，可輕鬆完成撒肥任務，且成本遠低於傳統地面撒肥機。同時，無人機也是他的「救人工具」，可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幫助搜尋幸存者，並運送物資。
他直言，「我不會說我不喜歡美國無人機，但我認為美國無人機在可靠性、易用性和用戶友好性方面都無法與大疆無人機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美國無人機的性能不如大疆，但價格卻是大疆的兩倍。」
在一次山地救援行動中，美國一搜救隊使用大疆無人機開展救援。
然而，中國無人機在農業領域的主導地位，又成為美國鷹派政客美其名曰「維護國家安全」的打擊對象，備受美國農場主好評的大疆首當其衝。這場早於2016年就開始的「圍剿」中，大疆已經多次被美國防部、商務部等部門「封殺」。
去年12月，美國國會兩院又相繼通過2025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大疆和道通（Autel Robotics）這兩家中國公司可能被禁止在美國市場銷售新的無人機。這份長達1800頁的法案聲稱，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必須在一年內確定這兩家企業的無人機是否構成「不可接受的國家安全風險」。
美國國會此前也已經禁止聯邦機構採購中國產無人機，部分例外情況除外。此外，多個州也禁止公共資金項目使用或採購中國無人機。
無人機現已融入部分美國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美政客的封殺令正引發越來越多的擔憂。無人機運營商表示，中國產無人機具備價格低、性能好的優勢，「美國製造的無人機根本沒法比。」
「美國尚未準備好擺脫對中國無人機的依賴。」《華爾街日報》去年8月發佈的一篇報道也指出，美國政客封禁中國製造無人機的企圖，正遭到國內山地救援隊、警察局和農戶等多方抵制。大批中國無人機的忠實用戶紛紛發起抗議，他們致電民選官員、撰寫專欄文章並簽署聯名信，反對封殺令，因為美國製造的無人機無論技術還是能力，都遠遠比不上中國產品。
《華盛頓郵報》分析認為，中美之間的經濟和技術競爭已經波及無人機市場。隨著特朗普明年一月重返白宮，相關競爭可能會愈演愈烈。
對於美方指控和相關制裁行動，中國外交部此前已明確表示，堅決反對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划設各類名目的歧視性清單，無理打壓中國企業，破壞中美正常經貿合作。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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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代寫回憶錄，成為了一批有閒有錢的內地老年人的新樂趣。
內地《新周刊》報道，十多年前，北京就曾出現過由政府購買服務、社工志願團體為老人撰寫回憶錄的公益項目。後來，由於代寫回憶錄逐漸走向市場化，社交平台上湧現出了以兼職和自由職業者為主的獨立寫手。
2024年，隨著銀髮經濟的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機構跨界涉足這一領域，包括擁有寫手資源的傳媒公司，以及捕捉到落地商機的AI機構。他們開始傳授經驗、銷售課程，將這門曾經的小眾業務，轉變為一門正式的生意。
代寫回憶錄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飛上一個看似暴利的風口。只是相比外界對回憶錄行業的跨界熱情，真正位於中心的業內人卻顯得相對冷靜。
一名回憶錄寫手向《新周刊》吐槽，這幾個月光看到冒出來的同行，客戶卻不多一個。另有寫手透露，盡管後台每天收到上百條客戶諮詢信息，但真正成交的訂單卻寥寥無幾。在短短幾個月內，他已經燒光了投入的數百萬資金。
正如這些人對業績的擔憂，銀髮經濟或許是充滿想像力的藍海，但代寫回憶錄這條賽道仍是一條小溪——價格和內容的標準不清晰、市場沒有那麼普適，同時周期難把控，以至於有從業者直言：「想靠這件事很輕鬆地賺很多錢，似乎不存在一個好的商業邏輯。」
代寫回憶錄，真風口還是假風口？這門生意真的賺錢嗎？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這個還在襁褓中的行業，已經站滿了人。
從事回憶錄代寫十二年，朱家軒沒有見過行業這般的熱鬧。找兼職的白領、待業在家的圖書編輯、破產的廣告公司老闆，還有AI創業者……幾乎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摩拳擦掌，隨時撲向這片銀髮藍海。
在社交媒體上，「代寫回憶錄」已與「財富自由」劃上等號——「小縣城幫退休老年人寫了3本回憶錄，收入夠買一輛車」「靠給老人寫自傳賺了18萬，文筆不好也能做」「一年實現10萬副業不是夢」……諸如此類的文案充斥小紅書，甚至有業內人士聲稱，寫回憶錄不需要科班出身，初中畢業也能寫。
種種描述下，這一行儼然成了低門檻生意。「錨定最有消費能力的老人，對文字又沒有敬畏心，覺得寫東西而已，誰都會，這事兒門檻特別低。」談到最近的熱潮，家傳編輯部聯合創始人韓馨兒反而略顯憤憤。
撰寫回憶錄正在成為一門生意。小紅書截圖
有段時間，韓馨兒頻繁接到朋友轉來的一篇講述代寫回憶錄的文章，標題上「初中畢業」「月入過萬」等關鍵詞，讓她感到疑惑：「代寫回憶錄什麼時候成了門檻這麼低的事情？」
這是韓馨兒開始寫回憶錄的第三年。革命歲月的地下黨父母愛情故事、20世紀為逃離封建家庭而遠走南洋的女性、家道中落的財閥少爺故事……韓馨兒走進過幾十個老人的一生。在她看來，回憶錄寫作絕非如大多數人理解般，是為老人撰寫「童話故事」。
「華人口述史之父唐德剛在替胡適之寫口述歷史時曾提到，胡先生的口述只佔全書的50%，另外一半要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回憶錄也一樣，寫作者需要盡可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佐證，力求真實。」韓馨兒將這個過程形容為「找拼圖」。
從100年前的同學錄上找到家鄉線索，在檔案館中挖掘出祖輩照片，自20個G的黑白影像中拼湊出老人的留洋經歷……韓馨兒記錄下的故事往往跨越半個世紀，常常面向逝者尋求答案。「正如傅斯年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我們研究一個家傳人物的特性，而不是外界想像的，回憶錄只是一種聽和記的關係。」
韓馨兒在採訪一位傳主。《新周刊》圖片
「以為回憶錄能賺錢就撲上來，肯定會吃虧。真正懂回憶錄的人，都知道這裡面的門道兒有多深。」編導專業出身的朱家軒，自2015年開始為老人代寫回憶錄，卻被當下的人潮洶湧弄得哭笑不得。「大眾對回憶錄存在誤解。這絕對不是暴富的好法子——甚至在現階段都談不上是一門好生意。」
代寫回憶錄的優勢在於高客單價，每本報價通常都在3萬—10萬之間，這也是自媒體上宣稱作者能月入2萬的原因。「但跟風而至的人往往碰著一鼻子灰，因為他們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成本。」朱家軒說。
代寫回憶錄是一個既耗時又費力的過程，尋找客戶、採訪、寫作、排版、成品書籍設計，甚至申請書號，每一環節都需要大量人力和時間的投入。朱家軒向《新周刊》透露，他編寫一本精品回憶錄通常需要六個月到一年時間。為追求真實體感，還得沿著老人前半生的足跡，重訪對方的故鄉、工作單位等地。而當中產生的出差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往往需要寫手與傳主方協調解決。
除此之外，回憶錄還是高度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看似有錢有閒的老人可不好「糊弄」，要求也是千奇百怪，小到模仿金庸風格，大到家族歷史斷層的考究，都需要反覆敲定和修改。時間一長，還會碰到半路走數的情況。「別看一本書大幾萬，很可能均攤下來，部分正職寫手的月入一萬還做不到。」
靈感忽現，停下車就開始動筆寫作。《新周刊》圖片
正因為門檻高、投入產出不成正比，多年來，這個行當並沒有走出切實可行的商業化模式。
2015年，朱家軒在老家山東聊城創立傳家傳記公司，嘗試探索商業模式、標準化寫作，但直到現在，光靠代寫回憶錄仍難以撐起公司的生存。「這行痛點很多。內容、價格標準一直不清晰，也沒有跑出龍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批寫回憶錄根本談不上生意，就是情懷。」
對於代寫回憶錄的爆火，韓馨兒將由頭指向了AI。過去一年裡，數間AI公司上門找韓馨兒合作，大多聲稱只要一鍵自動化成書。「AI的介入給到業內業外一種錯覺——或許可以用技術手段以打造流水線的方式，降低回憶錄准入門檻和成本。這讓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湧向這個新風口。」
賀章是這批「趕風口」的人之一。3年前，賀章辭去了70萬年薪的國企「鐵飯碗」，在輾轉一間投資公司後，決定下海創業。他將目標錨定在人人可觸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AI賽道。至於這個宏大敘事怎麼和回憶錄扯上關聯，賀章坦言「當時大家急於為大模型找到應用場景，回憶錄是個不錯的落地選擇」。
賀章團隊推出的AI+回憶錄App工具號稱「一鍵生成上萬文字，15天完成200頁書冊」，還能自動寫採訪大綱、在線自動語音採訪，老人只要對著App講述故事錄入即可。據他介紹，項目啟動半年來，已經面向幾千位老人。且相比市面上3萬元的均價，用AI代寫的回憶錄要便宜得多，7999元就能給一位老人出版一本書。
老年回憶錄寫作能否用AI取代。《新周刊》圖片
低價又高效，似乎在AI的加持下，困擾回憶錄從業者的痛點不存在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AI從業者很容易將回憶錄的製作過程想像為『語音轉文字』——讓老人口述，將錄音交給AI大模型進行整理、編譯。」不久前，韓馨兒剛剛受一間AI獨角獸企業邀請，討論用AI工具做輕量回憶錄的可行性，但最終結論是「完全不行，AI目前最多用來做校對」。
「不適用」的爭議集中在採訪環節，「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以前的，AI提供不出一個字的問題」；被動錄入也有問題，這代老人普遍有方言口音，國內最頂尖的科大訊飛都做不到100%準確翻譯；成品寫作上，AI時常出現「低情商」，比如在老人講述溫飽的悲慘童年時，不合時宜插入一段「陽光明媚」的環境描寫。
就連賀章也承認，如果完全交由AI寫作，回憶錄經常處於無法交付的情況。「自動化是個坑，在各個環節，依舊需要寫手線上採訪介入，把控質量。」
說到底，回憶錄本質上還是一門面對面的生意、陪伴性消費。一方面，採訪者要現場揣摩老人的心理和表情，關注那些藏在話語外的情緒。另一方面，老人選擇代寫的初衷，本身也懷了一份希望有人陪他、紓解的心思，這是「代寫」能夠提供的情緒價值。
盡管AI代寫回憶錄技術的成熟度有待商榷，但這並不妨礙入局者借此商機掘金。一位AI從業者早前開放了回憶錄的培訓課程和寫作系統，批量製造小鎮回憶錄寫手，報名費5萬/人。而在短短兩周內，就先後有6人報名，包括前媒體人、大學生、印刷膠水生意人……
「無論你是高中還是大學畢業，按操作流程來，靠著我們自研的AI系統，都能產出80分水平的回憶錄。最快一個月一本書，一年接十單，在小縣城直接就能躺平。」該從業者如此說道。
至於這套系統的原理，以及跟直接使用通用大模型有何區別，對方只是淡淡一笑，「這涉及我們的商業機密」。
對於這批AI闖入者，朱家軒又愛又恨。「不可否認，AI確實降低了一部分寫作門檻。」作為行業發展見證者，朱家軒希望更多人進來，讓小眾的行業被看到。但如今的局面並不如他想像中美好，不斷湧進的人，讓本就狹小的賽道更加擁擠和無序。
過去幾個月，朱家軒被問得最多的是「一萬字作品的收費是多少」「別人收幾千一本，為什麼你能收十幾萬」。朱家軒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解釋。更令他擔憂的是，良莠不齊的市場環境，有可能勸退本就稀缺的客戶資源。
韓馨兒有個老年客戶嘗試用AI寫回憶錄。剛開始老人對「新玩具」很上癮，每天都對著語音機械人憶往昔。但過了一個月再問，對方連忙擺手，甚至對寫回憶錄這件事已經興致全無。
「明明是一個小眾的賽道，為什麼要把它搞死呢？」朱家軒不解。
回憶錄行業正面臨標準混亂的難題，代寫一本回憶錄的價格一路下行，一萬就能寫一本，甚至有小白為了拓客宣稱「免費代寫」。
交稿時間也在縮短，AI技術的應用讓成書時間從三四個月縮短到個幾月。為了節約成本，大多數寫作者將面對面的採訪搬到了線上。
賀章對此卻不以為意，「你始終得相信一句話，性價比」。相比攪渾水的入局者，這批從業者對於把蛋糕做大，顯然更急切。嘗試用AI代寫回憶錄的半年後，一個殘酷的現實正擺在他面前——大多數的中國老人，似乎對回憶錄沒有那麼買賬。
眼下，市場情緒高漲，但「內部靜悄悄」。
賀章的團隊已與深圳幾個大型養老社區合作，覆蓋了約八九萬老年人，但轉換率卻不到萬分之一。這顯然承載不了團隊商業化的目標，「回憶錄任誰都能說出來一塊大蛋糕，但誰又能熬到那個時候呢？」
這艘藍海上的孤舟依舊前途未知——後台每天都有上百條客詢消息，但真正的成交單量只有寥寥數本。賀章投入的幾百萬，短短幾個月就已經燒光。
朱家軒同樣感知到了這一點。「同行多了一倍不止，但客戶依舊沒增加多少。」在他看來，回憶錄長期存在的痛點，是目標群體和受眾過於小眾，而這很大程度源於價格帶問題。
過去，回憶錄的價格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高昂的決策成本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韓馨兒曾在採訪一位老人時，遭到對方兒媳的阻攔，上來就喊著「我們要生活口糧，不要精神食糧」。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iPhone時刻』，讓回憶錄能真正意義上轉變為一門藍海生意。」一位回憶錄從業者向《新周刊》說道。
目前，業內中位數價格已經降至約4、5萬元/本，他預計，當這個數字達到1萬時，市場將出現十倍的增長。他用AI寫作收窄成本後，把收費定在1萬多，得到了一個相對喜人的信號：客戶群出現了更多的普通人，包括卡車司機、鄉下農民。
為了進一步打開市場，賀章決定再把門檻往下降，推出了售價999元的回憶錄。砍去不必要的包裝盒、頁數，書皮摸起來粗糙、印刷的圖片模糊，整體更像一本小冊子。但賀章不在意，「走低客單價、大流量的路線」，他的目標很清晰，「把價格打到底，人手一本回憶錄，就像日常購物，形成一種潮流」。
對此，韓馨兒則認為，相比一味打價格戰，關鍵在於讓人看到回憶錄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科普教育的初期，大部分老人面對回憶錄時總有一個疑問：「那不是名人才會寫的東西嗎？」在大眾眼裡，著書立傳的往往是企業家、退休幹部等社會的高精尖人群，普通人總有一種不配得感。
「老人內心普遍是需要被看見的，回憶錄本身是一種精神的治癒和延續。」韓馨兒說，國內的心理醫生有時會建議，患有創傷記憶或抑鬱傾向的老人撰寫或閱讀傳記，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手段，有助於他們理解自己的生命軌跡。
「時代怎麼影響他的，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想清楚。」而透過一本回憶錄，老人更能清晰看懂自己來時的路。
在過去幾年裡，通過代寫回憶錄，韓馨兒見證了不少傳主和家人、時代之間更深的連接：
身處地球兩端的姑媽和侄女，半個多世紀沒見面，因為回憶錄又重新聚到一起。在一起向上海檔案館捐贈了包括家傳、家族在內的史料後，有位長輩趕緊掏出手機加微信，說「不能再走散了」。
兒子記恨了已故父親一輩子，只因父親草草輕生，獨留母子孤苦無依。直到數十年後，看到記載著父親當年經歷的苦難的回憶錄，兒子才真正感受到時代的悲涼和無奈，選擇與父親、與自我和解。
經歷了無數人到暮年的釋懷，韓馨兒看見老年人渴求，以及自己這份工作的價值。「任誰都會老去，讓無數普通人的過去得以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才是一本回憶錄真正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