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國同洪都拉斯建交後，台灣所謂的「邦交國」僅剩下13個。繼洪都拉斯後，危地馬拉也出現了棄暗投明的跡像。
當地時間27日，危地馬拉總統候選人阿雷瓦洛在接受電台采訪時表示，危地馬拉要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獨立自主地制定對外政策，「讓我們成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人」，沒人可以對危地馬拉的立場指手畫腳。
危地馬拉總統候選人阿雷瓦洛。AP圖片
他還表示，如果贏得總統大選，將尋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與中國和台灣地區的友好關係。對於受歡迎的中國大陸，危地馬拉應該致力於與其建立並加強貿易關係。
路透社稱，這番表態意味著台當局這一所謂「邦交國」的戰略可能發生重大轉變。
危地馬拉於當地時間6月25日舉行總統、議會和地方選舉。本次選舉將選出新一屆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中美洲議會代表和市長。危地馬拉憲法規定，該國總統、副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4年，不得連任。
根據統計結果，「全國希望聯盟」候選人托雷斯位列第一，擁有15.8%的得票率。64歲的「種子運動」黨候選人阿雷瓦洛位列第二，得票率近12%。
AP圖片
64歲的阿雷瓦洛是外交官出身，現為國會議員，其父親是危地馬拉首名民選總統。其對手托雷斯是前總統科洛姆的前妻。
由於二人均未獲得可以直接勝出的超過50%的選票，兩人進入第二輪角逐，投票預計最晚於8月20日舉行。
阿雷瓦洛對手托雷斯。
報道稱，近年來，中國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成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盟友，如果危地馬拉與台當局「斷交」，伯利茲將成為台當局在中美洲僅存的「邦交國」。
危地馬拉位於中美洲西北部，全國面積10.89萬平方公里，比韓國稍大一點，人口約1860萬，是中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政局基本穩定，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主要向美國、中美洲國家等出口咖啡、蔗糖、香蕉等傳統農產品。
咖啡是危地馬拉重要的經濟作物。
中國是危地馬拉第二大進口來源地、第五大出口目的地。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22年中危貿易額為49.4億美元，其中中方出口43.7億美元，進口5.7億美元，中方主要出口石化、紡織、機械設備、金屬制品等，進口水果、糖等。
近年來，危地馬拉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一直試圖阻止台當局在中美洲的「邦交損失」。
台灣當局的「投入」也相當可觀。去年，美聯社報道稱，危地馬拉當局為了拉近與拜登政府的關係，以90萬美元一年的價格僱傭遊說公司，但這筆錢卻是台當局買單，不僅要支付代理人有關費用，還得報銷差旅費，甘當「提款機」。
為了換取危地馬拉現任總統賈馬太訪台，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今年竄訪危地馬拉期間，還向對方承諾了海量利益輸送。
蔡英文3月31日訪危地馬拉與現任總統賈馬太會面。
台外事部門在28日的最新聲明中表示，將「積極尋求兩位候選人的支持，以維護危地馬拉與台灣之間的傳統友誼」。
內媒指出從綜合國力上來看，危地馬拉或許並不顯眼，但這些中美洲國家對台當局來說卻非常重要。
3月底，蔡英文「過境」竄美，就是打著竄訪危地馬拉和伯利茲的名頭，以此當作擋箭牌。若這些國家早日與中國建交，台當局的「工具箱」也會越來越空。
事實上，雖然中危尚未建交，但受中國市場魅力的感召，危地馬拉還是奔赴而來。2007年，危地馬拉連鎖快餐品牌咔貝樂（Pollo Campero）就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中國分店。
盡管有美國的干涉和台當局的籠絡，但該國近年來還是不斷向中國釋放加強合作的信息。2010年，危地馬拉參加了上海世博會，2019年，危地馬拉參加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今年4月，危地馬拉左翼黨派舉行競選啟動儀式，該國溫納克政治運動成員卡洛斯·巴里恩托斯表示，政府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在限制自己，在限制與世界大國建立關係。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危地馬拉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是不合理的。
在28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大義、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中方相信會有更多國家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作出符合本國和人民根本和長遠利益的正確決斷。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找人代寫回憶錄，成為了一批有閒有錢的內地老年人的新樂趣。
內地《新周刊》報道，十多年前，北京就曾出現過由政府購買服務、社工志願團體為老人撰寫回憶錄的公益項目。後來，由於代寫回憶錄逐漸走向市場化，社交平台上湧現出了以兼職和自由職業者為主的獨立寫手。
2024年，隨著銀髮經濟的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機構跨界涉足這一領域，包括擁有寫手資源的傳媒公司，以及捕捉到落地商機的AI機構。他們開始傳授經驗、銷售課程，將這門曾經的小眾業務，轉變為一門正式的生意。
代寫回憶錄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飛上一個看似暴利的風口。只是相比外界對回憶錄行業的跨界熱情，真正位於中心的業內人卻顯得相對冷靜。
一名回憶錄寫手向《新周刊》吐槽，這幾個月光看到冒出來的同行，客戶卻不多一個。另有寫手透露，盡管後台每天收到上百條客戶諮詢信息，但真正成交的訂單卻寥寥無幾。在短短幾個月內，他已經燒光了投入的數百萬資金。
正如這些人對業績的擔憂，銀髮經濟或許是充滿想像力的藍海，但代寫回憶錄這條賽道仍是一條小溪——價格和內容的標準不清晰、市場沒有那麼普適，同時周期難把控，以至於有從業者直言：「想靠這件事很輕鬆地賺很多錢，似乎不存在一個好的商業邏輯。」
代寫回憶錄，真風口還是假風口？這門生意真的賺錢嗎？在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這個還在襁褓中的行業，已經站滿了人。
從事回憶錄代寫十二年，朱家軒沒有見過行業這般的熱鬧。找兼職的白領、待業在家的圖書編輯、破產的廣告公司老闆，還有AI創業者……幾乎各行各業的人都在摩拳擦掌，隨時撲向這片銀髮藍海。
在社交媒體上，「代寫回憶錄」已與「財富自由」劃上等號——「小縣城幫退休老年人寫了3本回憶錄，收入夠買一輛車」「靠給老人寫自傳賺了18萬，文筆不好也能做」「一年實現10萬副業不是夢」……諸如此類的文案充斥小紅書，甚至有業內人士聲稱，寫回憶錄不需要科班出身，初中畢業也能寫。
種種描述下，這一行儼然成了低門檻生意。「錨定最有消費能力的老人，對文字又沒有敬畏心，覺得寫東西而已，誰都會，這事兒門檻特別低。」談到最近的熱潮，家傳編輯部聯合創始人韓馨兒反而略顯憤憤。
撰寫回憶錄正在成為一門生意。小紅書截圖
有段時間，韓馨兒頻繁接到朋友轉來的一篇講述代寫回憶錄的文章，標題上「初中畢業」「月入過萬」等關鍵詞，讓她感到疑惑：「代寫回憶錄什麼時候成了門檻這麼低的事情？」
這是韓馨兒開始寫回憶錄的第三年。革命歲月的地下黨父母愛情故事、20世紀為逃離封建家庭而遠走南洋的女性、家道中落的財閥少爺故事……韓馨兒走進過幾十個老人的一生。在她看來，回憶錄寫作絕非如大多數人理解般，是為老人撰寫「童話故事」。
「華人口述史之父唐德剛在替胡適之寫口述歷史時曾提到，胡先生的口述只佔全書的50%，另外一半要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回憶錄也一樣，寫作者需要盡可能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佐證，力求真實。」韓馨兒將這個過程形容為「找拼圖」。
從100年前的同學錄上找到家鄉線索，在檔案館中挖掘出祖輩照片，自20個G的黑白影像中拼湊出老人的留洋經歷……韓馨兒記錄下的故事往往跨越半個世紀，常常面向逝者尋求答案。「正如傅斯年所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我們研究一個家傳人物的特性，而不是外界想像的，回憶錄只是一種聽和記的關係。」
韓馨兒在採訪一位傳主。《新周刊》圖片
「以為回憶錄能賺錢就撲上來，肯定會吃虧。真正懂回憶錄的人，都知道這裡面的門道兒有多深。」編導專業出身的朱家軒，自2015年開始為老人代寫回憶錄，卻被當下的人潮洶湧弄得哭笑不得。「大眾對回憶錄存在誤解。這絕對不是暴富的好法子——甚至在現階段都談不上是一門好生意。」
代寫回憶錄的優勢在於高客單價，每本報價通常都在3萬—10萬之間，這也是自媒體上宣稱作者能月入2萬的原因。「但跟風而至的人往往碰著一鼻子灰，因為他們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成本。」朱家軒說。
代寫回憶錄是一個既耗時又費力的過程，尋找客戶、採訪、寫作、排版、成品書籍設計，甚至申請書號，每一環節都需要大量人力和時間的投入。朱家軒向《新周刊》透露，他編寫一本精品回憶錄通常需要六個月到一年時間。為追求真實體感，還得沿著老人前半生的足跡，重訪對方的故鄉、工作單位等地。而當中產生的出差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往往需要寫手與傳主方協調解決。
除此之外，回憶錄還是高度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看似有錢有閒的老人可不好「糊弄」，要求也是千奇百怪，小到模仿金庸風格，大到家族歷史斷層的考究，都需要反覆敲定和修改。時間一長，還會碰到半路走數的情況。「別看一本書大幾萬，很可能均攤下來，部分正職寫手的月入一萬還做不到。」
靈感忽現，停下車就開始動筆寫作。《新周刊》圖片
正因為門檻高、投入產出不成正比，多年來，這個行當並沒有走出切實可行的商業化模式。
2015年，朱家軒在老家山東聊城創立傳家傳記公司，嘗試探索商業模式、標準化寫作，但直到現在，光靠代寫回憶錄仍難以撐起公司的生存。「這行痛點很多。內容、價格標準一直不清晰，也沒有跑出龍頭。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這批寫回憶錄根本談不上生意，就是情懷。」
對於代寫回憶錄的爆火，韓馨兒將由頭指向了AI。過去一年裡，數間AI公司上門找韓馨兒合作，大多聲稱只要一鍵自動化成書。「AI的介入給到業內業外一種錯覺——或許可以用技術手段以打造流水線的方式，降低回憶錄准入門檻和成本。這讓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湧向這個新風口。」
賀章是這批「趕風口」的人之一。3年前，賀章辭去了70萬年薪的國企「鐵飯碗」，在輾轉一間投資公司後，決定下海創業。他將目標錨定在人人可觸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AI賽道。至於這個宏大敘事怎麼和回憶錄扯上關聯，賀章坦言「當時大家急於為大模型找到應用場景，回憶錄是個不錯的落地選擇」。
賀章團隊推出的AI+回憶錄App工具號稱「一鍵生成上萬文字，15天完成200頁書冊」，還能自動寫採訪大綱、在線自動語音採訪，老人只要對著App講述故事錄入即可。據他介紹，項目啟動半年來，已經面向幾千位老人。且相比市面上3萬元的均價，用AI代寫的回憶錄要便宜得多，7999元就能給一位老人出版一本書。
老年回憶錄寫作能否用AI取代。《新周刊》圖片
低價又高效，似乎在AI的加持下，困擾回憶錄從業者的痛點不存在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AI從業者很容易將回憶錄的製作過程想像為『語音轉文字』——讓老人口述，將錄音交給AI大模型進行整理、編譯。」不久前，韓馨兒剛剛受一間AI獨角獸企業邀請，討論用AI工具做輕量回憶錄的可行性，但最終結論是「完全不行，AI目前最多用來做校對」。
「不適用」的爭議集中在採訪環節，「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以前的，AI提供不出一個字的問題」；被動錄入也有問題，這代老人普遍有方言口音，國內最頂尖的科大訊飛都做不到100%準確翻譯；成品寫作上，AI時常出現「低情商」，比如在老人講述溫飽的悲慘童年時，不合時宜插入一段「陽光明媚」的環境描寫。
就連賀章也承認，如果完全交由AI寫作，回憶錄經常處於無法交付的情況。「自動化是個坑，在各個環節，依舊需要寫手線上採訪介入，把控質量。」
說到底，回憶錄本質上還是一門面對面的生意、陪伴性消費。一方面，採訪者要現場揣摩老人的心理和表情，關注那些藏在話語外的情緒。另一方面，老人選擇代寫的初衷，本身也懷了一份希望有人陪他、紓解的心思，這是「代寫」能夠提供的情緒價值。
盡管AI代寫回憶錄技術的成熟度有待商榷，但這並不妨礙入局者借此商機掘金。一位AI從業者早前開放了回憶錄的培訓課程和寫作系統，批量製造小鎮回憶錄寫手，報名費5萬/人。而在短短兩周內，就先後有6人報名，包括前媒體人、大學生、印刷膠水生意人……
「無論你是高中還是大學畢業，按操作流程來，靠著我們自研的AI系統，都能產出80分水平的回憶錄。最快一個月一本書，一年接十單，在小縣城直接就能躺平。」該從業者如此說道。
至於這套系統的原理，以及跟直接使用通用大模型有何區別，對方只是淡淡一笑，「這涉及我們的商業機密」。
對於這批AI闖入者，朱家軒又愛又恨。「不可否認，AI確實降低了一部分寫作門檻。」作為行業發展見證者，朱家軒希望更多人進來，讓小眾的行業被看到。但如今的局面並不如他想像中美好，不斷湧進的人，讓本就狹小的賽道更加擁擠和無序。
過去幾個月，朱家軒被問得最多的是「一萬字作品的收費是多少」「別人收幾千一本，為什麼你能收十幾萬」。朱家軒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解釋。更令他擔憂的是，良莠不齊的市場環境，有可能勸退本就稀缺的客戶資源。
韓馨兒有個老年客戶嘗試用AI寫回憶錄。剛開始老人對「新玩具」很上癮，每天都對著語音機械人憶往昔。但過了一個月再問，對方連忙擺手，甚至對寫回憶錄這件事已經興致全無。
「明明是一個小眾的賽道，為什麼要把它搞死呢？」朱家軒不解。
回憶錄行業正面臨標準混亂的難題，代寫一本回憶錄的價格一路下行，一萬就能寫一本，甚至有小白為了拓客宣稱「免費代寫」。
交稿時間也在縮短，AI技術的應用讓成書時間從三四個月縮短到個幾月。為了節約成本，大多數寫作者將面對面的採訪搬到了線上。
賀章對此卻不以為意，「你始終得相信一句話，性價比」。相比攪渾水的入局者，這批從業者對於把蛋糕做大，顯然更急切。嘗試用AI代寫回憶錄的半年後，一個殘酷的現實正擺在他面前——大多數的中國老人，似乎對回憶錄沒有那麼買賬。
眼下，市場情緒高漲，但「內部靜悄悄」。
賀章的團隊已與深圳幾個大型養老社區合作，覆蓋了約八九萬老年人，但轉換率卻不到萬分之一。這顯然承載不了團隊商業化的目標，「回憶錄任誰都能說出來一塊大蛋糕，但誰又能熬到那個時候呢？」
這艘藍海上的孤舟依舊前途未知——後台每天都有上百條客詢消息，但真正的成交單量只有寥寥數本。賀章投入的幾百萬，短短幾個月就已經燒光。
朱家軒同樣感知到了這一點。「同行多了一倍不止，但客戶依舊沒增加多少。」在他看來，回憶錄長期存在的痛點，是目標群體和受眾過於小眾，而這很大程度源於價格帶問題。
過去，回憶錄的價格動輒數萬甚至十幾萬，高昂的決策成本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韓馨兒曾在採訪一位老人時，遭到對方兒媳的阻攔，上來就喊著「我們要生活口糧，不要精神食糧」。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iPhone時刻』，讓回憶錄能真正意義上轉變為一門藍海生意。」一位回憶錄從業者向《新周刊》說道。
目前，業內中位數價格已經降至約4、5萬元/本，他預計，當這個數字達到1萬時，市場將出現十倍的增長。他用AI寫作收窄成本後，把收費定在1萬多，得到了一個相對喜人的信號：客戶群出現了更多的普通人，包括卡車司機、鄉下農民。
為了進一步打開市場，賀章決定再把門檻往下降，推出了售價999元的回憶錄。砍去不必要的包裝盒、頁數，書皮摸起來粗糙、印刷的圖片模糊，整體更像一本小冊子。但賀章不在意，「走低客單價、大流量的路線」，他的目標很清晰，「把價格打到底，人手一本回憶錄，就像日常購物，形成一種潮流」。
對此，韓馨兒則認為，相比一味打價格戰，關鍵在於讓人看到回憶錄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科普教育的初期，大部分老人面對回憶錄時總有一個疑問：「那不是名人才會寫的東西嗎？」在大眾眼裡，著書立傳的往往是企業家、退休幹部等社會的高精尖人群，普通人總有一種不配得感。
「老人內心普遍是需要被看見的，回憶錄本身是一種精神的治癒和延續。」韓馨兒說，國內的心理醫生有時會建議，患有創傷記憶或抑鬱傾向的老人撰寫或閱讀傳記，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手段，有助於他們理解自己的生命軌跡。
「時代怎麼影響他的，大多數老人一輩子都沒有想清楚。」而透過一本回憶錄，老人更能清晰看懂自己來時的路。
在過去幾年裡，通過代寫回憶錄，韓馨兒見證了不少傳主和家人、時代之間更深的連接：
身處地球兩端的姑媽和侄女，半個多世紀沒見面，因為回憶錄又重新聚到一起。在一起向上海檔案館捐贈了包括家傳、家族在內的史料後，有位長輩趕緊掏出手機加微信，說「不能再走散了」。
兒子記恨了已故父親一輩子，只因父親草草輕生，獨留母子孤苦無依。直到數十年後，看到記載著父親當年經歷的苦難的回憶錄，兒子才真正感受到時代的悲涼和無奈，選擇與父親、與自我和解。
經歷了無數人到暮年的釋懷，韓馨兒看見老年人渴求，以及自己這份工作的價值。「任誰都會老去，讓無數普通人的過去得以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才是一本回憶錄真正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