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對「文字獄」一詞並不陌生。
簡言而之，「文字獄」是中國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政治迫害，統治者通常會故意從文人著作中摘取字句，並加以揣摩，以便羅織成罪。較大規模的文字獄可以牽連千萬人！
文字獄在宋代之前零星可數，而最早的文字獄則發生在春秋時期齊國太史兄弟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結果慘遭權臣崔杼殺害。宋代以後，如進奏院案、烏台詩案等文字獄案例也開始出現在眾人眼前。尤其到了明代，明成祖靖難登位後，文字獄又攀上了一個新的高鋒。雖說明中後期黨爭激烈，為了找出政敵的痛腳，不惜想盡辦法找出敵對大臣文章詩句的可疑之處，以彈劾對方，但明朝的文字大獄仍舊與清王朝有一定差距。
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起兵奪位，終驅逐其姪建文帝篡位稱帝。靖難登基後，大殺忠於建文帝的大臣，又禁止這些大臣的著作流通。因為懼怕群臣百姓疑其得國不正，大肆焚燒被其認為有諷刺之意的書籍、戲曲劇本。另外，明世宗也經常因詩句中有諷刺之意而杖打或囚禁大臣。（網上圖片）
處於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清王朝文字獄迭興，特別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是駭人聽聞。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稍一不慎，禍且不測」，清人龔自珍也說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也就是說清代的知識分子在文字獄的高壓政策下，著作也只為謀食保安寧，不為出人頭地。從士人茍且偷安的態度看，不難想像清代「文字獄」殺戮之多，其慘況在中華五千年歷史洪流中也屬實罕見。到底是什麼造成了清代文字獄之慘？不妨細閱下文⋯⋯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光是諸史籍記載的就不下七十余起。儘管清朝進入了「康乾盛世」，政權穩固、邊境安寧，文字獄仍一興再興。清朝大興文字獄並不具有偶然性，而是有著極其覆雜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的。
首先，作為封建社會末期，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在清朝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和完備了。清朝不但將一整套專制主義全盤繼承下來，還在其基礎上加以完善，最終建立了高度思想箝制君權統治。加上，清朝這麼一個外族政權，在康熙帝經歷了吳三桂等人先降後叛的鬥爭後，對漢人的成見日益加深。因此，滿清王朝要維護其政權，那就必須從加強漢人思想控制下手。哪怕要采取殘酷的殺戮政策，也不允許治下之民有一句的不滿。
1644年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被封為「平西王」，但在1673年叛清，並發動了「三藩之亂」。吳三桂同時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主角之一。（網上圖片）
其實滿族對漢族的戒心是有跡可尋的，就算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標榜「滿漢一體」，但民族偏見依然紮根在人民思想中。滿族入主中原段，全國各地都爆發了抗清鬥爭。在清朝統治者驚魂稍定後，馬上就以血腥屠城及厲行薙髮兩項措施打撃南方百姓的抵抗意志。
康熙帝登位時，距明朝滅亡時日也不遠，所以他對明朝遺民依附明朝皇室後裔的現象特別不能容忍。一聽到明崇禎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朱三太子藏匿民間，明朝的舊臣故吏又多所歸附，老百姓也紛紛相告「明主尚在」，氣得欲除之而後快，立馬下令察訪緝拿。康熙帝多次尋查無果後，只好引虎出。先是乘南巡之機，晉謁明太祖陵墓，又故意做出寬容大度的姿態，傳旨尋訪朱三太子出山為臣，並決不加害。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康熙帝如此戒備漢人，又怎會真心授予朱三太子一官半職？這事到後來自然沒結果，不過康熙帝也沒就此罷休。在密查下，終於把朱三太子拿獲，最後「盡殺其子孫」。
正因康熙誅殺明太子這件事，下層人民群眾、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中充斥著強烈的反滿情緒。彼時，文人學者通過著書立說、作文寫詩或者書信往來等方式表達自己對清朝統治的不滿。詩人沈德潛就在其作品《吟黑牡丹詩》中憤然寫道：「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明指牡丹，暗喻清朝為異種。當時，還有另一位徐姓詩人也寫下了「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的詩句。詩句中的「壺兒」實際上就是「胡兒」的諧音，所以被擱在一旁的自然就是滿族予。發發牢騷固然好，但這些作者在被發現後，無一不獲殺身之罪。
在順治初年，滿清佔據黃河流域並南下發動軍事行動。為了壓制南方百姓的抵抗意志，發生了揚州十日事件以及嘉定三屠事件，這些事件導致大量百姓不幸喪生，削弱了漢族人民的反抗能力。此外，在順治初年，滿清政權以剪髮為歸順的象徵，流傳著「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號，這對漢族人民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觀念造成了重大衝擊，幾乎所有人剃去頭髮，僅保留小辮，這樣的措施進一步削弱了漢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抵抗精神。（網上圖片）
加強思想統治，無非是仿效歷代統治者的慣用的武器——提倡尊孔讀經，跟漢武帝獨尊儒術、明太祖尊孔崇儒是一個道理。在清朝，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而康熙帝禦筆親書的「萬世師表」匾額亦懸掛在孔府大成殿正中；雍正時曾下令避孔丘之諱，改丘為邱；乾隆帝也曾多次舉行祭孔活動。此外，清朝統治者還把宋代程朱理學擡到與孔學同樣高的地位，兩學皆被尊為「正統」。
既然是正統，不符合孔學和程朱理學標準的學術活動那一定是「犯禁」。要是參與了這種違法活動，想必難逃文字獄之羅網。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發生在雍正朝的「謝濟世案」，學者謝濟世注《大學》時，因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也不用程子所補的《格致傳》，被承郡王參奏為「毀謗程朱理學」。雍正帝的禦批更是見縫穿針，措謝濟世借用「見賢而不能舉」之語來暗諷皇帝不會用人。可想言之，謝濟世免不了一死，而這也是清代統治者在學術領域里實行專制統治的典型事例。
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曾化名蔣山傭。學者尊他為亭林先生，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明末三大儒」、「明末三先生」或「明末三大思想家」。他特別注重廉恥，認為「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而他的言行在知識分子中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網上圖片）
不過清代統治者有這樣的態度也是情無可原的，畢竟漢族士大夫對清王室也是極其不合作。朝廷曾為了籠絡知識分子，而開「博學鴻儒科」，希望通過科舉取士搜羅可用之才，只是一些漢族知識分子為了堅持民族氣節拒絕參與。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不僅參與過抗清鬥爭，還在拒絕參加博學鴻儒科的考試的情況下，多次拜謁明陵。康熙時期，有一山西文人不願應試，甚至被皇上下令用轎子抬到北京去考試。被抬去考試，心自有不忿，所以這個文人答卷時故意不答完卷。面對這樣油鹽不進的老頑固，清政府只能裝出溫文爾雅之態，授職放歸，但失去耐心後，幹脆對於不合作犯舉起了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