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叫囂聯署制裁內地、香港官員 發起機構「IPAC」資金來自「第二中情局」

黎智英案開審前後，美西方政客高度政治化，要求未審先放人。

其中「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在案件開審後更發起聯署，要求制裁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擺明干預香港司法制度。 

IPAC在官網發出聲明，要求國際社會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其中包括香港特首李家超。IPAC又要求歐盟國家公開譴責香港國安法，並呼籲暫停所有和中國內地和香港簽訂的引渡協議及司法互助協定、更新針對香港的營商風險指引，並在即將舉行的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對中國的情況表達關注。

外交部駐港公署1月3日發表聲明，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所謂「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個別英國反華政客、歐洲議會議員妄議香港特區法院依法審理黎智英案，極力詆毀中央對港政策和香港國安法，大肆叫囂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官員進行制裁等。 

發言人指出，黎智英是反中亂港事件主要策劃者、參與者和幕後推手，作為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和馬前卒，明目張膽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心甘情願充當外國勢力「以港遏華」政治工具。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香港司法部門公正審案，依法辦案，合理合法，得到社會民眾廣泛支持與讚賞。一些反華政客和機構罔顧事實，顛倒黑白，頻頻借有關案件說事，攻擊抹黑香港人權法治，妄圖煽動對華遏壓，其政治用心昭然若揭，虛偽面目世所共睹。 

發言人重申，西方一些政客「逢中必反」、「逢港必鬧」，一邊喊著尊重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一邊做著幹預香港司法公正的卑劣勾當。我們敦促這些反華政客認清現實、擺正位置，立即停止包庇美化反中亂港分子的不端行徑，立即打消幹預中國內部事務的不良企圖，否則必將自毀形象、自取其辱。 

高人話，正如外交公署所講，IPAC一邊高叫尊重法治，自己就公然干預香港司法，威脅制裁官員，典型的雙重標準。

IPAC在2020 年 6 月 2 日成立。

翻查資料， IPAC成立於2020 年 6 月 2 日，聲稱是一個由來自27 個國家及歐洲議會不同政黨議員組成的聯盟，值得注意的是她成立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夕，什麼力量支持她成立的呢？根據IPAC自身介紹，其成立目的是為「加深各國議員合作，監察中國相關事態發展、協助議員採取合適和協調回應，以應對中國挑戰」。高人說，這個組織甚至就是以反華的目的而存在。

IPAC資金來源也是很有背景，根據她自己所講主要是開放社會基金會 (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台灣民主基金會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IPAC不時舉辦活動，議題涉及反華。

中國外交部去年年中發布過專門報告，詳細講述《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報告指出NED名義上是「對別國民主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組織」，實則依賴白宮和美國國會的持續資金支援，遵照美國政府命令，採用資金資助形式操縱、指揮全球多家非政府組織向目標國家和地區輸出美國價值觀、實施顛覆滲透破壞、煽動所謂「民主運動」等，本質上是美國政府的「白手套」，服務美國戰略利益。

報告引述NED創始人艾倫·溫斯坦早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就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現在做的許多事情就是25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做的事情。」NED因此在國際上被稱為「第二中情局」。 

高人說，「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接受NED支助，其成立背景和目的都很清楚了。 

去年2月17日落台的英國前首相卓慧思和前澳洲總理莫里森到東京出席IPAC的研究會，兩人在位時推動反華政策。

IPAC董事包括Luke De Pulford、Akira Igata、Mareike Svea Ohlberg、潘嘉偉。顧問共13 人，包括「香港監察」創辦人Benedict Rogers。

IPAC多次發起制裁中國中央和香港特區官員的計劃：

2022 年9 月15 日，IPAC發表聲明表示參與會議的國會議員已聯署落實對抗中央的計劃，包括呼籲各國政府制裁內地和香港官員；

2023 年10 月9 日，15 個IPAC 成員國向各自國家的外交部發公開信，批評中國「打壓」人權，呼籲各國於即將舉行的成員國選舉中反對中國連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的席位； 

2022 年3 月1 日，35 名來自12 個國家及歐盟IPAC 成員就47名香港民主派被國安處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及還押一週年發表聯署聲明，呼籲所屬政府要求特區政府釋放被捕人士及制裁違反相關中央及特區官員；

2022 年5 月9 日，IPAC發聲明指香港新任行政長官將由北京控制，並呼籲國際社會制裁李家超；

2022 年12 月30 日，IPAC發表聲明促請海外非常任法官應辭去終審法院職務、制裁相關人員及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每逢有國際會議或中國有國際活動時，IPAC就有動作。 

例如，2021 年10 月29 日，IPAC於義大利羅馬舉行首屆「IPAC 2021」會議，在G20 峰會前召開對應會議商討更強硬的對華策略，會見4 名反華領袖，包括台灣外事部門主管吳釗燮、西藏流亡政府司政Penpa Tsering，流亡港人羅冠聰、疆獨分子Rahima Mahmut、流亡港人劉祖廸、鄺頌晴及Benedict Rogers。

2021 年6 月30 日，發起「Campaign: Hong Kong」，提供「救生艇計劃」及爭取國際派遣聯合國特別專團報告香港情況。

2021 年7 月5 日，發起「Campaign: No extradition to Hong Kong」，會員遊說自己國家終止與香港的引渡規定。

2021 年12 月8 日，IPAC 58 名議員向歐盟、德國、法國等11 國政府領導拒絕出席2022 年「北京冬季奧運會」。

2023 年7 月3 日，就香港警方公佈通緝海外逃犯發聲明，呼籲各國政府中止與內地和香港的引渡條款，並促請各國協調保護海外香港反對人士。 

這個機構的資金來自「第二中情局」，他搞事的動機就不言而喻了。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35+顛覆案」45名被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將於11月19日判刑。「大旗手」戴耀廷最終會否被重判，透過庭上披露案情和法官裁決理據，可見端倪。

高人話，所謂「35+初選」實質就是一個顛覆陰謀，法庭頒下裁決理由就指出，戴耀廷構想的「35+計劃」終極目的和用意非常清晰，就是要利用該圖謀破壞、摧毀或推翻現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

這個圖謀用戴耀廷自己的話來說就係「大殺傷力憲制武器」，法庭認為，戴耀廷推想的「攬炒十步」，直至行政長官下台的一步，並非如辯方所説是空想，如整個顛覆圖謀得以落實，將嚴重癱瘓政府運作，並無可避免地造成香港政治局勢不穩，導致香港特區出現憲制危機。

「35+顛覆案」將於11月19日判刑。

案中從犯證人區諾軒供稱，戴耀廷先於2019年底在《蘋果日報》撰文，提出只要反對派能奪取立法會過半議席，就能阻撓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然後逼使政府解散立法會，癱瘓政府，逼特首落台。當時反對派內亦開始蘊釀相關討論。

2020年初的一場飯局之後，相關圖謀開始具體落實。

戴耀廷、區諾軒、李卓人、李永達等人參與了這場飯局，他們商討謀劃一個機制，操盤黃營內不同黨派合謀定出所謂初選機制，篩選參選人出選立法會，讓同意攬炒十步曲的候選人，奪取最多議席，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戴耀廷在飯局上揚言，若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將會是「大殺傷力憲制武器」，屆時在立法會可行使否決權反對政府議案及財政預算案，大大增大反對派的政治議價能力。

其後，戴更分別在《蘋果日報》為主的報章撰文及與其核心組織成員進行的首個記者會上，進一步公開闡述「大殺傷力憲制武器」的概念及作用，包括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政府向立會提出的一切撥款申請、癱瘓政府運作、最終逼使特首下台。

初次飯局後，戴耀廷及區諾軒等主要組織者，自2020年2月起，分別接觸「黃營」不同黨派人士，推廣以合謀操盤出選奪取立會主導權的目的及計劃，並拉攏他們參與。

2020年3月起，戴耀廷及區諾軒等與各地方選區和「超級區議會」有意參與合謀操盤出選的人士，舉行所謂「協調會議」，商討計劃的形式機制、議席目標、替補機制(Plan B)及「共同綱領」等，「共同綱領」的內容更包括參選人承諾當選立會後，要利用權力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從而觸發特首下台。

戴耀廷出席各選區「協調會議」時，均再三推銷要透過奪取立會過半議席，並「積極運用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想法，進而逼迫政府。即使在部份「協調會議」上，有個別與會者曾對戴的倡議提出疑問，惟於會後向與會者傳閱的會議總結文件中，亦包括「參選人認同會積極運用立法會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等重點，而各區參與者均未有對相關內容提出反對。

戴耀廷亦曾公開指整個合謀操盤出選計劃，是「符合這階段抗爭的大策略，就是令現有制度出現極度不穩」，配合國際社會向中國施壓，逼使中央就涉港議題就範。

庭上證人供詞顯示，隨著合謀操盤出選籌劃的推展，戴耀廷顛覆政權的意圖越趨明顯。戴曾在個人社交媒體及報章刊登文章，宣揚其「攬炒」概念，最觸目的是於2020年4月，提出「攬炒十步曲」的時間路線圖，進一步說明「大殺傷力憲制武器」的應用，倡議反對派奪取立會過半議席後，「無差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逼使特首解散立法會並引致特首下台，令政府停擺。最終目的，是要令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觸發街頭抗爭加劇、造成血腥場面，從而促使西方國家對內地及香港特區實施政治及經濟制裁，不計後果，甚至不惜令市民蒙受重大犧牲的「攬炒」。

此外，戴亦先後在《蘋果日報》刊登兩篇名為「攬炒的定義和時間」和「攬炒的時代意義」的文章，闡述如何「攬炒」、 「攬炒」的關鍵時機及「攬炒」成為實踐顛覆的策略，鼓吹市民必須要「準備來一次真正的攬炒，決心要死而後生」。

及至2020年6月初，戴耀廷等核心組織者，再次召開記者 會公布計劃詳情，並表示各區經過多次「協調會議」後，參選人已達成「共識」。戴表示不需要參選人簽任何共識文件，以免為當局提供DQ候選人的理據。

根據戴耀廷於6月記者會舉行前夕，在組織者通訊群組內發出有關各區「協調會議」達成共識的文件，內容均顯示共識包括「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即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戴耀廷仍然多次以法律學者身份向公眾宣稱，合謀操盤出選並不違法，企圖安撫市民繼續支持計劃。

不過，同年7月14日，戴耀廷向各參選人發佈訊息，提醒他們不要再公開提及「否決每一個議案」及「癱瘓政府」等字眼，明顯「心中有鬼」，意圖規避法律風險。

由此可見，成個圖謀係戴耀廷提出，他的角色亦貫穿始終，正如法官當庭反問，如果戴耀廷都不屬本案「首要分子」，那誰才是？

高人話，戴耀廷明知證據確鑿選擇及早認罪，但為求減輕判刑，竟不敢認頭，從「大旗手」搖身一變，試圖推卸責任，狡辯聲稱自己只是「程度較低的參與者」，食相難看。

預料顛覆圖謀的大佬，最後難逃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