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開年不久，內地和香港股市迭創新低。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股市不振，多多少少都反映投資者對經濟未來信心不足。在此時候，阿爺馬上出招，而且出招的力度比預期大，顯示不是只是口講，還有實質措施，力撐經濟。
人民銀行在周三宣布，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以及定向降息，降低支持農村和小企的再貸款、再貼現率0.25個百分點，從2%下調到1.75%。單是降準已釋放1萬億元人民幣流動資金。
阿爺下大決心推動經濟，可以從幾方面看得出來。
第一，高調宣布。過去降準降息都只會在人民銀行網站，以一紙通告發布消息，今次由央行行長潘功勝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實屬首次，表明阿爺是想向市場傳遞一個非常重視寬鬆貨幣的信號，提振市場信心。
第二，實際力道大。今次降準降息同時宣布，雙管齊下，特別是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一次降0.5個百分點，相較2022年以來每次降0.25個百分點的下降幅度，超出預期。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收到存款後要保留不能外借的比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越高，意味著能借出市場的貸款越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意味著銀行有更多資金可以放出街。由於減息會令息差收窄，銀行收益會減少，對銀行經營有壓力。但降準則為銀行減壓，今次一下子降準0.5個百分點，等於降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150億，
第三，提早執行。今次降準從公布到正式實施比過去提前了12天，顯示中央是想快速扶持市場，能早一天就是一天。其實去年中國GDP增長有5.2%，雖然不算差，但是連續三個月出現通縮的狀況，12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降0.3%，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降2.7%，令人感覺到消費和投資信心疲弱，就直接打開了降準和減息的窗口。
經濟信心不足有幾個原因，第一，美國暴力加息5厘，令環球資金緊張，整體壓力甚大。第二，疫情打擊令人記憶猶新，影響消費信心。第三，3年多前內地開始為樓巿股市減壓，劃出「3條紅線」控制內房商借貸，刺破樓巿泡沫；亦叫停了螞蟻金服上市，刺破了科技股泡沫。這些擠出泡沫的措施，在當時絕對有需要，但是就形成市場的信心不足，怕中央仍是想控制樓巿股市。
但投資市場不振，倒過頭來影響了消費的信心。如今中央雙管齊下，大力出招，就是想逆轉市場的預期，傳達了清楚的信息，中央是要提振經濟，支撐股巿。
這些猛招初步見到成效，在央行宣布降准及局部降息，中國資產直線拉升內地和香港股市應聲向上，人民幣匯率也直線拉升。
按過去的經驗，不要和阿爺對賭，他造好你不要走去唱淡。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