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依據特區有關法律拒絕了一名彭博社記者的工作簽證申請。這一平常事卻被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和國際記者聯盟（IFJ）視為「非常事」，他們發表所謂聲明，對此說三道四，並攻擊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稍稍看看這些聲明，就不難發現其邏輯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其言論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根據「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申請作出決定，不能因申請者的職業身份不同就要求有特殊待遇。香港《入境條例》明確規定了入境處有權拒絕他人入境香港的申請。同時，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在拒絕簽證申請時都不會作出詳細的解釋。何況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記者聯盟自己也承認，該名彭博社記者於2020年12月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拘留，2021年7月被逮捕，2022年被保釋。保釋意味著案件程序尚未結束，說明該記者仍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於這樣的一名申請者，入境處在處理時依法作出決定，拒絕批出工作簽證不是合情合理嗎？難道因為其表面身份是記者就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必須享受特殊待遇而無條件讓其入境香港工作？這種要求對其給予特殊待遇、高人一等的做法，顯然是違背法治精神的。
其次，國際記者聯盟的聲明明顯有著雙重標準。打開國際記者聯盟網站查看其發表的聲明或新聞稿可以發現，其中多涉及亞洲、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卻鮮有涉及美國和英國。是他們的新聞自由完美無瑕嗎？當然不是。美國新聞自由記錄網站數據顯示，2024年尚未過半，美國被捕或拘留的記者人數就已經超過了過去兩年的總和。最近，兩名英國攝影記者在報道一場生態抗議和一場親巴勒斯坦示威時被捕，後者的被捕甚至發生在抗議活動開始之前。對此，國際記者聯盟選擇了沉默。而此前，美國和英國等百般刁難中國媒體派駐當地的機構，或出台歧視性措施，或吊銷廣播許可，或進行突擊搜查，粗暴侵犯媒體和記者的合法權益，卻未見國際記者聯盟「仗義執言」。這種明顯的政治傾向性不得不讓人對其聲明存疑。
再次，新聞自由應在法治框架內正確行使。新聞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但逾越法律邊界或不當行使只會帶來嚴重後果。港版「顏色革命」期間，「記協」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包庇暴徒攻擊警方，勾結亂港政客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還以所謂「人人都是記者」為藉口濫發記者證，變相鼓動青少年到暴亂現場，直接導致不少對傳媒工作還不瞭解的年輕人身陷險境，助推了社會動蕩。今年3月，彭博社行使其「新聞自由」權利，刊發所謂「香港 23條立法建議倡禁Telegram、Signal」「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公眾咨詢列出 Facebook、YouTube 禁令」的虛假報道，引發了公眾的誤解和恐慌。雖然彭博社撤回原報道並道歉，但其造成的惡劣影響卻難以消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當有涉及記者的執法行動，他們都會借此拋出香港新聞自由受損的議題，但事實卻是，香港的新聞機構運作良好，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更多境外新聞媒體從業者進入香港。僅2021年4月，駐港外媒就有628名持工作簽證外籍員工，相較2020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為18.5%，其中《經濟學人》在港外籍員工人數就增加了22%。可見，只要是真的遵守香港法律，真正從事新聞報道，境外記者在香港工作根本不會受到任何限制，香港依然是國際媒體的重要基地。
所謂的聲明再次讓世人看到某些外部勢力為了唱衰、抹黑香港，真是黔驢技窮、煞費苦心，所謂拒絕記者工作簽注申請表明香港新聞自由受損只是他們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的又一次拙劣表演罷了。讓那些借記者之名行搞亂香港之實的人自由出入香港，絕非新聞自由之福、香港之福。特區政府依法行使權力無可厚非，外部勢力的這些聒噪可以休矣！
青平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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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特區區域法院就《立場新聞》一案作出裁決，依法裁定《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鐘沛權、時任署理總編輯林紹桐3被告「串謀發佈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罪成。判決結果一出，引發各界關注，社會主流意見支持判決，認為裁決合理公正，但也有零星聲音借此攻擊抹黑香港新聞自由。筆者認為，法院判決明確回應控辯雙方各項爭議，釐清了何謂煽動及煽動意圖等問題，並清晰界定新聞自由與煽動行為間的界限，不存在定罪紅線模糊、法例收緊或損及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情況。法官在判詞中主要就三方面的憲法及法律議題作出裁決，最終裁定被控17篇文章中有11篇具煽動意圖，各被告作為發佈者具有蓄意或罔顧後果的犯罪意圖且存在串謀煽動的協議。真理越辯越明，讓我們回到案件判決，循著法官在判案書中關注的三大議題及其進行的嚴密論證，看看此案是如何環環相扣得出罪成結論的。
第一，《立場新聞》被控文章具有煽動意圖，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的潛在風險。
根據香港特區《刑事罪行條例》等相關法律，在認定被控文章是否具煽動意圖時，鬚根據實際情況綜合判斷，包括控罪發生的時代背景。「修例風波」期間，香港社會政治氣氛極為熾熱、社會出現撕裂，激烈的遊行示威和暴力事件屢見不鮮，各種不穩定因素大量存在，社會大眾更易受到有關言論的煽動。當時，《立場新聞》作為大多數年青人都使用的網上新聞媒體，傳播的訊息影響力大，特別是一些極端性的言論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法院在審判時充分考慮了這些情況，因此裁定11篇文章具有煽動意圖。如《立場新聞》刊發的何桂藍專訪文章，提出「破局」策略，要「令中央政府的劇本無法進行」。其言論鼓吹和煽惑群眾與中央政府處於對抗性的位置，顯示其極度仇恨、厭惡及藐視中央和特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又比如刊發的專訪文章《中大衝突兩年 ：畢業生憶徒步前行護校 哀山城人文精神消逝》提供錯誤事實，攻擊警方執法，美化暴動者的行為，藉嵌入錄像片段重新展示抗爭口號標語，意圖引起公眾對特區政府及警方的憎恨，具有煽動意圖。
第二，3被告至少具有罔顧煽動後果程度的犯罪意圖，滿足發佈煽動刊物罪所需犯意。
根據刑事法的一般法律原則，發佈煽動刊物罪的犯罪意圖在程度上有三種可能性：最高要求為發佈者蓄意煽動；其次是發佈者須對文章可以觸發的自然煽動後果有所預計，但罔顧煽動後果；最低要求為對文章內容具煽動意圖知情。法官綜合本案控辯雙方的陳詞和所有新增案例進行裁決，指出煽動罪是特定意圖的罪行，發佈者在發佈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果而明知犯險，即屬具有符合煽動罪的特定意圖，需要承擔罪責。這也是法官反復斟酌後，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等基本權利之間作出的適當平衡。
根據《立場新聞》母公司公司架構文件、資金記錄等證據可知，《立場新聞》母公司股東 (包括鐘沛權及董事蔡東豪) 在信託安排下替不願意披露身份的金主營運《立場新聞》，該刊的政治理念是本土主義，其媒體路線為支持及促進香港本土自主，在「修例風波」期間更成為抺黑和中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工具。鐘沛權作為《立場新聞》總編輯，製作及發佈被裁定具煽動意圖的文章，表明其知悉並認同文章的煽動意圖，並與蔡東豪代表的《立場新聞》母公司間就發佈文章存在串謀協議。後林紹桐作為署理總編輯接手《立場新聞》，繼續發佈煽動文章，表明其加入前述串謀協議。同時，根據香港《本地報刊條例》,《立場新聞》母公司作為《立場新聞》的所有者，被推定為發佈有關文章。綜上可得，3被告以《立場新聞》作發佈平台，發佈相關文章煽動憎恨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及憎恨司法，至少具有罔顧煽動後果的犯罪意圖，且存在發佈煽動刊物的串謀協議。
第三，裁決充分考慮了新聞自由，清晰合理划定煽動行為與新聞自由間的界限。
香港基本法第27條、《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保障言論自由不受限制 (包括新聞及出版自由)，除非有關限制由法律規定且與限制目的相稱，即符合相稱性原則。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16條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傳媒及其工作人員在發佈言論、信息和文章時, 其限制就是須遵守及執行「特別責任和義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衛生或風化」。即，當言論在相關背景下被評定為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破壞，及意圖嚴重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權威時，需要予以制止，這是符合相稱性原則的，並沒有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需要基於事實、保證公正，為大眾提供準確可靠的信息，若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言論或刊物就會受到限制。《立場新聞》正是由於其11篇具有煽動意圖文章毫無客觀事實基礎、意圖嚴重破壞中央或特區政府權威等，因此落入法網。法院亦裁定控方指控的17篇文章中有6篇或屬新聞報道，或僅涉及表達政治觀點等，不足以證明具煽動意圖，這恰恰表明法院站在客觀中立的視角審視全部被控文章，絕非如攻擊者所指的「因履行記者行為進行新聞報道而獲罪」雲雲。藉此，判決也澄清了合法和非法言論之間的區別，對煽動行為與新聞自由之間划定了清晰的界限。
網絡絕非法外之地，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亦有其底線和邊界，傳媒機構及從業者應以事實為依歸作客觀公正的報道，不得闖底線、碰紅線。香港基本法及人權法案等依法保障新聞及出版自由，無論是香港國安法還是香港國安條例的頒布，都絲毫沒有對其造成限縮或抑制，而恰恰是築牢法治這一最後屏障為新聞自由等各種自由保駕護航。一些勢力和個人肆意掀起司法場域輿論，唱衰香港，挑動仇恨與對立，這恰恰是對香港司法獨立最大的干預。奉勸肆意攻擊抹黑判決的勢力及個人擦亮眼睛看看判決書，從香港的法治實踐和社會發展中去學習什麼是經得起考驗的司法判決，什麼是法治秩序下的自由和人權。
時事評論員 青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