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拒絕工作簽證申請與新聞自由何幹?

前些日子，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依據特區有關法律拒絕了一名彭博社記者的工作簽證申請。這一平常事卻被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和國際記者聯盟（IFJ）視為「非常事」，他們發表所謂聲明，對此說三道四，並攻擊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稍稍看看這些聲明，就不難發現其邏輯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其言論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根據「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申請作出決定，不能因申請者的職業身份不同就要求有特殊待遇。香港《入境條例》明確規定了入境處有權拒絕他人入境香港的申請。同時，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在拒絕簽證申請時都不會作出詳細的解釋。何況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記者聯盟自己也承認，該名彭博社記者於2020年12月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拘留，2021年7月被逮捕，2022年被保釋。保釋意味著案件程序尚未結束，說明該記者仍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於這樣的一名申請者，入境處在處理時依法作出決定，拒絕批出工作簽證不是合情合理嗎？難道因為其表面身份是記者就可以無視法律的規定，必須享受特殊待遇而無條件讓其入境香港工作？這種要求對其給予特殊待遇、高人一等的做法，顯然是違背法治精神的。

其次，國際記者聯盟的聲明明顯有著雙重標準。打開國際記者聯盟網站查看其發表的聲明或新聞稿可以發現，其中多涉及亞洲、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卻鮮有涉及美國和英國。是他們的新聞自由完美無瑕嗎？當然不是。美國新聞自由記錄網站數據顯示，2024年尚未過半，美國被捕或拘留的記者人數就已經超過了過去兩年的總和。最近，兩名英國攝影記者在報道一場生態抗議和一場親巴勒斯坦示威時被捕，後者的被捕甚至發生在抗議活動開始之前。對此，國際記者聯盟選擇了沉默。而此前，美國和英國等百般刁難中國媒體派駐當地的機構，或出台歧視性措施，或吊銷廣播許可，或進行突擊搜查，粗暴侵犯媒體和記者的合法權益，卻未見國際記者聯盟「仗義執言」。這種明顯的政治傾向性不得不讓人對其聲明存疑。

再次，新聞自由應在法治框架內正確行使。新聞自由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但逾越法律邊界或不當行使只會帶來嚴重後果。港版「顏色革命」期間，「記協」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包庇暴徒攻擊警方，勾結亂港政客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還以所謂「人人都是記者」為藉口濫發記者證，變相鼓動青少年到暴亂現場，直接導致不少對傳媒工作還不瞭解的年輕人身陷險境，助推了社會動蕩。今年3月，彭博社行使其「新聞自由」權利，刊發所謂「香港 23條立法建議倡禁Telegram、Signal」「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公眾咨詢列出 Facebook、YouTube 禁令」的虛假報道，引發了公眾的誤解和恐慌。雖然彭博社撤回原報道並道歉，但其造成的惡劣影響卻難以消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當有涉及記者的執法行動，他們都會借此拋出香港新聞自由受損的議題，但事實卻是，香港的新聞機構運作良好，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更多境外新聞媒體從業者進入香港。僅2021年4月，駐港外媒就有628名持工作簽證外籍員工，相較2020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為18.5%，其中《經濟學人》在港外籍員工人數就增加了22%。可見，只要是真的遵守香港法律，真正從事新聞報道，境外記者在香港工作根本不會受到任何限制，香港依然是國際媒體的重要基地。

所謂的聲明再次讓世人看到某些外部勢力為了唱衰、抹黑香港，真是黔驢技窮、煞費苦心，所謂拒絕記者工作簽注申請表明香港新聞自由受損只是他們捕風捉影、顛倒黑白的又一次拙劣表演罷了。讓那些借記者之名行搞亂香港之實的人自由出入香港，絕非新聞自由之福、香港之福。特區政府依法行使權力無可厚非，外部勢力的這些聒噪可以休矣！

 青平

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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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曉晨

 繼4月3日以視像致辭方式向新加坡捐贈兩台治癌儀器後，李嘉誠4月29日又現身香港養和醫院，向該院也捐贈有關治癌儀器。雖有聲音稱讚其乃「慈善家」「大善人」，「為患者帶來福音」，但更多聲音質疑其露面別有玄機和用心，所謂慈善不過是長和執意推進向美資出售港口交易的頑劣公關術的又一招而已。

眾所周知，對於長和港口交易，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外交部已數度發聲，表明國家對事關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有關交易的嚴重關切。然而，李嘉誠家族和長和集團迄今未有正面回應，對傳媒查詢也是「已讀不回」。同時還不斷通過「知情人士」「消息人士」放風等方式，拋出煙霧彈，試圖淡化有關交易給國家帶來的危害。

近兩個月來，長和頑固推進有關交易，並為謀求蒙混過關而使出種種頑劣公關術：一是反復宣稱交易「純商業性質」，試圖掩蓋背後的政治玄機。二是刻意回避、弱化巴拿馬港口戰略資產敏感性，輕描淡寫，將其掩蓋在「全球港口組合的一部分」。三是不實突出意大利家族在港口交易中的角色，甚至製造「更換買家」假像，以圖沖淡交易的美資主導色彩。四是試圖進行「分拆交易」來規避審查，以此試探國家底線。五是「請槍」編造事實，誤導公眾認知。例如早前稱「中央表示不干涉企業商業行為，顯示大國智慧及風度」「特區政府亦表示從無干預香港公司的商業營運」。在拋出「分拆交易」後，又稱國家對巴拿馬港口以外的41個港口交易「沒有什麼意見」，云云。六是打造人設，博取同情，以爭取支持。比如營造其所謂「弱小」「無奈」角色，又通過打慈善牌來沖抵公眾對其的質疑和失望。

這些花招看似高明，其實都很拙劣。最近兩次捐贈治癌儀器的操作亦是如此。人們都能看到，兩次捐贈的時機巧合得令人震驚。向新加坡捐贈有關儀器時，恰是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第一次發聲後，意圖告訴世人長和問題不大，挽救不斷下跌的長和股價。4月29日的捐贈則出現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第二次發聲警告後，試圖穩定長和軍心和市場預期。這種「慈善緊隨爭議」的節奏、「慈善贖罪券」的把戲，實乃危機公關的「標準範本」，一戳即破。當公眾發現善舉背後盡是算計，長和的信任赤字便成深淵，再難翻身。

公眾對長和港口交易性質已有定論，是罔顧國家利益而向霸權遞上「投名狀」，表面「賣港口」實乃「賣國」「賣港」。再多的慈善、再多的捐贈也洗不白「遞刀者」的汙名。在關鍵時刻出賣國家利益、替敵人搖旗呐喊的，香港同胞不答應，全國人民也不答應，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必將背負歷史的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