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天提到激進大學生講到最好「搞死香港，搞衰中國，逼解放軍出手，證明一國兩制失敗」，這不是一種隨意言論，這代表了「焦土派」的思想。
香港這個自由開放之地，我都信有外國、外地勢力插手本地政治，搞亂香港，作為她們和阿爺玩嘢/講數的籌碼。但有外力，也有內因，要觀察本地激進勢力的根源，不能不了解「焦土派」。
在2014年佔中之後，明獨暗獨的本土派勢力大漲，在2016年9月大舉進佔立法會，反對派分裂成兩大陣營，形成一個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鼎足而三之局。不過隨著政府DQ議員出局和梁天琦入獄，本土派如一現之曇花，轉眼風流雲散。本土派不能在議會佔一席位，慢慢碎片化變成焦土派。
先講「焦土」這個名字。名字的根源本來是「焦泛民之土」，當年激進派覺得泛民霸著茅坑不拉，佔了立法會議席，但沒有為他們爭取權益，所以專門倒泛民之台。近至2018年兩次立法會補選，泛民兩次都輸掉議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焦土派」宣傳「寧要射票落海，不要投俾泛民」。泛民在補選的失敗，令人開始注意「焦土派」的存在。當然到了今天，焦土派也不單是焦泛民之土了。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衝突升級後和泛民保持對話，甚至想做他們建議的事去降溫。但政府最想停止的是暴力的示威，但這些暴力焦土派根本和泛民勢不兩立，泛民又怎可以代表他們呢？
「焦土派」的產生背景。大人很難明白焦土派那種「搞死香港，搞衰中國」的攬炒概念，有「唔知佢地為乜」的感覺。焦土的思想源於激進泛民，但亦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有關。2011年爆發「阿拉伯之春」，當時多個中東國家相繼因街頭示威運動爆發革命，觸發美國的激進青年認為，99%的人無法再容忍1%的人貪婪與腐敗，搞佔領華爾街運動。這是一種革命思維，想透過街頭運動，推翻現有制度，建立新制度。
香港的焦土派青年會覺得自己nothing to lose (沒有什麼可以損失)。一個焦土派年青人話： 「打份工幾年，得萬零銀，想結婚，住係邊？買樓買唔起，公屋住唔到，做嘢無前途，有乜嘢唔做得？」(當然文字經過淨化，刪去很多粗口)。
焦土派寄望於危險的「支爆」觀念。當大人不知焦土派激進的示威行動為何會成功時，其實他們寄情於「支爆」的出現。所以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破」，容許我戴一戴頭盔，我自己絕不同意把中國稱為「支那」，但他們就在想像著中國經濟會崩潰，政治會崩潰。大人們很怕中國崩潰，相信中國四分五裂時，會變成利比亞、敘利亞那樣，香港也難免遭逢戰亂。但焦土派卻期望著這些事情的來臨，很天真地覺得到時會有一個新香港。
或許焦土派沒有很緊密的組織，都是零散分割，甚至更像是一套鬆散的政治理念，正在網上到處散播，把普通青年變成暴力示威者。如果一般示威者遊行反對逃犯條例是基於恐懼，暴力示威者行動更多是源於仇恨，是對警察、對政府的仇恨。簡單講，他們不是在反對一個政策，他們是在搞革命，想推翻現有制度。明乎此，對警方找到那1.5公斤TATP烈性炸藥就不應感到奇怪了，當中最最激進的一群，正把暴力行動不斷升級。警方除了出手制止，別無他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特殊性。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只是中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在香港搞暴力革命，若翻起巨浪，結局不會是中國分裂變天，只會是香港一國一制。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