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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分析反對派利用抗疫 搞「香港獨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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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分析反對派利用抗疫 搞「香港獨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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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分析反對派利用抗疫 搞「香港獨立」(下)

2020年01月28日 19:57 最後更新:20:09

新型肺炎爆發後,香港反對派又再出擊,兔主席一連兩篇長文分析香港政情,認為疫病這個題目關乎身體健康,本質上是非政治的。即便是香港的藍營,也可能對內地防疫應對缺乏信心。在對強大疫病的極度恐懼之下,完全有可能被反對派拉攏,站到「反中護港」的一方,激起政治情緒。令抗疫和反中就得到了完美的結合。

文章很長,Ariel亦分兩篇轉發,這篇為下篇,文中GOSAR代表特區政府;LZ是指林鄭月娥。

疫情之下的“反中護港”大戲 (二)

兔主席 20200128

(接前文)

四、反對派鼓動“封關”及激進派的三罷運動

先看各方各面的行動。

1、  反對派上層政治代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聯同多名民主黨成員近期先後到GOSAR總部及禮賓府請願,批評GOSAR防疫無能、林鄭(LZ)拒絕封關,稱香港目前措施不夠,是政府要把港人置於險境。胡並稱,如果內地病人來港求診,會引起交叉感染,並使得香港醫療系統無從應對。此外還提出了一些奇葩的建議,例如要求GOSAR向國務院請求開放解放軍軍營為隔離中心,甚至開放港府的禮賓府:如果不這樣,就無法要求所有港人同心齊力抗議。翻譯一下,大陸搞出來的這些東西,請你們解放軍和“港共”自己去解決,不要讓我們香港人來背。

2、  反對派一般政治代表——密集行動。例如約50名民主派區議員在1月27日由中環出發,遊行到禮賓府,要求儘快與內地口岸進行封關。

3、  基層反對派——在2019年的香港運動時,他們是“和理非”的主力。

1) 醫管局員工陣線(近期組建的一個反對派工會,主要成員來自公立醫療體系的醫護人員,會員已經激增至過萬)在1月25日提出防疫病的五項訴求:

i)醫管局提供足夠隔離病房;

ii)嚴肅跟進病人逃走事件;

iii)敦促政府禁止任何經由中國入境的旅客來港;

iv)呼籲全港市民戴口罩;

v)提供足夠配套設施以照顧隔離病人。

這裡面提出的五個訴求當然就是呼應反中運動的口號。具體訴求中最核心的是“封關”。另外,呼籲全民戴口罩是一種對反中運動的呼應及對GOSAR的諷刺(諷刺其推出蒙面法)。另外,無處不在表達醫護人員對應對由內地輸入的疫病之抵觸與厭惡。

該組織發出通牒,如果GOSAR在初四(即1月28日,今天)前不回應,則將考慮行動升級。具體包括:

a)自2月3日開始發動一連五天兩階段的罷工,首階段是停止醫管局非緊急服務。

b)如果2月4日淩晨GOSAR仍然未回應前述訴求,即動員所有會員罷工,使得醫管局只提供有限度緊急服務,此階段為期四天。

c) 如果2月8日淩晨前仍不回應,則考慮進一步升級行動。

在中國及全球各地全力對抗疫病的時候,香港的“白衣天使”在企圖通過公眾對疫情的恐慌,用罷工、癱瘓公立醫療體系來挾持政府和城市。這種舉動相信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可能只有在今天的香港才會出現。

2) 香港酒店工會也在行動,稱酒店前線職員在疫情下面臨生命威脅,忠告全港各大酒店立即停止接受所以武漢及湖北旅客,要求港府“禁止所有中國境內人士到港”,直至疫情受控為止。
3)  估計反對派組織的這種活動會越來越多。大家發現沒有?攬炒從最早的堵路,砸中資、黃絲經濟圈、和你shop,發展到了利用疫情徹底抵制大陸人到港。

4、  激進反對派——“抗疫黎明”及“三罷”

在反中運動動能下降,且HKP嚴厲執法之下已經憋屈很長時間的激進反對派終於找到了升級運動的新的契機,並且,他們認為這項運動更能直觀的與香港人的基本利益(健康)聯繫在一起,使得香港社會能夠跨越黃藍,在對內地疫病的恐懼下形成新的共識,共同反對GOSAR,推動全面封關。

他們計畫在明天(1月29日)就在香港各地發起新的“三罷”活動,通過癱瘓交通,脅迫GOSAR響應醫護團體的封關訴求。

筆者也轉發了一些他們的文宣海報僅供參考。

他們的口號:

“128不封關,129不上班——香港人誓與醫護同行,齊對抗港共政府無能”

“請不要再說:‘我支持醫護罷工’。請試著說:‘我準備好同醫護一起罷’。”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筆者插播:不是幫助內地民眾防疫,而是抵制內地)”

“1.29全民三罷:這麼久以來,我們都是齊上齊落,現在是香港生死存亡之際,我們更應團結一致,一起對抗肺炎。”

“全民三罷,香港封關”

“衛我城:黎明抗疫——129全港三罷,再現黎明”

激進反對派更在telegram及連登醞釀2.3的三罷活動。

在內地受到疫情威脅,全抗抗疫時,香港反中派也沸騰了,要推動反中脫中運動的新高潮!

中華大地上的奇景! 

五、疫情之下的“反中護港”新紀元

2020年台灣大選,民進黨蔡英文如何獲勝的?打的政治牌,“抗中護台”,包圍台灣。只要把民眾對大陸的恐懼和抵觸煽動起來,就能獲得政治選舉,達到政治目的。

 把抗疫問題政治化,就是把它變成“反中護港”。對此,各方有各方的考慮。

1、  反對派政客:

反對派政客的目標就是把自己塑造為維護香港本土利益的衛士。通過妖魔化北京/內地塑造敵人,並把GOSAR推到敵人的一面,抹黑為北京/內地的代理及香港人民的敵人。

這些事件,譬如抗疫,都是反對派希望獲取政治資本的。在“生死存亡”之下,反對派才是保護香港人根本福祉不受外來侵害的;才是關心香港一線醫護人員健康的;才是維護香港醫療系統將其用於服務本地人的,才是抵制北京/內地不良政治影響的。而GOSAR就是草菅人命,在北京逼壓下,把防疫這樣的大事都政治化,出賣香港人本土利益。

反警反的時間長了,市民的興趣下降;“雙普選”又比較遙遠,務實的香港市民很難長時間保持高度關注。但防疫是個關乎人人生命健康、近在咫尺的大事,因此很容易作為政治動員力量。而且這個題目表面上是非政治化的,就是為了健康,不涉及意識形態,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比反修例還容易為人所理解,產生向心力,具有跨越政治界別進行動員的可能性。

反對派旨在通過持續抗爭來打擊GOSAR,獲取香港市民的好感,並為脫中提供事實案例依據。例如,2019-nCoV這種事情對於反對派來說就是說明中國是重大的公共安全隱患,治理及醫療水準非常落後,只會給香港輸出病毒,拖累香港。只有香港獲得更大自治,才能擺脫這種隱患。

反對派只是在為立法會選舉做準備。至於是否真的實現封關,封多長時間,筆者以為並不是他們的關注點。反正,封關帶來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外化”,推到GOSAR和內地政府及內地人民身上,反對派永遠只是保護香港的“天使”。 

2、激進反對派及勇武

激進反對派特別是勇武已經憋屈了很長時間了,之前勇武的抗爭邏輯就是通過“攬炒”,逼迫港府讓步,或內地出手硬干預(從而導致西方制裁,並進而再逼迫北京和港府讓步)的抗爭邏輯。

“攬炒”就是一起死、同歸於盡,核心是打擊香港經濟命脈。“攬炒”背後還有一個邏輯,就是年輕人的反精英、反既得利益、反體制,即除了反中之外,還有階層抗爭的邏輯,潛意識是希望把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香港既得利益體推倒重來、重構。其行動手段就是破壞,與蒙面的互聯網式暴力與電腦遊戲的娛樂性相結合。百無聊賴的年輕人通過破壞來向社會表達不滿。

一個神邏輯當然沒有辦法讓務實(且自私)的大部分香港市民認同。例如“三罷”,如果危及到市民上班,也會不得人心。另外,持續的運動對香港基層經濟有很大的傷害,基層經濟從業人員苦不堪言,對復蘇一籌莫展。

這都會使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喪失民意支持和動員能力。

但抗疫就不同了,這個邏輯比“攬炒”這樣的神邏輯更易讓普通人理解。大陸的威脅不再是制度的、抽象的經濟主導、“赤化”,而是非常具體的、危機健康生存的疫病。

激進本土派包括勇武們為了保護香港,為了“市民自救”站出來,支持醫護人員,支持封關,用三罷的行動要脅政府,這個意義就不同了,瞬間披上了正義的外衣。

儼然一副“黑衣天使”幫助“白衣天使”守護香港的浪漫情景!

這位年輕人的抗議訴求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使得他們一下子有了好長時間都體會不到的正當性和激昂感。自己都被自己感動壞了。

而記住,疫病這個題目關乎身體健康,本質上是非政治的。即便是香港的藍營,也可能對國內防疫應對缺乏信心。在對強大疫病的極度恐懼之下,完全有可能被反對派拉攏,站到“反中護港”的一方,激起政治情緒。

如此,抗疫就和反中就得到了完美的結合。

今日台灣的案例告訴我們,關鍵時刻只要打反中派,就能獲得政治支持。這就香港反對派在未來要摸索的道路。通過這樣一樁一樁的反中運動,接近他們的政治目標。

這就是這些天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讓我們對後續發展拭目以待。

 (全文結束)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被告黎智英在首天出庭自辯,便自爆了其「外部聯繫」中的千絲萬縷人脈關係,當中牽涉的「英國線」人物,包括與在控方案情和庭上證供中經常出現的「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及前港督彭定康等。黎亦承認,曾捐2萬英鎊(約20萬港元)予「香港監察」。

首先,黎智英在庭上指,經由朋友認識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兩人的關係長達8年,因對方曾回應其文章,二人遂透過WhatsApp聯絡。黎智英更承認曾捐贈2萬英鎊予「香港監察」,因他覺得這個組織「做了一些對香港有意義的事」。

黎智英透過羅傑斯,認識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Lord David Alton),黎稱在倫敦與對方曾見過一次面。奧爾頓勳爵帶他到英國國會,之後兩人曾茶敘。而奧爾頓勳爵曾於2019年11月到香港參加區議會選舉「監選團」,兩人曾在酒店見面,而該「監選團」亦是同案另一位從犯證人、「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作供時曾提及自己曾參與。

 翻查資料,控方曾在庭上播放羅傑斯主持的YouTube訪談節目片段,羅傑斯指奧爾頓勳爵為「香港監察」贊助人之一。而節目中,奧爾頓勳爵指當時他計劃與60名資深政客向英國國會呈交聯署信,建議若港人人權遭侵犯,英國應保障所有港人有第二公民身份,又提到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聲明。

第三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治人物,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他正是奧爾頓勳爵的助手,曾陪同來港觀察2019年區議會選舉,但黎智英指,當時他不認識裴倫德,二人亦未曾討論過政治議題,但對方曾找他欲在《蘋果》刊登文章,而黎就把裴倫德的文章轉發給《蘋果》時任副社長陳沛敏等。

至於裴倫德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的執行董事,黎辯稱他不知道有此組織,僅在從犯證人李宇軒在庭上作供時,才首次聽聞。

最後一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客,是前港督彭定康。黎庭上表示,1997年香港回歸前,已認識彭定康,但自言「不敢稱對方為朋友,因對方為港督」。而回歸後,兩人亦曾見面數次,每次見面均透過「中間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羅傑斯接觸對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亦承認曾邀請彭定康作其訪談節目的嘉賓。

辯方大律師亦曾在庭上提及,一位英國金融家比爾布勞德 ( Bill Browder ) ,因為根據控方從犯證人李宇軒供稱,比爾布勞德對幫助推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有興趣,裴倫德遂安排比爾布勞德與當時的「重光團隊」日本線聯繫。惟黎自辯時稱,不認識比爾布勞德或日本眾議院議員菅野志櫻里,他不諳日語,與另一位從犯證人陳梓華會面時,對方亦沒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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