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四波疫情從11月下旬再度彈起,每天感染人數一直在百位數之間徘徊。
特區政府再度重拾禁聚令、學生提前放假、有條件的公司員工在家辦公、市民不要上街等措施。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主任在每天記者會公佈感染人數,已經是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更是很無奈與無助。
新冠病毒疫情不亞於一場戰爭,接近一年的時間仍在世界各國肆虐,感染和死亡人數一再創新高,各國人民都在與之奮戰。
即使內地已經清零多時,隨著氣候漸冷,個別地方開始出現本地個案,內地是如何應對入冬小反彈?
四川省的彭清華書記香港人都很熟悉。
該省12月7日在成都市郫都區新增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打破了成都自今年3月以來無本地確診病例的態勢。
就在第一天,彭清華要求省市兩級建立協同應急處置機制,立即開展流調溯源,堅決防止疫情擴散。
當天,成都市政府對郫都區人民醫院、太平村11組、沙西農貿批發市場、郫都區岷陽學校、中冶中央公園社區等五個區域實施全面現場管控和消殺,宣佈封控區為中風險地區,面積2.56平方公里。
成都市其他區域風險等級不變。
與此同時,對封控區進行了全員核酸檢測和環境採樣檢測。
次日,成都已追蹤到與感染者密切接觸的163人,根據溯源立即將核酸檢測擴大覆蓋,僅用了三天時間,完成檢測104萬人,將感染病例遏制在11人。
四川省之所以能迅速遏制新冠感染繼續散發,主要是省、市主要負責人是抗疫總指揮,不分白天黑夜與病毒賽跑。
各部門以應急實戰,爭分奪秒,抓早抓快,從速從急!
他們的主要經驗:
一是把疫情當作戰情,從指揮官到各部門,馬上進入戰時狀態。指揮官下達命令必須“清零”,指揮部內各司其職、各盡其能,不敢有一絲懈怠,與病毒爭分奪秒。
二是立即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根據溯源核定風險範圍,做到徹底排查可能的感染者。本著“應查盡查,應隔盡隔、不漏一人”的原則,實現相關人員核酸檢測全覆蓋,確保無遺漏。
三是分級管理,依照國家確定高、中、低級風險區標準,採取不同的防疫措施。對疫情嚴重的區域實施嚴密應對,對於低風險區域不施加過大壓力以免過度影響民生。
同樣面對兇猛的疫情,特區政府有沒有認定這是一場戰爭?
不妨看看同樣是發生在12月7日的疫情,香港是如何處理的典型例子。
新界西葵盛西邨8座5樓出現個案,市民問需否撤離?
衛生防護中心說沒有必要;
需否檢測?
回應只是說要為8座檢測。
但幾個小時卻採取行動,房署、救護車、警車和旅遊巴到場準備協助市民撤離。
在整個安排中,衛生署署長不作報告,局長陳肇始完全不知情,特首是收到地區議員“告狀”才知道事態發展。
整個處置反應慢、安排混亂,完全沒有防疫標準。
12宗就不用搬離,15宗就說是緊密接觸者要搬離,政府的考慮在哪裏,誰說了算?
更不可思議的是,政府安排在爆發疫情的社區檢測中心,貼出告示服務時間為下午1點半至晚上7點半,到了下午5點半已經有職員截龍,高峰時估計超過200人排隊,不少市民排了兩個半小時都未能做檢測。
“應檢盡檢、願檢可檢”這樣的低標準做法,原來也只是一句空話,怎麼與病毒賽跑?
政府強調,當前抗疫仍然是“八道板斧”,即依法辦事、專家領導、相關設施配備、科技應用、公眾解釋、病毒檢測、社交距離、外防輸入。
思路好像很完整,但領導抗疫者是專家還是官員?病毒檢測是強制性還是自願性?科技應用是推出健康碼還是仍在研究中?等等,依然讓大家雲裏霧裏,不得要領。
面對這場疫情戰爭,我們呼喚香港政府儘快拿出應戰的狀態,設立指揮中心,將一切資源、兵馬集中統一調配。
指揮官必須由特首擔當,其他所有部門包括專業部門只能服從。
當然特首並非萬能,在醫學專業知識方面聽取專家意見無可厚非。
即使內地成功抗疫的省、市中,指揮官出身于醫學專業的不過寥寥無幾,疾控專家會以專業意見提供給決策者。
但面對一些複雜而困難的情形,特別是需否劃出封控區、在多大的範圍強制性檢測等,必須由指揮官在尊重醫學規律的前提下,有擔當地作政治決定,而不是由幾個醫學專家說啥是啥,由他們所取代。
此外,特首領導的指揮部,不能當孤獨將軍,政府相關部門都應是指揮部的當然成員,大家有分工、有協調,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力資源。
特別是公務員應該走在最前線,甚至比議員走得更快,貼近民情。
近日市民希望政府儘快推行強制性檢測,以阻斷病毒擴散,這種聲音政府部門不能聞而不聽,脫離民意。
香港政府在與病毒賽跑中輸了上半場,入冬後疫情仍將嚴峻,政府人員要合力圍堵,才能挽回下半場贏的機會。
凡事預則立,不予則廢。
政府不要奢望疫苗到、疫情消的預期,如果現在不提升抗疫應對級別,從心理上、物資上進入到戰時狀態,即使首批100萬劑疫苗明年一月到港,仍可能會出現倒瀉籮蟹,花錢不討好的局面。
補充一句,內地相關方面已啟動新冠疫苗配送的全國物流演練工作,涉及質量、信息、客服、倉儲、運輸等關鍵操作環節,以及應急救援方案和全鏈條演練流程。
簡思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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