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騷亂餘波未了。美國知識份子並不如部份台灣人、香港人那樣，把佔領立法機構說成為「民主勝利」，反而為當中帶出的暴力及非法行為作出反思。《紐約時報》1月12日刊登政治學者伊萬·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的文章稱，該事件不僅暴露美國民主的危機，也顯示出美國權力的危機，「特朗普讓美國民主制度成了笑柄」。
《紐約時報》1月12日刊文稱，「特朗普讓美國成了笑柄」。
文章摘編如下：
特朗普承諾讓世界尊敬和畏懼美國。最終，這兩樣他都沒有做到。他讓美國及其民主成為了笑柄。1月6日，俄羅斯、中國或伊朗的領導人酣暢地欣賞著被總統煽動的暴徒洗劫國會大廈，但誰能怪得了他們呢？
這看起來就像一場「顏色革命」裡的場面，在烏克蘭和喬治亞的街頭抗議推翻了政府，使許多專制主義者背脊發涼：在社群媒體的推動下，披著美國國旗的憤怒的公民抗議被他們認為是欺詐性的選舉，呼籲民主。唯一的不同是，這一次抗議「選舉被操縱」的不是反對黨候選人，而是美國現任總統，而這場暴亂就發生在美國。
對於特朗普叛變民主的評論文章已經有很多了。我們只能希望，對國會的攻擊是上一場內戰的最後一戰，而不是新的內戰的開始。據說19世紀德國總理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斷言「上帝特別眷顧傻瓜、醉漢和美國」。如果他是對的，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將會最終克服當前的危機。但在那之前會發生什麼呢？
國會大廈暴亂和特朗普在掌權的最後時刻被彈劾的極大可能，不僅是美國民主的危機，也是美國權力的危機。除了華盛頓在新冠大流行應對上的重大失敗，華盛頓執法部門莫名其妙地未能阻止抗議者入侵國會大廈，這讓美國在敵人眼裡顯得失常且軟弱——並且在盟國眼裡顯得不可靠。（尤其是在這幾週之前，俄羅斯駭客入侵了至少十個聯邦機構，使美國網路安全防禦蒙羞。）
美國人民很快就會有一個新總統，但不是一個新國家。四年的特朗普任期會繼續在世界各地產生迴響，不管候任總統拜登多麼渴望翻篇。這肯定會影響新政府外交政策兩個核心的優先事項：它希望建立一個有效的民主政體聯盟以捍衛自由秩序，並與歐洲一道努力應對中國及其專制盟友們的崛起。
據報導，拜登計劃在任期初期召開「民主國家首腦會議」。但是，當美國自身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時，新政府能否讓美國重新成為自由世界理所應當的領導者呢？是否應該邀請類似川普的政治領導人，例如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巴西的雅伊爾·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參加這樣的峰會？邀請他們會不會被視為將民主合法性賦予新專制政權？但是，如果華盛頓將這樣的政府排除在民主俱樂部之外，對於正在試圖建立自己俱樂部的俄羅斯和中國來說，豈不是正中下懷？
拜登計劃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明確表示，在他看來，協調一致針對中國的跨大西洋政策是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支柱。就在一週前，許多歐洲領導人還傾向於與沙利文達成一致，認為只有通過共同行動，歐美才能對中國及其威權盟友的崛起做出回應。但是現在看來，這現實嗎？
我的猜測是，在當前情況下，現實可能比拜登外交政策小組許多懷著良好動機的成員的想像要麻煩得多。這不是因為歐洲人看不到中國的霸權野心，也不是因為他們被中國的大數據威權主義所吸引。不是因為德國企業正在關注中國的市場機會，也不是因為歐盟的外交政策特別不喜歡冒險。
原因要簡單得多：擔心美國的軟弱。
由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美國大選後的數週內委託、並將在拜登就職當天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歐洲人都對新總統能否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表示懷疑。每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的大多數公民都相信，在未來十年中，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先的大國。更令人擔憂的，大多數德國人認為，在川普當選後，不再相信美國是一個可靠的盟友。簡而言之，親川普的暴徒對國會的攻擊，是總統對美國盟友的最後但也是最有效的一擊。
克林頓曾宣布美國人的關鍵任務是「當我們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時，創造一個我們願意生活其中的世界」。當拜登進入白宮時，美國不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幸的是，在他執政時的這個世界——威權主義勢力崛起，民族主義和不平等蔓延——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歐洲人願意生活的那個世界。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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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體《星期日衛報》（The Sunday Guardian）近期披露的一份文件，將一項由美國在背後支持、旨在策劃孟加拉政權更迭的「倡議」暴露於世人眼前。
2019年初這一「倡議」啓動後，美國官僚與各相關組織相互配合，共同對孟加拉的政治格局施加影響，動搖時任孟總理哈西娜（Sheikh Hasina）的領導地位。
孟加拉前總理哈西娜。AP資料圖片
該項「倡議」主要是由「國際共和研究所」（IRI）負責執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為其提供資金支持，清晰凸顯出外國勢力干預他國內政所帶來的不安影響。
該文作者賽琳娜·格林（Selena Green）、馬赫什·德巴塔（Mahesh Ranjan Debata），揭示了此前孟加拉政治風波背後的美國因素。以下為內地「南亞研究通訊」官方賬號編譯的全文：
一、PAIRS 計劃：政權更迭模板
這份名為「促進問責制、包容性、韌性支持」計劃（以下簡稱PAIRS）的戰略目的是削弱印度對孟加拉的政治影響。從相關內部文件可看出，該計劃是美國支持那些對其有著重大地緣政治利益國家內部民主體制、政治改革整體議程的組成部分。在USAID和NED的大量資金支持下，PAIRS計劃持續了將近兩年（確切而言是22個月），直至2021年1月才結束。期間，該計劃通過提供宣傳贈款、開展藝術項目、支持民間社會組織等一系列舉措，增強當地民眾政治參與，並為反專制勢力擴張提供支持。
PAIRS計劃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類似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支持的其他抗議活動。在孟加拉，美國與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等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及由美國資助的「公民社會」團體合作，直接導致街頭暴力抗議，進一步加劇孟國內部緊張局勢。同時，這些公民社會團體充當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代表，使受美國支持的政黨能夠在混亂中伺機壯大。
這其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達卡大學的學生，如納希德·伊斯拉姆（Nahid Islam）和努斯拉特·塔巴蘇姆（Nusrat Tabassum），他們與美國、歐洲的「民主」倡議存在關聯。這種對教育機構的滲透行為，展現了外國利益集團借助當地參與者推進自身議程的過程，具有廣泛影響力。
極端分子領導的街頭陣線與學生抗議活動相互配合，反映出西方媒體認可的一種全球模式。例如，《衛報》曾對美國在東歐支持的政權更迭行動進行報道，詳細介紹了非暴力反抗行為影響當地選舉的過程。
與PAIRS計劃相關的「地緣政治考量文件」，揭示出美國的關鍵目標之一是對印度在孟加拉長達十年的影響力進行制衡。美國將印度政府對孟時任執政黨人民聯盟（Awami League）的支持描述為「存在問題」，試圖重塑南亞的政治動態，進而影響孟加拉的內政及印孟關係。上述舉措反映出美國在更廣泛地緣政治戰略中的精心謀劃，凸顯地區政治的複雜相互作用。伴隨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這些計劃致使孟加拉等國的民主、主權受損，外部影響有可能重新界定其國內的政治權力動態。
二、國家民主基金會受到審查
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活動在國內外均遭到廣泛批判。前美國國會議員羅恩·保羅（Ron Paul）指責該基金會濫用美國納稅人的資金，去支持與美國利益相符的外國政客。他認為，NED 此舉看似是「促進民主」，實則是利用「軟資金」 操控外國選舉，嚴重違反了美國法律。
從歷史視角來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那些頗具爭議的做法曾遭受嚴格審視。回溯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議員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就曾提議削減NED的資金，認為政府不應該將納稅人的錢，用於支持外國工會等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
此外，《紐約時報》曾對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破壞海地民選政府，致該國陷入局勢動蕩的行徑進行報道。該報前記者斯蒂芬·金澤在《紐約書評》中透露，NED與中央情報局（CIA）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合作，支持那些能夠助力推翻對美國不利政治力量的勢力。這凸顯了一種干預主義模式，即試圖以犧牲當地民主與穩定為代價，增強「敵人的敵人」的力量。
除在孟加拉境內的活動外，NED還對中國台灣地區的活動予以資助。2022年，NED與民進黨相互勾結，共同舉辦了一場號稱「團結民主力量，應對所感知到的威脅」的全球大會。2023年7月，NED主席戴蒙·威爾遜（Damon Wilson）在與「台獨」頑固分子關聯緊密的「台灣民主基金會」20週年慶典上，向蔡英文頒發「民主服務獎章」。這再度凸顯出NED支持符合美國利益政治運動的策略，存在使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甚至引發衝突的風險。
然而，受NED資助的組織往往面臨諸多內部挑戰。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以下簡稱世維會）為例，該組織正深陷領導層性騷擾醜聞。雖然《NOTUS新聞》已經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但是世維會一直未對這一嚴重指控給予回應，更沒有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問題。當前，該組織正在進行領導層換屆，但有幾名候選人卻無故缺席，由此可見，其內部矛盾已然逐漸展露。
儘管NED明確禁止對政治競選活動提供資助，但其卻成功操控尼加拉瓜、蒙古等多國選舉。此外，NED在推翻東歐國家民選政府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並且對委內瑞拉反對派組織予以資助，這一系列行為凸顯出其扶持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上台的用心。
三、總結
NED參與孟加拉PAIRS計劃等行動，反映出外國干預破壞民主進程、國家主權的大趨勢。在地緣政治動態持續變遷的背景下，針對這些行為本身及其對美國戰略所指地區的民主穩定前景的影響展開批判性評估，具有重要意義。以「促進民主」之名行謀求政權更迭之實，這一現象引發了有關「強國在塑造他國政治未來過程中應承擔責任」的嚴肅倫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