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在過年前宣布黎智英保釋案裁決，否定原審法官李運騰的詮釋，黎智英要還柙獄中過新年，這項5比0的裁決，實際上有深遠意義。
此案也是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第一大案，外界也十分關注這宗如此敏感案件的判決。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Eyepress圖片
金牙大狀拆局，說此前黎智英一方一直把《國安法》第42條，有關不能保釋的條文，與《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G條，即所謂「有利保釋的假定」，混為一談，認為解釋《國安法》有關保釋條文要考慮「有利保釋的假定」。結果原審法官李運騰作出准許黎智英保釋的判決。
原審法官李運騰的判決被否定。
金牙大狀說，香港很多法律界人士一直認為，香港法院對人大制訂的法律或決定，有審查權，可以審查人大決定是否違反本地法律如《香港人權條例》。但內地法律專家就一直指出，香港是特別行政政區法院，是下級法院，對中央最高立法機構決定的法律或決定，沒有審查權，人大的立法和決定有凌駕性。
今次終審法院判詞再次直接述及，人大訂立的法律本地法院不可覆核:「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條文及當中程序進行的立法行為，達致國安法公布成為特區法律。我等認為，按照吳嘉玲及其他人對入境事務處處長案（第二號）一案，有關的立法行為，不可藉指稱國安法與基本法或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符為由，進行覆核。」
金牙大狀說，其實這是憲法學的ABC，下級地方法院無權質疑中央最高立法機構的立法和決定，但香港部份法律界人士卻有意視而不見。
終審法院在判詞中首先確定，不可以以人權法或國際人權公約挑戰《國安法》; 然後細心審議《國安法》第42條。
國安法第42條是如此規定的: 「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
按字面理解，《國安法》第42條是一條「不可保釋條款」，由於《國安法》禁止的都是嚴重罪行，若不能制止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影響，有關嫌疑人亦極有機會出逃，所以涉嫌《國安法》者基本上都不應批准保釋，除非極例外的情況。
但黎智英一方就捉住《國安法》第42條那一句「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去拗，講到只要滿足此條件就應該可以保釋，又以《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G條，即所謂「有利保釋的假定」來推論，認為《國安法》第42條不能和「有利保釋的假定」相矛盾，認為不能剝奪黎智英保釋的權利。原審法官李運騰判決時接受了這些觀點，結果被終審法院直指為錯誤。
終審法院指原審法官李運騰錯誤詮釋國安法第42條，誤解了新嚴格保釋門檻要求之性質及效力，把國安法第42條與《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G條混為一談，採取了錯誤的處理方式，沒有根據國安法第42條作出妥善評估。
終審法院的判決，訂定了兩級思考，第一在涉嫌違反國安法的被告申請保釋的時候，法庭要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第二，單滿足上述條件仍然未足夠，還要再加第二層的理解，就是法庭須考慮，是否有實質理由相信1. 被告不會越柙，2. 不會在保釋期間重犯干擾證人，3. 不會防礙司法公證等，要再杜絕這3種情況，才可考慮保釋。
金牙大狀: 終院確立了國安法42條是不准保釋條款，定出超高保釋門檻，要過十分嚴格的重重關卡，才可以符合例外情況可予保釋，黎智英不屬於這種情況，所以不批准保釋。終院這種解釋，符合《國安法》第42條作為一條不可保釋條文的原意。
總的而言，終院有關黎智英保釋的裁決意義重大，客觀上也確立了香港法院不可挑戰《國安法》。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黎智英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過去一周，控辯雙方均完成舉證，黎亦作供完畢。惟值得一提的是，在控方完成盤問後，辯方展開覆問前，法官特別提醒辯方勿再提出引導性問題，否則會影響供詞的信納程度。另辯方欲向法庭呈交專家報告時，又遭控方及法官質疑與案無關，法官甚至指辯方「走後門」，以填補黎證供的空白，拒納呈堂。
辯方周三（5日)展開覆問前，法官李運騰指出，辯方於早前主問黎智英時，常向黎作出引導性提問，故提醒辯方於覆問階段，須注意切勿再提出引導性問題，否則會對被告供詞的信納程度比重有影響。辯方遂承諾，只在沒爭議的事項上作出引導。
辯方指黎區分「冷戰」及「熱戰」 後者涉「真武器」 被官質疑為引導問題
翻查資料，在2024年12月2日的庭審中，辯方亦曾被法官指作引導性提問。當時辯方提及2019 年 7 月 10 日，黎赴美與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見面後，與保衛民主基金會（FDD）會面，而根據會議紀錄顯示，黎提到「我認為美國真的忘記了他們手中的武器多麼重要，那就是道德權威」、「利用美國在這場冷戰中的道德權威，來贏得這場戰爭，因為中方一無所有⋯就好像他們不帶任何武器就上戰場，而你卻擁有核武。你可以在一分鐘內結束戰爭。」
黎庭上解釋，「冷戰」、「核武」只是用作比喻的手法。辯方問，黎是否提倡「冷戰」？黎認為中國與特朗普政府之間已形成冷戰」。 辯方重複詢問同一問題，黎是否提倡「冷戰」？黎指「當然，我支持與中國冷戰，但我不是提倡，因為冷戰實際上正在蔓延」。辯方指，即「確認」與「提倡」是有分別？黎同意。法官杜麗冰問，黎說的「道德權威」如何將戰爭在一分鐘內結束？黎指，他只是一個比喻，或形容得太誇張，並非指真武器。
此時，辯方指黎在對話區分「冷戰」和「熱戰」的分別，而「熱戰」是代表涉及真武器。杜官聞言，即指辯方這是引導性問題，不會予引導問題下的答案任何比重。辯方遂改問，黎在對話所指的「核武」，是否大眾認知的「核武」？黎否認，重申是比喻。法官李素蘭問，為何黎會用「核武」比喻「道德權威」？會否認為聽眾會從字面上理解「核武」？黎辯稱，大家都知道中國有核武，當他提到「中國不帶任何武器」」，是指「道德權威」的意思。
辯方問黎官方資料是否來自港澳辦 遭官質疑是引導性問題
而事實上，當辯方在李官提醒的當日聆訊中，提及2020年4月26日刊出、黎的專欄文章「專橫暴政打壓 我們氣魄不滅」時，就被法官指作引導性問題了。
黎在文中提到「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沒有釋法權利的港澳辦和中聯辦高調曲線釋法，稱兩辦並非《基本法》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公然向港府奪權⋯」。
控方盤問時質疑，黎有何基礎說「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黎當時指，他只是陳述事實，是基於官方資料作出陳述，但忘記資料來源。
辯方覆問時再問及，黎所指的官方資料是甚麼？黎稱不記得，但指李柱銘、何俊仁等律師曾說過。辯方續問黎，有否閱讀過官方資料？黎稱，他是從傳媒知悉，才會在文中引述。辯方再問黎指的官方資料，會否是港澳辦的資料？此時，法官杜麗冰指「這是引導問題」；控方亦指黎已供稱不知道、不記得。
辯方遂問黎閱讀過甚麼傳媒的資料？黎指包括《蘋果》及其他傳媒的報道。辯方問為何黎說是官方資料？黎重申，他肯定是官方資料；辯方再問黎有甚麼官方資料提到「中共出擊撕掉《基本法》」、「摧殘香港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地位」？此時遭控方打斷，指黎已供稱不知道、不記得了；法官杜麗冰亦指，黎已答資料來自傳媒。辯方最後不再提問。
辯方欲把其他傳媒報道呈堂 被法官指「走後門」填補黎供詞空白
關乎黎以上的同一篇專欄文章，辯方在周四( 6日)的庭審中，就此提交了專家證人報告。當時辯方大律師關文渭解釋，專家從網上下載的3項資料，包括來自《明報》的新聞報道，與港澳辦和中聯辦是否受《基本法》22條所限相關，由於控方盤問黎時，質疑黎的說法沒有基礎，而黎則供稱講法來自官方資料，而黎接受辯方覆問時稱，當時曾閱讀傳媒資料，故辯方冀把相關報道呈堂，以證明當時社會上有相關報道。
惟此舉即遭法官杜麗冰質疑，指報道與本案無關。辯方隨即指出，控方亦曾從網上下載大量資料，並非全由證人呈交法庭，辯方的做法只是類似。但法官李運騰指，控方的做法是以承認事實方式呈堂，辯方則似乎想把證物「插入去」；且李官關注，黎作供時已指當時曾閱讀傳媒資料，但無法說明其他傳媒是哪一些，質疑辯方提交《明報》的新聞報道，如何協助辯方案情。
辯方重申，並非要為黎的證供「填補空白」，而是提供其他角度。法官杜麗冰質疑辯方的做法是「走後門」。
辯方指，據當時《明報》的新聞報道及官方聲明所見，「兩辦」不受《基本法》22 條所限，形容兩者屬獨立證據，以證明黎的證供，指可能黎當時沒閱讀到《明報》的報道，但當時確曾出現相關報道。
法官李運騰指，辯方似乎欲證明黎的說法並非客觀上錯誤，但此事未必與控罪相關。杜官亦指，辯方的做法是「填補空白」，指當時社會上亦有大量刊物，質疑如何與黎的案情扣連。辯方續指，呈上的報告資料是包括律政司司長有關《基本法》的發言。
法官李運騰指出，如黎當時沒閱讀到《明報》的新聞，或沒留意到律政司司長的發言，又如何有助辯方案情？3名法官最終認為資料與案無關，不接納辯方呈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