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在粵港政府高層網上會議上，港方提出「逆向隔離」措施，即港人赴內地前先在香港完成隔離，以符合內地「7+3」的隔離規定，再以閉環形式進入深圳，廣東省及深圳市對此建議都表示支持，並同意雙方成立「專班」，商討「逆向隔離」細節。
有市民說，不明白這個新香港「7+3」逆向隔離計畫，和內地的「7+3」隔離計劃有何分別。他認為返大陸會揀內地「7+3」隔離計劃，因為住酒店舒服一點。
主要問題不在乎隔離酒店的選擇，而在於入境內地的配額。
過去香港人經深圳到內地，有人攞了隔離房間配額轉售，出現炒賣配額情況。後來特區政和深圳市政府磋商，自7月10日改變方式，為入境旅客提供隔離醫學觀察的健康釋站，改以抽籤方式分配房間，旅客可於每日朝9晚6申請預約，由系統抽籤，每晚8時公布結果，每日名額2000個，中籤者不可轉讓。由於想入內地人數太多，配額供不應求，想入內地的市民抱怨很難抽得中。
內地控制入境配額，除了因為隔離酒店要大量人手操作，數量有限之外，亦有以行政措施管控輸入疫情的考量。內地政府抗疫失誤要人頭落地，能控制入境人數就盡量控制，以減風險。從深圳抗疫的角度，絕對可以理解。
「逆向隔離」的做法，首先是減輕內地隔酒店的人手負擔，將「7+3」隔離工作放在香港，起碼可減少內地的隔離工作，也可以減少內地隔離人員染疫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可爭取增加每日經深圳返回內地的配額。如果未來每日經深圳回內地的2000個配額不變，市民抽到簽後可以揀內地隔離酒店或香港逆向隔離，新計劃的作用就相當有限。唯一的好處是在港隔離可能收費很低甚至免費，而內地隔離酒店要付費。但現在市民最大意見不是內地酒店隔離成本重，而是抽不到配額回內地。
關鍵是有了「逆向隔離」後可額外增加入境深圳配額。即深圳健康驛站每日抽籤的2000個名額不變，額外增加「逆向隔離」的配額，若每日加到1000、2000個配額，都是德政。
可以這樣理解「逆向隔離」計劃:
1. 香港短期內看不到有疫情清零的可能，內地短期內仍然要求清零，兩者並不對接，所以要求和內地免隔離通關，並不現實，強人之所難。我們唯有寄望內地明年會進一步放寛對外的通關限制，香港只能跟大圍放寛。
2. 在香港和內地暫時不能通關的情況下，要便利想回內地的市民，「7+3」隔離要求避免不了，但在香港隔離可以省卻市民住隔離酒店的開支，若同時額外增加入境配額，就可增加回內地的機會，解決「配額難求」的問題。
3. 要游說深圳市和廣東省開方便之門。內地當官壓力極大，要增加港人入境內地的配額，要內地官員冒更大的風險，香港人要有感激之情，明白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4. 香港與廣東省及深圳市所會成立多個專班，加強香港和內地的聯繫合作，我們希望內地幫助香港，香港也要幫內地解決問題。以廣東省發展南沙為例，開始時較困難，現在已一步步搞起來，香港可以為推動南沙發展，出多點力，香港在當中也會找到發展機遇。只要大家都破除門戶之見，一加一會大於二。
特區政府新班子上場後，看到香港和內地加強合作的空間。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