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宗嚴重的意外，都有受害者家庭成要求停止再接受捐款的事件。
秀茂坪安達臣道日前發生塌天秤意外，釀成3死6傷，事件當中慘死的41歲電工許文明的情況最令人嘆息，他遺下了患乳癌末期的太太和兩名幼女，很多市民對許氏一家的境況十分同情，紛紛解囊捐款，希望幫助她們渡過難關。
9月11日下午，許太呼籲大家不用再捐款給她，她說自己的家庭已經得到很多資源，她也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有困難的人，大家都好不容易，不希望資源都集中到她們家庭上。
另外，早前在紅館Mirror演唱會發生意外的舞蹈員李啟言阿Mo，仍然在醫院留醫，Mirror演唱會相關公司的大老闆李澤楷在9月12日發表聲明，說會以個人名義向阿Mo的家人提供1000萬元的經濟援助，亦表示公司會負責阿Mo的醫療費用。
9月13日凌晨，阿Mo的父親李盛林發長文回應，對李澤楷表示謝意，說鑑於現時啟言仍在專家團隊所定出的醫療方案進行治療，首先要配合團隊的療程。另外，李盛林又提到，由於相關公司MakerVille及大國文化承擔啟言的所有醫療費用，使家人們能百分百專注於啟言治療及照顧的需要。他又說現時還有個別人士提供支援，「並有李澤楷先生所提出個人的捐贈。請容許我們在此帶著感恩和謙卑的心謝卻以上的好意，因為在責任人未有妥善處理之前，所有捐贈都為時過早。」而阿Mo家人目前認為，「要待最後的調查結果公佈後才能作出妥善處理，還啟言及其他受傷的舞者一份尊嚴和公道，給予演藝行業一個安全的保障，並期望涉事單位能負上相關的責任。」
兩個涉及意外的家庭，雖然情景不同，但都拒絕再接受捐助。有將資源留給其他人的意思，也有希望當局作出清楚調查，保障相關行業安全的意見。
在這個社會，錢不是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
因工傷失去工作能力，甚至失去生命，無論是受傷者的醫藥費或家庭未來的扶養金，都是大筆開支，沒有錢一定不行。
尚幸這個社會善長仁翁很多，還有政府作最後支援，一般可以幫忙解決救急問題。
據社工界人士說，若有嚴重工業意外，除了公司的賠償外，經傳媒廣泛報道之後，會有很多善長踴躍捐贈。一般而言，都會有過百萬元的捐款。但如果傷者長期癱瘓，或者如電工許文明的遺孀，患有末期癌症，還有兩個幼女要照顧，即時的捐助未必足夠，不過，香港有完善的福利制度，社署會介入支援，從恩恤安置、幼童寄養，甚至介入監管收取捐助的使用，政府都會作出幫助。
但金錢並不是萬能，如果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
從家庭離散的傷害，到責任追究，再到意外防範，都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我認為如何防止類似的意外再發生，是最最最重要的問題。
香港已是一個文明發展的社會，但無論是紅館意外，還是秀茂坪的塌天秤事件，都極其嚴重，不應是這樣先進的社會會發生的事，真是一宗也嫌多。
這讓我想起1993年6月北角渣華道的「籠𨋢墜毁」意外，令籠𨋢 內12名工人全部傷重不治。 事後承建商青木建設事後被判誤殺罪名成立，罰款300萬元， 後來退出香港市場。由於12名死者中，包括一名只有16歲的暑期 工，事後政府立例禁止所有未滿18歲而未經相關訓練人士進入地盤 工作；而所有在地盤工作的人士， 均必須強制修讀基本安全訓練課程方能進入地盤。 建築商之後都步步為營，十分注重籠𨋢安全。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保障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 免於意外。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