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宣佈7名西醫涉嫌濫發的兩萬張「免針紙」，將於10月1 2日失效。「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入稟高院質疑政府對那些「 免針紙」作出的決定違法。法官高浩文於10月11日初步認為， 相關規定並無賦予局長權力廢除「免針紙」， 將司法覆核的正審排期到10月20日進行， 並發出臨時禁制令暫緩執行當局的決定，令涉案的「免針紙」 繼續生效，直至法庭對相關司法覆核案正式有判決為止。
高浩文法官提出一個觀點，指目前大眾兩針的接種率超過九成， 兩針以上的接種率亦超過七成半， 加上此前大量染疫帶來的群體免疫，涉案的2萬張「免針紙」 所帶來的風險低。
我認為這個觀點值得商榷。可以從幾個角度去探討風險問題：
第一，社會的整體危機。 高法官的考慮基礎是疫苗接種加上大量自然感染， 帶來了群體免疫效果，認為社會上整體的免疫屏障已經相當高。 換言之，即使這兩萬人所持有的「免針紙」是假的， 也不會令到社會的疫情傳播增加很大的風險。
表面上看，這個講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在社會已有一定的免疫屏障時，各種類型的防疫漏洞， 雖然會增加傳播機會，但帶來大爆發危機的可能性， 較免疫屏障差的時候會低很多。
第二，在同一個處所內，其他人受感染的風險。由於法例要求， 要接種了兩針才可以進入指定處所，而有2萬人拿著假的「免針紙」 ，實際上沒有接種過疫苗， 他們傳播病毒的機會會比接種了疫苗的人高， 容許這些人在社會上繼續隨意活動，例如出入指定處所， 將大大增加在同一個處所內其他人受到傳染的風險。
試想一下，現時去老人院探視，需要有疫苗護照或者「免針紙」， 當一個持有假「免針紙」的人進入老人院舍， 而院內的老人家是高危人群， 他們為什麼要蒙受受到病毒感染的風險呢？萬一因為一個持有假「 免針紙」的人在老人院內播疫，導致院內老人發病和死亡， 誰又要為這悲慘負責呢？一種行為不會帶來重大危機， 不等如對個 別人沒有風險。
施政、執法是在要不同的權益當中作出平衡，當我們要照顧這2萬個 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群權利的同時， 是否也同樣要照顧在指定處所內其他人要保障其生命的權利？
第三，保護假「免針紙」的持有人。法例要求進入指定處所的人， 先要完成接種兩劑疫苗，背後有清晰的科學理據。 無論是除口罩吃喝的酒樓食客或者是住在老人院的老人， 都很容易被感染。而持有假「免針紙」、沒有接種疫苗者本身， 是特別容易被感染的人群，假設他們持假「免針紙」進入酒吧， 而酒吧內的人不戴口罩四處走動， 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就很容易被感染。反而，廢除了他持有的假「 免針紙」的效用，才是保護這些人的較好做法。
第四，維護制度的效用。目前香港的兩針接種率能夠超過九成，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正正是政府利用「安心出行」變成疫苗護照， 規定市民要有打了兩針之後，才能進入指定處所， 客觀上是逼令市民打針，所以才得以達到這樣高的疫苗接種率。 我們也不知道會否有新的變種病毒出現，出現新一波的大流行， 政府要利用安心出行，叫市民接種第四針甚至第五針。
維持這個制度的有效性，是防止疫情傳播的關鍵手段。 如果政府很放心地認為香港的疫苗屏障已經足夠， 亦有信心未來的新冠變種病毒的殺傷力會很小，就應該取消「 安心出行」整個安排。在制度改變之前，就要防止市民繞過它。
世界並不完美，政府每個決策都會影響到不同的群體， 而不同的群體的利益，很多時都有衝突，政府就要從中作出平衡。 由於防疫工作人命攸關，政府從嚴處理，有其合理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