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早前決定不承認被捕的7個西醫所發出的有問題的兩萬多張「免針紙」，並予以一定的寬限期，讓持有該等「免針紙」的人士，再徵詢其他政府或私人醫生是否有合理理由可獲「免針紙」。
其後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局長是否有權不承認那兩萬多張「免針紙」的權力。法庭亦發出臨時禁制令，令「免針紙」暫不失效，法官高浩文(10月21日)頒下判辭，指政府無權廢除涉案免針紙，裁定郭卓堅勝訴，並推翻政府原有決定，判決令2萬「免針紙」將繼續有效。
事件涉及的法律爭拗在於郭卓堅入禀指，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沒有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但政府認為，相關規例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廣泛權力應對公共衛生的緊急情況，從而可以理解政府有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高院最後判政府敗訴，政府可以有3種方式回應：
1. 決定放棄，任由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人士繼續使用這些「免針紙」；
2. 就高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3. 緊急立法，賦予醫務衛生局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如果政府選擇不作為，首先風險在於這2萬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士當中，可能絕大部分並無獲取「免針紙」的合理理由，但他們卻可以不接種疫苗進出指定的公共場所，這個制度漏洞導致有2萬幾人既讓自己暴露在感染風險當中，亦加大他們把病毒帶入受管制的處所，例如老人院或食肆的風險。
其次是暴露了制度的漏洞。政府防控疫情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法庭窄義理解相關規例的內容，造成制度漏洞，亦鼓勵方方面面的人去挑戰或者不遵守相關的規定。
若政府選擇上訴，似乎不是一個很好地即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上訴需時，而這2萬幾個持有問題「免針紙」的人，期間可以在受限制的處所自由進出，對公共衛生會構成實質風險。由於法庭已禁制了政府臨時運用權力限制問題免針紙，不能夠假設政府提出上訴，就能夠以再獲取臨時禁制這2萬張問題「免針紙」的權力。
最佳的方案還是緊急立法。一般人以為，要立法就要去立法會，其實並非如此。若政制訂正式的法例，就需要經過立法會的通過，經過頗為複雜的程序。立法會先設立法案委員會去審議，再由大會辯論之後投票表決。
而另一種法例是規則，例如第599L就是一種規則，規則也是法例，但只需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可以通過生效。各種各樣的規則理論上都要再經立法會形式上通過一下，而在一般情況下，立法會不會再討論這些規則，只會將一籃子的規則通過。所以，較現實的做法是修改599L，可以快速堵塞漏洞。
有人會問，法庭既然已有判決，政府再立法，是否在挑戰法庭的決定？
從大原則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司法覆核是法庭可以審核政府的決策，有否違反「自然公義」（Natural justice）原則，如果法庭認定法律無賦予政府有某種權力，而政府卻行使該權力，就是違反自然公義。
而政府的回應方式，是透過合法渠道修改法律，令政府的行動有清晰的法律依據，只要不溯及既往，仍然無損法治。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599L，賦予政府有權廢除有問題的「免針紙」，做法完全合法合理。
司法機構沒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也沒有挑戰政府和立法會訂立法律的權力，只能夠按法律審視政府有沒有權力進行相關的決定。所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修訂相關規則，可以堵塞相關漏洞，又符合法治的回應方式。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