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澳視角，解讀南沙粵港合作（二）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黃曉琳，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合作模式新探索—「諮委會」

一、 聚焦「共贏」的目標理念。

粵港之間的合作關係，已由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接受香港經貿輻射，變爲粵港在不同產業上各有優勢、分工互補、協同發展，將整體綜合優勢，提升為國家的優勢。

「諮委會」在成立之初，就非常明確透過這個平台開展的粵港合作，應是「+」的思維，即創造增量，而非「-」轉移存量。

對於廣東方面，這意味著新格局之下的粵港合作，是要從過往「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制度/規則/標準」，學習香港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

對於香港方面，則要從過往「拓展市場和空間」或「轉移/淘汰厭惡型設施」，轉變為將香港的優勢，結合廣東的條件，共同變為國家的優勢。

這目標理念是貫穿「諮委會」工作的始終，在圍繞各個專項工作組，共同形成符合粵港實際情況、有較強操作性的建議時，始終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以「培育新優勢、發展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為標準。

下文會透過幾個合作實踐案例，闡述如何充分利用「諮委會」的有利條件，達致共贏。

二、從事務性、禮節性的往來，逐漸深入到充分溝通。

粵港澳合作由來已久，在中央-地方領導小組模式下，已透過政府層面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定期互碰。

香港特區政府在廣東設置了辦事處(駐粵辦)，法定機構(貿發局、生產力促進局等)也先後進駐。

但港方常駐內地代表仍屬少數，且由於代表機構服務範圍過於廣泛，以駐粵辦為例，涵蓋五個省區(廣東、福建、廣西、海南及雲南)的聯繫和溝通。

廣東省除廣深兩地，其餘各個地級市及轄下的區，較少機會與香港政府部門人士、具公信力的機構代表恆常溝通。

兩地溝通依賴民間人士的自發性往來，較為鬆散，容易陷入項目導向、機構導向、企業導向。

隨著粵港合作的深入推進，兩地迫切需要經常性、更直接的交流機制。

「諮委會」機制的突破性和創新性也正在於此。

溝通廣度層面，需要從傳統的經貿合作，拓展到涵括經濟、社會、民生等综合性、全方位的合作。

基於此，「諮委會」下設土地規劃、政策研究與推動、金融合作、青年創業就業、商貿合作、專業服務、資訊科技和資訊聯通、科技創新、宣傳與媒體傳播、教育、文化旅遊等專項工作組。

以小切口著手，在合作中學習，在合作中完善，透過新規則新機制，來解決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順暢問題。

考慮到面向香港的不同社群，「諮委會」既涵蓋了80年代初就投身到廣東改革開放的資深一代，也有多名35歲以下的年青一代。

溝通深度層面，需要從事務性、禮節性的往來，逐漸深入到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彼此充分的溝通，將需求、想法、顧慮都講出來，繼而開展大膽的創新和不斷的探索。

「諮委會」成立一週年以來，正值全球疫情最艱難時刻，各專家顧問，數十次往返兩地召開大會。

餘下時候，兩地的工作專項組以高密度的線上溝通，將大會決議事項，不斷推進落實。

諮委會不僅為廣州、為南沙提供諮詢服務，同時也把廣東、廣州、南沙最新的發展和政策回饋給香港，起到雙向溝通的作用。

三、適應港情，充分發揮民間和社會的力量。

香港過往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在這之間，香港其實還有一個相當活躍的「大社會」。

香港的民間社會富有活力，一些歷史悠久的組織隨著社會變遷而不斷轉型，由最基本的代表所在界別向香港政府爭取權益，到專業資質的核批權，與政府一起，攜手解決各項經濟民生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慶祝大會講話中，提到「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充份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粵港合作和大灣區建設，也應如此。

過往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仍是以政府推動為主，民間力量還未被充分激發和調動起來。

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很重要，但業界瞭解市場需求，是推動合作的主體力量。

「諮委會」的G-B機制，正是基於此考慮而設計，搭建了覆蓋政府、社會、業界層面的架構和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B並非直接對企業，而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商會、專業團體、研究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包括香港五大商會和包攬10個專業團體的專業聯盟。

既能發揮業界的敏銳度和積極性，透過行業調研，及時向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反映問題；又避免了單一企業純盈利的局限性，顧及了粵港兩地社會的整體利益。

透過香港團體的群聚效應，可促進大範圍、多功能、恒常務實的粵港之間的調查研究、雙向解說、交流合作。

 

四、人心相通是粵港合作的關鍵。

「諮委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中，見證了「上下同欲者勝」

香港和廣東、廣州、南沙的領導層敢於決策、敢於拍板，工作層面的同事將工作不斷細化、落實執行。

與此同時，「前線+後方」的作用同樣明顯。

 港方同事於2021年派駐到廣州南沙，進駐到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服務中心，在第一線擔當「開荒牛」工作，與在香港大後方的同事緊密配合，共同協作，增加粵港兩地彼此互信、做好實事求是的說明和解釋、整合更多資源促進兩地合作。

2022年7月，廣州南沙學習借鑒上述模式，在香港設立服務中心，並派工作人員到香港，高效開展服務對接等工作。

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渠道，将聯動香港各界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高效務實解決粵港兩地合作訴求，将粵港合作的有關工作落實落細。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上周，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篇幅較長，既有推動這個城市面向國際的宏偉構想，也有對劏房設定8平方米的最低標準。

其中有不少新亮點，包括：打造香港成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設海運港口發展局推動高增值海運，設百億基金推動創科產業等。

大家最期望“改革”，都想從中尋找各自想像的“改革”藍圖。

我仔細閱讀了全文，的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想法，但不少仍屬於“改變”的措施。

無論如何，“變”總比不變要進步。

“改革”一詞，對於內地人耳熟能詳；對於凡事講法的香港，的確需要仔細斟詳。

日前，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變”的說法，有更具體的表述，即“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換言之，要改革，先厘清有哪些需要改，要精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評估，改革會帶來哪些影響，以科學、穩步、有序地推進；要擔當，面對當前存在的阻力，主動地推動社會踏上改革之路。

改革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創科必定扮演著重要角色。

施政報告在創科方向著墨不少，已宣佈以100億元設立“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以公幣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新興及未來產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指，相關政策屬“重大思路變化”。

或許這也是政府決心“改革”的一個標誌，目的是吸引更多社會資本與政府一同投資“具戰略意義的策略發展產業”，期望透過母基金未來5至10年內“彙聚過千億元資金”，投入香港創科產業。

香港的幾所大學在世界排名較前，科研力量雄厚，但長期擱置於金字塔中，未有釋放這股科研能量轉化為先進產業，面對香港未來5至10年的經濟轉型關鍵期，政府將“資金”用於在未來的產業發展上，發揮“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關鍵作用十分重要。

當然，政府反復強調，這只是一隻母基金，創科過程不能單靠政府投入，未來會按不同產業板塊設若幹個子基金，並要吸引市場上的專業投資經紀人參與子基金運作，再透過他們運作及籌措資金，包括投資具體項目，將“杠杆效應”進一步放大。

設立“引導基金”，內地、新加坡、美國及瑞士等地已有先例。

據政府掌握，截至去年內地共有2086個政府引導基金，初期引導資金規模為12.19億元人民幣，政府樂觀預計可“撬動”數十倍市場資金。

若這一案例在香港複製成功，將可為創科注入新動力。

搞創科，資金固然重要，但人才是成功的關鍵。

施政報告稱，要讓頂尖人才來港，關鍵在香港要提供舞臺讓他們充分發揮。

相關局長表示，政府正建立生命健康研發院，各校正準備計畫書，其中重要指標為是否吸引到世界頂尖人才。

創科局亦將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設“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畫”，冀助大學在全球招收最好的人才。
這份決心，是令人鼓舞的。

資金、人才想通了，下一步就是創科平台。

特首李家超用了不少篇幅，就如何規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深圳河兩岸兩個科技園區的協同發展提出不少落實措施。

按照港深兩地政府的規劃，未來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占地87.7公頃，分兩期發展，將專注發展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新能源、新材料、微電子及機械人。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與深圳必然有差異，這種差異對於兩個園區內的公司及研究機構會構成何種約束及障礙，特區政府與內地正商討創新邊境管理方式。

據聞，或會採取“白名單制”，容許兩個科技園區的特定工作人員經登記後，即可透過人面識別或電子卡等方式，自由進出兩個科技園區。

除了人員流動，也將與內地加快採取措施拆牆鬆綁，促進物資、資金及資訊過河流通。如何儘快可以起動，仍需要兩地政府加把勁。

李家超和他的管治團隊對振興經濟、推動創科、改善民生的決心及努力，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金融科技和航空樞紐展現的規劃等，市民是肯定的。

在治理層面，政府又成立若干跨部門工作小組，雖有點架床疊屋的官僚做法，可能因為改革之路不易行，需要集中力量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效率如何？政府需要不斷檢討。

不可否認，施政報告除了立志要加快香港以創科帶動經濟轉型的決心，我們也看到政府著眼解決長期困擾市民的住房問題，兼顧了各方利益和需求，四平八穩。

下一步，需要的是政府精准佈局，確保提出的措施可行、可見成效、可惠及市民福祉。

這才是從“改變”到“改革”，再由“改革”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改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