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關了，兔年將跑出GDP新高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今天（6日）開始，港澳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這一消息持續在手機刷屏。

通關，不但意味著兩地人員可以久別重逢，也意味著經濟可以湧動起來，正如春假時的經濟活力，猶如綻放的煙花一樣燦爛喜人。

疫情經歷三年，雖然仍未結束，逐步通關已經讓社會重拾信心。

但經濟要完全恢復，尚需要時間，不少企業債務高企、人員流失、供應不暢等因素，導致大家喘息不定。

再過半個多月，香港就要公佈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香港長期對GDP（國家或地區生產總值）是預測，而不是落實的經濟指標，往往在公佈季度資料時，事前將GDP調高或調低。

如果以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施政理念“以結果為目標”，那麼新一屆政府的預算案，不應回避設定新一年度的GDP目標。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是唯GDP論，畢竟GDP是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確定了指標才能在編制中，可統籌投放資源和引導經濟活動。

目標，是奮鬥的動力。

以廣東省為例，隨著經濟逐漸復蘇，各地又開始GDP的比拼。

按照各地區的自報，東莞、佛山、珠海、中山、汕頭、潮州、湛江、茂名、韶關、河源、梅州、清遠、陽江等地提出全年GDP增長6%的目標；惠州、汕尾、雲浮、江門更承諾要力爭7%；只有肇慶、揭陽較為“保守”，提出5.5%目標。

最後由廣東省政府拍板，今年廣東全省要實現GDP增長5%，並圍繞這一目標，要求加強經濟運行監測調度和穩增長政策統籌，協調有關部門落實社消零、進出口、投資等支撐指標。

客觀而言，近三年不少發達地區經濟是低增長甚至是負增長，儘管如此，相對於國外其他發達國家是高的，起碼維持了社會穩定的基本盤，這是來之不易的。

近期大家都在討論，今年內地的GDP定多高合適？

我認為有幾點因素要考慮：

一是確定相對高一點的指標，有利於力促經濟增長重回合理區間。

什麼是合理區間？2019年我國經濟增長6%，2022年原定是5.5%，但受疫情影響實現不了。

以過往的資料衡量下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應在5%-6%。

從當前看，目前的防疫措施已經優化，明年的經濟活動將逐步回歸正常，這是經濟回到正常狀態的必要條件。

但是，疫情三年來，對經濟衝擊不小、傷害不小，疫情結束不意味著經濟自然而然就恢復常態，需要力度較大的政策措施來修復受傷的經濟肌體。

而信心不足則是行動的大敵。

除了疫情帶來的信心不足外，民企、外企、居民等主體，都存在信心不足問題，不少投資人甚至“躺平”。

最近中央連續幾次召開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一系列有力度的政策措施。比如，
• 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 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 支持平臺企業大顯身手，對過度壓制的行為予以糾正；
• 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
• 特別是近期打開國門，取消疫情隔離措施，方便境外人士回流等等，
這些都十分有利於重塑市場信心，讓明年經濟增長重回合理區間。

二是確定高一點的目標。

這是實現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必然需要，也是衡量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去年我國人均GDP是1.2萬美元，今後13年如果年均增長5%，2035年我國人均GDP將達到2.4萬美元左右，加上價格和匯率因素後，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然而，經濟增速不會一承不變，隨著GDP基數增大會有遞減，因此應爭取前期高於5%。

如果持續低處徘徊在近三年的增長4.5%左右，將不能滿足於實現2035年的目標要求。

總之，包括今年在內的未來五年，必須要跳一跳、夠一夠，力爭這幾年要高出一定的幅度，才能在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方面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三是促進消費是關鍵點。

疫情三年，受影響最大的是居民消費。

今年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降至-11.1%，之後逐步恢復至8月的5.4%，9、10月再呈下降趨勢，11月降至-5.9%。

從包括居民服務消費在內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看，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只有1.5%。

11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金額分別降至-22.3%和-26.6%，若加上居民住房消費的大幅萎縮，居民總消費已大幅萎縮。

對此，中央一再強調，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將以擴大投資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轉變為以擴大居民消費為主，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的財稅政策，使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增長，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這裡我特別要提及一項新政策。

國家發改委要求“凡以工代賑專案，應按照能用人工儘量不用機械、能組織當地群眾務工儘量不用專業施工隊伍”。

有人覺得不好理解，但反映了中央部門在推進高品質發展中，也要兼顧相當大的低收入基層就業面，創造條件讓他們獲得勞務報酬。

只有就業、增收、消費三者迴圈起來，對於提拉經濟增長是簡單而有效的辦法。

我認為，從經濟發展需要和現實情況看，GDP增長應不低於5.5%，甚至應力爭6%，讓我們的經濟“兔”飛猛進、前“兔”似錦！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李達詩，資深政經評論人。

中國財長藍佛安部長稱，2023年末我國隱性債務規模為14.3萬億元，經過一次性增加債務限額6萬億、未來五年每年安排新增專項債8000億元合計10萬億，疊加2029年及以後年度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2萬億元自然到期，不再在2028年前清零償還。

10萬億資金投入與2萬億債務自然到期，從而化解12萬億隱性債務。

今次安排顯著降低近年地方需要消化的隱性債務規模，讓地方卸下包袱，輕裝上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但近年來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越來越大，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大大削弱，也成為這幾年拖累提振經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少內外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對中國經濟較為悲觀，有人還借機大唱“崩潰論”。

到底地方債務是否無解？

最近見到一位高人，他很樂觀地表示，中央發中長期債，以“拖”字訣將完美解決地方債務。

債務置換的本質，就是以時間換空間，即由剩餘期限較短的高息債務，轉化為剩餘期限較長的低息債務。

他分析，在討論地方債務時，要先搞清楚，這些債務是因為敗家仔吃喝賭嫖、揮霍家產搞出的，還是勤力仔一心要改變家境，省吃儉用修路起樓，讓家人的日子過得更好？

如果是前者，當然無藥可救，搞得不好會把祖上的產業一鋪清；如果是後者，就要想辦法幫拉扶持，讓他們擺脫困境。

高人還說，地方政府過去做了很多事情，欠了很多債務，現在已經沒有能力去還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還有能力來搞新的建設？

國家出臺再多政策，地方政府也是無能為力。

因此，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過重問題是當務之急。只有解決了債務問題，地方政府才有能力、信心和決心推動本地經濟發展。

地方債務有不同的情境，有個別地方官好大喜功，過度消費未來錢；有些官員更是為了追求個人政績，不斷搞脫離當地實際情況的高大上建設，以至無法還貸。

但冷靜分析，更多的債務是投資在基礎建設上，這些項目既有償還過去因貧困而欠下的公共建設，極大改善貧困地區的生活和發展。

現在每到長假期，許多城市人都湧向各地旅遊，看到的是路達鄉村、橋跨大海，高鐵遍佈，星辰大海，中國被稱為“基建狂魔”絕不是虛名。

這些基本建設是將過去欠的、現在用的、未來所需都完成了，只是過度借貸而形成了地方債務。

總體來看，大量這類資產是優良的、可持續的、為社會所需的，而不是低劣、要淘汰的資產。

因此，新一輪大規模債務置換，拉長地方債務週期、降低債務付息壓力，讓地方政府從化債化險，轉移到發展經濟和提供公共服務上來，從應急狀態回歸常態謀發展。

當地方財政壓力減輕了，才能騰出更多資源，清理拖欠企業的帳款，以及推出更多惠民措施，從而間接帶動企業投資及居民消費。

中央這次出手放大招，是跳出了過去的化債思路，即，從“化債中發展”轉向“發展中化債”，也就是過去重點是強調防風險為主，現在面對現實轉而將穩增長與防風險作出平衡。

重大思路的調整意味著下階段將穩增長和發展置於更高的地位，財政政策支持高品質發展的力度，以及逆週期調節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

目前各方已達成較大共識，就是經濟下行期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貨幣政策主要起配合的作用。

當然，具體力度需要考慮到未來不確定性、外部衝擊（特朗普加征關稅、科技打壓及減稅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和財政可持續性等。

中央財經部門主責人多次強調，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將之視為“鐵的紀律”，突顯中央決心嚴控地方債務風險，不再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禍患。

事實上，人大今次決定，對於長遠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可說非常重要。

財長藍佛安便形容，這是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頭戲。

由此可見，中央處置經濟出現困境的辦法更趨靈活和主動性，特別是化債工作思路的根本轉變，由過去應急處置，轉為主動化解，財政措施謀定後動，這樣可更有餘地應對國際複雜多變的經濟大環境。

尤其是特朗普上臺，經濟變數多挑戰，美息走勢添變數，同時貿易戰風險也在增加，優先處理地方債務問題，確是一個上策。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