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一棵老樹，表面枝繁業茂，但如果它生長的整個水文地理環境不佳，甚至還有些毒，它就會一點點地枯掉。香港的士行業，恐怕就是這種狀況。
最近長實賣油塘新盤平了一點點，比同區市價低一成多，就已經成為報紙地產版頭條了。你不去看看的士牌價，它一早跌成大熊市了。
的士牌價跌過不停。據香港的士交易所最新數據顯示，市區的士牌價最新報370萬，但一個月前還是411萬，單月跌10%。而一年前牌價是462萬，一年跌20%，顯示的士牌價最近由慢跌轉入急跌。而市區的士牌價高位是2015年5月的723萬，如今距高位已跌了49%，按下跌20%技術上進入熊市計，早在2018年中，的士牌已跌入熊市，如今已進入深度熊市了。
過去10年香港的士牌價跌過不停。香港的士交易所圖片
當年的士牌炒高，和經濟暢旺和大量旅客湧入有關，亦和利息低企更有關。2013年至2015年是本地銀行同業拆息過去10年的低潮期，借錢易利息平，的士牌好好炒。
的士牌價暴跌有眾多因素。1. 利息高升。一個月銀行同業拆息由2015年的0.3厘升到如今的5.36厘，利息高資產價跌。2. 生意下降。Uber加入競爭分薄生意，經濟復甦未如理想，富貴遊客未見湧現，港人又多外遊，令的士業收益下跌。3. 司機短缺。如今行行都缺人，入行做的士司機的人數大減，停車場停泊了大量的士，吉車處處，許多空置的士無法營業。車主找不到司機開車，的士的收入歸零，還要供車，這對牌價的影響也很大。
過去18年香港多種利率走勢圖。金管局圖片
的士業界叫政府打擊Uber和讓的士加價。其實如果的士行業沒有變革，容許的士不斷加價，只是讓他們飲鴆止渴。
的士行業真正的問題是老化。車主老、司機老、車老，令的士越來越缺乏競爭力。超老司機意外多，的士保險費飆升，由以前每年3萬多元增加至每年5萬多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的士業有無反思為何沒有人入行? 揸的士本來自由自在，有它的吸引力。但如今年青人入行，要揸20年車齡的大皇冠，還要捱貴貴的車租。想揸車可以攞2萬幾做首期，借錢買部20幾萬電動車揸Uber，車又靚，自己又可以決定幾時揸、幾時抖，不用交更，幾好。
你叫政府打壓Uber，那些司機也不會回來揸的士，只會轉去做導遊。你想輸入外勞揸的士，政府諗起80年代的士暴動，點敢得罪司機？
聞說有一間中資大財團，見的士牌價跌到這樣，想入場掃牌以新方法經營。但睇完數後都棄權，話這行業是一個死結，無得搞。
這個死結還有更深的一重。
在牌價急升的時代，5個牌可以變10個牌，50個牌可變100個牌。車主在300萬時買入的牌，升到700萬，加按借多200萬又可以揸多個牌。人人都可以做的士大王，揸到上百個牌的車主也不少，風光時控制7億資產。但如今的士牌比高峰跌近50%，高位加注變成負資產20%，手握100牌若借到盡，補按金都要1億幾，銀行一收債就爆煲。
香港的士行業是一棵老樹，不想改，不會變。利息急升只是落入泥土中的一點山埃，老樹只是借勢枯萎，畢竟它太老太頑固了，即使沒有山埃，也很難救。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