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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為」與「不為」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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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為」與「不為」

2024年06月27日 19:22 最後更新:19:50

七一快到,新一屆特區政府步入上任兩周年。這屆政府總體來說,給人「做到嘢」的感覺。

政府工作不易為。本屆政府在上任之初,正值回歸25周年,香港的確是一個爛攤子,2019年暴動的舊傷未癒,雖然已經訂立了《香港國安法》和初步完善了政制,但是整個社會仍然有一種尚未從政治廢墟中爬出來的感覺,將來如何,結局怎樣,大家都心中無底。

作為政府,在重大問題上選擇「為」與「不為」,是對決策能力的重大考驗,這屆政府做對了幾個重要的抉擇。

第一,就23條立法。自回歸以來,23條立法拖了27年,終於在本屆政府內完成。特首李家超本年的行政長官表揚榜,特別嘉許由律政司、保安局和香港警務處組成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專責小組。聞說特首本來考慮表揚多個公務員團隊,但最後決定今年只是嘉許一個團隊,是想突出他們的成就。特區政府面對西方強大的壓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快速進行23條立法,對方還未回過神來,立法已經結束,當中涉及事前大量的準備功夫,以及當中的高效執行,既要應對西方的攻擊,又要向公眾解說,再加上要完善地進行法律審議程序,真是一步都不容出錯,最後完美完成,是本屆政府的一個重大成果。

第二,暫緩垃圾徵費。政府要放棄一個政策,絕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垃圾徵費在上一屆政府拍板,而且已經完成法律,認定今屆政府需要執行。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就發現不少漏洞,表面看來是公關及公眾教育問題,背後是整個垃圾回收、再造機制並未妥善確立,如果勉強推行,就會出現成功徵費欠缺回收的狀況,違反政策初心。再加上預備推行垃圾徵費計劃時,市民怨聲載道,正如我過去多次提過,在食肆內只聽到人罵垃圾徵費,卻沒有聽到有人說23條。不過要叫停這條立法,就要面對環保分子的壓力。

聞說當時有外國領館官員亦在研究香港垃圾徵費,會否引發大規模巿民抗議。此政策成為特區政府一個顛覆性危機,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波瀾,不能小覷。最後政府果斷決策,暫緩執行,獲得市民好評。

第三,樓市全面撤辣。受環球經濟疲弱和高息影響,本地的投資市場亦都相當萎靡,早年因為樓價急升而訂立的種種辣招,看起來已經不合時宜。不過如果政府全面撤銷辣招,又恐防會激發樓價掉頭向上,觸發想買樓人士的不滿,所以政府對如何撤辣,亦都有點躊躇。決策的背後涉及一個判斷,就是全面撤辣之後,樓市會否快速向上。而另一個政策選擇,就是部分撤辣,這是最容易的決策,當舉棋不定的時候,就只做一半,表面看來一定不錯,因為無論從左還是右迎來攻擊,都有轉圜餘地,但壞處是政策效果亦同時折半。

最後政府決定全面撤辣,結果亦一如所料,樓市只是旺了兩三個月就沉寂下來。由於美國減息進度不似預期,樓市仍然疲軟,所以政府撤辣並無負面效果,但就可以封了發展商之口,以免他們將樓市的問題歸咎於政府。

第四,力推房屋措施。房屋問題是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300萬住在公屋的居民享受到最好的福利,但輪候公屋的居民要等5.7年,他們都是在等候公營房屋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上不到樓要租私樓,甚至蝸居劏房,生活艱難。香港土地奇缺,特區政府雖然想大力加快造地過程,但都不是一時三刻能做得到,所以本屆政府就從多個角度落藥,包括大力收回被濫用的公屋單位,進一步推動過渡性房屋,覓地興建簡約公屋等。這些政策每一項看起來都不是驚天動地,但「山大斬埋有柴」,可以解決數以萬計輪候上樓居民的問題。

猶記得簡約公屋政策推出之初,惹來成本價貴等批評,但是政府在盡量收縮成本之餘,亦堅持繼續做下去,就是抱住「有做好過無做」的態度,著實去解決輪候公屋居民的問題。現在已初步收到成效,第一期在元朗及牛頭角4400伙簡約公屋單位正在推出,這就具體解決了4400個家庭的住屋問題。

總的來說,本屆政府在「為」與「不為」的決策當中,做了艱難而正確的決定,而且作出選擇後,就會用雷霆萬軍的力度去執行,的確能夠解決到市民的問題。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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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過去 皆為序章        

2024年06月28日 18:30 最後更新:19:19

香港回歸27年,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談到香港浴火重生,他指香港最大變化是,由受外人凌辱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央的掌上明珠。香港亦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

鄭主任幾句總結,令人感受殊深。香港遭受英國殖民統治的百年恥辱,一朝昭雪。但英國人不懷善心,不願見到香港回歸祖國,港人治港成功,就在移交治權前的十多年,急急開放政制,在港引入對抗式民主,把香港這列回歸快車,引向出軌之路。誓要把香港由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發展,就可以看到香港曾經出軌之路。過去香港人均產值長期高於新加坡。不過,兩地的人均GDP從2003年開始分道揚鑣,那一年香港對抗式政治初露頭角,反對派搞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香港的人均GDP也在那一年開始被新加坡超越,獅城從此一騎絕塵。到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84714美元,香港是50030美元,兩者差距巨大。

去年5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指雙城之爭新加坡贏了香港,除了列舉兩地的GDP數字,更加將話題扯到香港的《國安法》上。《經濟學人》將香港的經濟問題歸咎為政治不夠民主,其實新加坡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嚴苛,文中的評論充滿了西方的偏見。現實剛好和《經濟學人》的分析相反,回歸頭25年,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政治過度民主,或者嚴謹點說,是走上了對抗式民主的歪路,令香港從一個經濟城市,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結果GDP被新加坡拋離。

香港對抗式政治的毒素,從方方面面沁透出來。

第一,耗盡政府的精力。或許《經濟學人》當日有一點是說得對,是指香港和新加坡兩地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治理」,報道引述學者指,治理的定義為「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特區政府在回歸頭25年,逐步失去在經濟方面預測、規劃和為未來做準備的能力,因為首先政府的關注點是在政治而非經濟 ,其次即使政府還有一點餘力去搞經濟,亦都是被反對派打壓得體無完膚,談何規劃能力。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反對派天天喊著要官員下台,官員最佳的回應方式有兩種,一是投降,完全向對方的價值趨同,二是龜縮,基本是不幹事不作為。這兩種反應都嚴重影響了 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香港經濟大多數是放任式的發展,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城市衍生出來的劣質管治現實。

第二,反對派直接干政。反對派為了達到上台執政的目標,採取極端的干政手法,其中最突出的行為是在立法會拉布。一開始的時候仍然有泛民的議員覺得這樣阻礙政府的運作,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激進的對抗式政治出現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愈激進愈有市場,首先是泛民當道,接著就是出現激進的長毛和黃毓民,再接著就是更加激進的港獨小將。傳統泛民為了保住選票,亦都要向激進政治靠攏。結果立法會就由小吵小鬧,變成財委會全面拉布。政府連工程款都支出不,因為拖數而要打電話向工程顧問公司道歉。正常一年1000億的財委會撥款,結果到後期只撥出了100億左右,撥款機制失靈,就好像人的血管阻塞一樣,隨時中風,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第三,地產愈搞愈貴。在香港政治全面激進化的同時,既得利益集團都看到政治空檔,暗中大量支持反對派,結果就出現一些環保政客,口說得漂亮,實際上是反對填海和任何開發土地的方案,令香港的土地和房屋供應大減,樓價飛速上漲。大家齊來分食地產泡沫的大餅,香港開始竭澤而漁。

結果2019年來一個總爆發,阿爺出手,一下子就是將香港這列脫軌火車,重新拉回協商式民主的軌道上。

正如鄭主任所言,香港變為由港人當家作主,實現優質民主,長治久安可感可期,雖然有一些外人對此大為不爽,出言不遜,但他們唯恐香港不亂的陰謀不可能得逞。

新一屆政府感覺煥然一新,務實高效,帶領香港從新變作經濟城市,未來發展可期。新加坡有先發之優勢,香港有背靠祖國這個龐大經濟火車頭之利,在迎接回歸27周年之際,中央再宣布惠港政策,內地居民旅客自香港進境內地攜帶行李物品的免稅額度,由現時人民幣5,000元,大幅提升一倍多至人民幣12,000元,同時保留在進境口岸免稅店額外購買人民幣3,000元免稅商品政策,即額度合計人民幣15,000元,有助提升香港作為旅遊首選目的地的地位。所以說,在這場發展經濟的長途賽中,鹿死誰手,未可逆料。

正如莎士比亞筆下《暴風雨》的名句:「凡是過去,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在國家扶持下,香港的新一頁,才剛剛打開呢。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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